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治理挑战与治理型监管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日益展现出通用潜力,其超大规模、超多参数量、超级易扩展性和超级应用场景的技术特性对以算法透明度、算法公平性和算法问责为内核的算法治理体系带来全方位挑战。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主流范式中,欧盟形成了基于风险的治理范式,我国构建了基于主体的治理范式,美国采用了基于应用的治理范式。三种治理范式均形成于传统人工智能的“1.0时代”,与展现通用潜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难以充分适配,并在不同维度凸显治理局限。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范式变革之际,应以监管权的开放协同、监管方式的多元融合、监管措施的兼容一致为特征推动监管范式的全面革新,迈向面向人工智能“2.0时代”的“治理型监管”。

“治理型监管”视角下合规监管人的角色定位

“治理型监管”主张在引入多元监管主体的基础上,构建合作的而非对抗的监管关系,为观察合规监管人的角色定位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根据合规整改的运行进程,合规考察期可以被划分为启动阶段、运行阶段和完成阶段。根据治理型监管的理念,启动阶段的合规监管人应被视为常态化的参与角色;在运行阶段,合规监管人因其专业优势而产生的穿透性影响力,导致其处于实质主导的地位,并与人民检察院的形式主导地位共同构成了合规考察运行阶段的“二元主导模式”;在完成阶段,合规监管人则是企业合规文化培育的指导者,是事后监管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治理型监管”视角下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问题分析

作为基础教育的补充,被称为“影子教育”的校外培训行业近年来蓬勃发展,各类培训机构呈爆发性增长。但与此同时,教育机构管理面临市场失灵和监管失灵的双重困境。传统的主张政府作为唯一监管主体的监管一元论难以有效应对当下的复杂环境,因而需要通过政府、非政府及各类社会主体共享监管权、协同监管来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的法治化监管。一方面,政府作为管理的主体,应完善政策法律的内容与程序规定,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进行系统规划,提高教育机构准入的门槛和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高校、市场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监管,实现以人为本、鼓励创新和包容审慎的协同监管范式。因此,将“治理型监管”的理论融入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法治化机制建设,有助于提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协会、市场主体等多方协同的监管机制,加强过程监管,弥补事后监管的空缺,同时也是对“治理型监管”本土适用性以及话语体系构建的加强。

治理型监管:中国市场监管改革的新向标

市场监管是现代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优化资源配置和维护市场秩序的制度基础。相对于传统的市场监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监管改革在监管理念、监管体制、监管机制等方面出现显著变化。传统的监管一元论主张政府作为唯一监管主体独占监管权,现代的监管多元论则主张政府和非政府的市场、社会主体共同分享监管权并可以进行合作监管,现代市场体系的进化和分化为治理型监管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必然。融合治理理论基础的“治理型监管”的内涵可以总结为融合人本价值和结果导向、主张多元治理主体开放合作、实施多样化和差异性互动监管策略的市场监管范式。从未来的监管实践出发,“治理型监管”必须坚持政治领导、法治保障、智治支撑、共治赋能的路径。

金融机构数据治理监管:问题探究、理论回应与模式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机构对数据的运用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录入和分析,而是转向了一种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长效化数据治理模式,这一变化给监管带来新的挑战。对于金融机构数据治理,监管困境主要来自金融业态创新与监管行为刚性、数据治理全面性与监管对象局限性、金融数据量庞大与监管数据匮乏的三大矛盾。基于此,本文提出“治理型”监管模式,该模式将治理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强调刚柔并济、多元协同以及数据赋能。为实现对金融机构数据治理的有效监管,要增强“治理型”监管模式的制度完备性,打造实质性的“政府+社会”监管格局,搭建金融监管数据技术平台,形成良性持续的全流程监管生态。

从程序性管制走向监管型治理:法德两国公立高校与政府关系变革的法律透视

传统上,法国与德国公立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分别被置于公务分权与间接行政的理论框架之下。鉴于学术自由基本权保障的逻辑起点,政府对高校的监督,往往以法律监督为主,以专业监督为辅。然而,在"巨细靡遗"的高等教育法律规定的影响下,公立高校自治权也面临着被"掏空"的风险。同时,法律一致性原则也使得高等教育变革变得异常困难。国家对公立高校进行"程序性管制"的局限,开始受到广泛的责难与抨击。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传统的行政法治主义原理逐渐被新行政法的纲领与教义所取代。通过框架性立法、国家与大学的合同关系以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等变革举措,法德两国公立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开始从程序性管制向监管型治理转变。然而,这种转变也蕴含着一系列治理风险。一方面,新型规制空间与控制权的创设,使法律监督与专业监督的界限模糊,学术自由的基本权保障面临危机。另一方面,大学内部管理自治权的强化,可能对学术自治构成威胁。对于法德两国而言,如何在强调绩效责任与公共利益的同时,保障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不受侵害,显得尤为紧迫。

迈向监管型治理:西方公立高校与政府关系变革的法律透视

在传统上,西方公立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被概括为两种理想类型——欧陆传统的"国家控制"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远距监督"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刻影响,两种模式都彰显出以绩效问责为导向的"监管型治理"特征。在大陆法系,藉由目标协议制度等规制工具的引入,契约治理模式被普遍采用,公立高校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多被界定为公法人之间的公法契约关系。此外,由独立第三方认证机构组织实施的高等教育认证体系应运而生。在英美法系,政府扮演着"规制者"与"掌舵者"的双重角色,"法定干预"与"支持性干预"成为政府介入公立高校自治权的两种基本形式。传统上扮演公立高校与政府之间协商互动纽带的各类"缓冲组织",逐渐被纳入国家监控的范畴。在两大法系,高等教育领域"监管型治理"模式的兴起,受到学术自由的合宪性控制等公法规制以及普通法传统的制约。西方的经验表明,政府对公立高校自治权的监管,不应局限于创设规制,而应聚焦于对"自我规制的规制"。公立高校与政府之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形塑有赖于政府规制、大学自我规制以及第三方规制的合作协调与优势互补,从而建构"精明规制"的金字塔结构。

以网管网:第三方平台监管的兴起及其逻辑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兴起和飞速发展,对基于传统市场经济的政府监管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以网管网,发挥平台优势,强化第三方平台监管的责任,正在成为中国数字平台市场监管的重要趋势。本文首先对第三方平台监管在我国兴起的背景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总结和梳理,结合西方监管理论中元监管理论的观察视角,分析了中国第三方平台监管跟西方元监管理论实践的联系与区别,同时基于实证访谈调研的内容,归纳出了现阶段第三方平台监管兴起的逻辑和面临的挑战,最后在借鉴西方元监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第三方平台监管的建议,强调高质量的第三方平台监管将会成为推动形成数字平台市场监管型治理格局的重要基础。

欧盟关于细胞的三个指令及其执行情况与启示

欧盟关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三个指令(EUTCD)及其在成员国特别是英国的执行情况,对于中国干细胞(治疗)研究及其转化应用的立法和科学监管,颇具启示意义。欧盟法在这一领域有其原则、特点和科学根据。于科学发展而言,应特别关注执行人体组织及细胞的安全和质量标准,监管人体组织细胞临床应用行为,是否会妨碍有关干细胞疗法的科学研究。研究发现,这主要取决于是否有科学合理的监管机制。针对中国干细胞疗法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主张借鉴欧盟细胞指令及其在英国的执行情况,制定中国人体组织法,设立组织和细胞人体应用安全和质量标准,建立公共治理型监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