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引入“治理均衡器”和“电路图”的具象化协同机制设计

研究目的:本文引入“治理均衡器”和“电路图”对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进行具象化分析,探讨规划和市场的互动机理,构建两者互动的协同机制,以便更好地发挥有为规划和有效市场的作用。研究方法:文献研究和电路分析。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规划对土地要素市场的供给、需求和价格变动发挥调控和引导作用,而土地要素市场对国土空间规划具有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2)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非均衡风险主要包括规划缺位或刚性过强导致的“断路”、市场失灵导致的“短路”和规划市场供需错位导致的“内耗”;(3)参考滑动变阻器、二极管、电磁继电器、选择开关等治理均衡器元器件,可以针对性设计出“刚性底线+弹性空间”、“规制调控+规范引导”和“规划均衡+市场决定”等治理协同机制。研究结论:通过引入“治理均衡器”和“电路图”分析框架,能够具象化地展现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互动机理和非均衡风险,进而通过“治理均衡器”元器件的选择,为不同情景下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统筹协同提供政策工具和治理手段,为协调两大改革的良性互动和整体推进提供参考和建议。

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治理何以可能——基于中国特色“高校对口支援”治理实践的分析

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治理是世界各国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实践难题,中国特色“高校对口支援”治理实践成为破解这一难题和缓解高等教育规模治理负荷的创新举措。基于治理理论从权力结构、投入产出、管理监督三个维度分析,“高校对口支援”实施呈现出政府拥有正式权威与高校掌握实际控制权并存、高校多渠道资源筹措与多元化成果分享结合、结果导向型监督与人格化担责挂钩的“行政发包制”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高校对口支援”形成了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压力共解、发展共创、权责共担的“生态化共治”多重机制,能够有效克服治理过程中的实施负荷、激励困境与避责行为,超越传统行政科层式治理或纯粹依靠市场机制治理的弊端。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高校对口支援”需要应对制度缺陷与实践阻碍,继续厘清主体权责边界、持续引入多种社会力量、合理优化监督评估体系,持续提升治理效能,推动中国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和高等教育均衡可持续发展。

非均衡治理理论视角下改革失败的实例与防范策略

改革失败有其深刻内涵、诸多特征及明显危害,其根本成因是:改革过程中未能切实借助非均衡手段打破“低水平锁定”状态。具体成因有:事物的形式与实质截然不同;受“治理惯性”影响的“旧人”实施改革举措;并未真正做到因需制宜。防范改革失败的根本策略是:促使多元治理主体在改革过程中基于“执政党/领导者—政府—市场—社会”金字塔型治理结构有效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因需制宜地实施变革,基于非均衡手段有效打破“低水平锁定”状态。微观策略是在改革过程中:实现事物的形式与实质相同;切实破旧立新,有效打破“低水平锁定”;实现因需制宜。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空间均衡性分析

黄河流域具有多类别的泥沙来源区,水沙异源特性突出,研究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空间均衡性,对于优化水土保持空间布局和有效持续减少入黄泥沙极为必要。基于黄河泥沙来源区特征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现状分析,利用统计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空间均衡性的概念、评价原理和评价方法,并对治理现状的均衡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与流域水土流失强度空间分异性相对应、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控制侵蚀产沙强度的治理是空间治理均衡性的基本体现,其治理程度可以利用治理效应定量反映;(2)不同治理程度的减沙作用不同的,通过分析全流域系统内不同分区治理措施减沙作用度的差异,可以判识治理的空间均衡性;(3)治理空间均衡性的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划分评价流域分区、计算水土保持措施减沙作用度和空间治理均衡系数判识弱治理区;(4)目前黄河流域空间治理是不均衡的,兰州—头道拐片区、头道拐—龙门区间陕西北片的水土保持措施减沙作用度、空间治理均衡系数都很低,属于典型的弱治理区。提出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空间均衡性评价方法可定量识别弱治理区,为优化水土保持发展格局提供新的技术方法。

政党统合赋能均衡治理:新型举国体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式路径

尽管新型举国体制业已成为研究显学,但其在国家空间治理场景中的效用仍缺乏学术关注。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助推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形势下践行习近平“区域协调发展辩证法”原创性思想的中国式路径。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特质是党的领导,其在地化运作机制是政党统合。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特质是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其在地化运作机制是均衡治理。赋予均衡治理政治势能、空间动能和行动效能,是政党统合驱动均衡治理的三重理论逻辑。相应地,以党中央权威统领国家空间治理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以跨区域统筹机制总揽“适配互补型”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以及以跨部门协同机制引领合作型集体行动,是政党统合赋能均衡治理的三条实现路径。作为践行区域协调发展辩证法的“政治学之思”,“政党统合赋能均衡治理”微观理论不仅捕捉到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驱动,更发掘出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空间治理效能的中国经验,但其应用力仍需要实证研究检验和支撑。

组织抽调:达成治理均衡的一个策略选择

在特定治理情境下,政府行政能力和治理需求之间存在辖区短期需求过载、辖区长期能力欠缺、层级短期需求过载、层级长期能力欠缺等四种非均衡状态。国家一般采取“横向—支援”“横向—协作”“向上—汲取”“向下—嵌入”等四种抽调干部的形式,将行政系统内的人员和资源进行灵活脱耦与重组,以人员调动撬动治理资源定向汇聚到特定领域。作为一种传统的治国理政智慧结晶,组织抽调巧妙地绕过刚性编制约束,以相对较低的行政成本敏捷达成行政能力和治理需求的动态适配。在实践中,组织抽调包括人员的横向抽调和纵向抽调两个方向,且呈现为外部补充行政能力以及内部强化行政能力两条差异化路径,实现了行政能力与治理需求的适配。

非均衡治理:跨谱系的公共行政理论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创立至今,倡导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理论交替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变更主要归因于“现实需求-理论”须保持一致。构建跨谱系的公共行政理论能够降低主导理论变更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治理效能、助推公共行政理论本土化进程。在探究主流公共行政理论优缺点、总结中外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可以构建一种名为“非均衡治理理论”的跨谱系公共行政理论。非均衡治理理论根源于多学科的诸多理论,其内容分属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其是公共行政领域的总理论,具有良好前景。

四川省数字政府治理的问题与优化途径——基于间断—非均衡治理视角

基于间断—非均衡治理理论分析四川省数字政府治理实践,发现该省在这一领域取得明显成绩但存在非均衡问题,即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建设水平非均衡;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非均衡;多元参与主体之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非均衡程度有待进一步降低。基础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环境性因素是四川省数字政府治理的影响因素。需要从进一步夯实数字政府治理基础、强化数字政府治理的经济条件、有效优化数字政府治理环境方面进行改进。

非均衡治理视角下山东省数字政府建设的不平衡问题探析

运用非均衡治理理论对山东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情况展开分析能够发现:目前已经取得很多成绩,但仍存在省际之间不平衡、重要城市之间不平衡、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平衡、网民与非网民之间不平衡等问题。宏观上来看山东省将进一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进程,在整体上提升数字政府建设水平,逐渐消除不平衡问题。破解不平衡问题的途径主要有:对数字政府建设适度展开政策倾斜;夯实一些重要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基础;加快经济转型速度,助推数字政府建设进程;有效推进网民身份转变。

非均衡治理视角下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问题与路径--以福建省建瓯市为例

运用非均衡治理理论对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情况展开分析能够发现,各地已经在这个领域取得明显成效,但依然面临一些问题:支部战斗力的需求与实际之间明显非均衡;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非均衡程度较高。这些问题主要归因于: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合力需求与现实之间明显非均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发展明显非均衡;农村监管现状与需求明显非均衡。非均衡治理视角下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路径有:培养乡村振兴的“引路人”,降低引路“需求—力量”非均衡程度;坚持精准施策,借助逆向非均衡政策降低非均衡程度;创新村级治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以降低不同主体的非均衡程度。

组织改革“预期—收益—代价”综合平衡问题探析——基于非均衡治理理论

非均衡治理理论与组织改革的综合平衡问题相关度最高,运用这一理论对组织改革展开分析,构建“预期—收益—代价”模型,可以发现:当组织过程中的预期收益及代价与实际收益及代价之间的比值超出适度范围,对组织运行或组织改革形成明显负面影响时,就意味着出现了“预期—收益—代价”综合平衡问题。解决综合平衡问题的途径包括:优化领导者的改革理念,强化组织改革过程中的正确领导;有效整合组织成员的力量;运用先进的技术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中因需制宜地实施烈度适中的非均衡政策;有效优化组织结构助力打破组织中的“低水平锁定”状态;基于“非均衡—均衡”动态有效防范或解决“预期—收益—代价”综合平衡问题。

日本企业竞争优势与新的公司治理均衡

以法人相互持股、主银行制、终身雇佣为支撑的传统公司治理,一直被视为日本企业竞争优势的基本来源。20世纪90年代,经营环境的改变使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进而引发了公司治理改革。目前,改革各方面显示出不同成效,日本企业的公司治理呈现多样化局面,不同公司治理类型间存在互补关系。其中,市场化融资与改进后的终身雇佣制形成了新的均衡,兼具市场竞争和组织协调的双重优势,支持着日本企业培育新的竞争力。

新加坡高等教育治理如何走向现代化——基于“治理均衡器”的理论框架

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新加坡开启以大学自主改革为核心议题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之路。其具体改革举措包括:确立大学公司法人制度;实施弹性拨款机制;引入绩效协议机制;强化质量保障机制等。基于此,新加坡高等教育治理的"均衡器"开始形塑,国家规制、学术自治、管理自治、利益相关者引导、竞争等治理机制之间开始形成彼此界分和动态制衡的互动关系。其中,传统的国家规制开始转型,学术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而管理自治、利益相关者引导以及竞争等治理机制持续强化。新加坡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经验表明,五种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冲突对立关系,而应将其视为既动态制衡又合作互补的关系。任何一种治理机制的过度强化、弱化抑或"异化",均可能对高等教育治理构成结构性的危害。

基于博弈论的均衡股权结构治理模型研究

在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比较高的前提条件下,人们认为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集中股权结构是治理问题存在的根源,建立均衡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本文引入多个大股东均衡治理模型,进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建模和分析,分析的结论是:在目前的公司治理环境、传统文化背景条件下,均衡的股权结构的治理模式未必优于"一股独大"股权结构治理模式。治理结果取决于大股东之间相互博弈过程中的策略选择,而这些股东之间的策略选择与公司治理环境、传统文化、价值观等有关。最后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结论和建议。

均衡性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特定逻辑

"均衡性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运行逻辑及导向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出于保持和维系这一均衡性的考虑,一系列对照于正式制度设置的"准正式"治理机制和工具应运而生,并随之带来了各种衍生性影响。以这一逻辑认识为基础,可以把中国治理实践中分散于不同领域、以不同形式呈现的一系列重要的"悖论式"现象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阐释。

数字时代均衡治理的新需求与新框架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数字化的阶段,各类行为体在面临技术和应用迭代发展的同时,也持续形成了探索均衡治理新模式的深层需求。数字化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以主权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核心利益需求将得到数字化的有力支撑,而个体对隐私的合理关切与有效保障,也将成为规范治理实践的共识性边界。

网络时代下内容产业的均衡治理:基于日本的启示

日本将发展内容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一系列内容产业振兴政策,全面提升国内市场和全力拓展国际市场。日本政府通过加强网络内容规制,有效实现了产业振兴和加强规制的均衡治理。日本所推行的最大限度激发人类的创新能力、最低限度损害网络内容自由的治理理念,以自主规制为主体的内容规制模式,从政府监管到共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对于我国制定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法治视域下的国家均衡治理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在国家法治的前提之下进行。现阶段,国家经济发展成就显著,但这种长期单一的发展方式导致了国家在政府行政、市场调节、社会自治、环境保护等方面问题突出。转型期,迫切需要国家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在合理分权、民主之治、公平正义等法治理念的指导下,改变治理失衡的现状,实现政府行政、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和自然环境的均衡发展,进而实现国家均衡治理。

乡村整体均衡治理理论建构及其实现途径分析——以清远市“农综改”为例

乡村治理中存在的失衡治理和碎片化治理是造成目前农村治理遇阻的主要原因,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并未提出有效解决方案。为此,建构一种新的乡村整体均衡治理理论,该理论需要通过"三种对接"机制即"对接国家""对接市场"和"对接农民"来实现。对清远市农村综合改革个案的考察发现,其通过"三个重心下移"改革实现了让农民"对接国家",通过"三个资源整合"改革实现了让农民"对接市场",通过"产权与治权融合"的改革实现了让农民"对接农民",其改革清晰呈现出一种整体均衡治理模式,初步证实了新理论的有效性,为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

财政创新、区域非均衡治理与中部崛起

"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是处在市场力量日益成熟,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和谐、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的重要时期。政府如何在新形势、新背景下,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下,摆脱对政策"红利"不均衡分配的路径依赖,有效治理区域非均衡,进而推进中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区域非均衡治理的创新离不开财政体制、机制、政策的创新。必须以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充分发挥财政创造经济发展环境、开发人力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运行等方面的职能,释放潜能、整合资源、创造优势、激活全盘,最终实现中部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