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领导型网络完善大都市圈单元化治理——来自对澳大利亚城市和地区委员会(CCR)的实践观察

都市圈作为新兴的国家治理单元成为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从全球大都市圈单元化治理的经验来看,网络化是其共同方向,但是各有侧重。澳大利亚的城市和地区委员会相较于其他的委员会机制而言,更加强调非行政权力的领导作用,进而突破形成了大都市圈的领导型网络(NLO)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实现了行政权力驱动到社会资本驱动的治理转型的动力转移,有效激发了社会主体创新活力,丰富了全球大都市圈治理的经验。对我国而言,可以通过功能分层、城市能级提升和构建治理共同体,创新大都市圈治理的结构和模式。

领导工作内卷化的表现及突破进路

领导工作内卷化表现为领导工作中的组织结构扩张现象、“彼得原理”困境和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其突破进路在于:管理认知方面,提升“去内卷化”认识;领导方式方面,探索治理型领导;组织成员方面,培养学习型员工;组织机构设置方面,寻求外部合作。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基于引领要素的系统分析框架来看,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在引领理念上存在共识不足的问题;在引领结构上存在"党政强、社会弱"的问题;在引领平台上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在引领功能上存在党建悬浮于治理的问题;在引领机制上存在制度化不足的问题。破解这些现实困境,需要在引领理念上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凝聚城市基层治理的价值共识;在引领结构上打造"党政强、社会强"的均衡型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在引领平台上,应做好系统梳理、总体谋篇,厘清共治平台、自治平台、线上平台、线下平台的定位和功能;在引领功能上,应将党建寓于城市基层治理之中;在引领机制上,推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共治的困境与路径探析——基于领导型网络治理的视角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通过协同社会力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社会和谐有序运行的基础,更是持续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需求的过程。理论上,学术界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本土理论建构不充分使得社会共治理论有待提升。实践中,民族地区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形成典型的领导型网络治理。从信任、目标和能力三个要素考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实践可见,需要在信任环境建设、网络目标一致性推进和网络参与能力强化等方面提升基层社会共治网络的有效性,以推进民族地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