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如何有为、有效?——全国92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分析与启示

以农业农村部组织遴选并推广的92个乡村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发现:引发乡村治理创新实践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家战略引导;二是地方为满足制度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建设、经济发展而进行创新,解决发展中的逐项难题。文章从完善治理体制、健全治理体系、创新长效机制、聚焦突出问题四个方面展开案例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治理创新主要表现为:通过党建统领,构建乡村网格化治理模式;通过形成“三治融合”体系,推动乡村治理多主体参与;通过积分制、清单制推动乡村治理实现长效化;通过聚焦乡村主要问题,实现乡村治理变革。基于此,文章认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有三大机制,即党建引领—全民参与机制、问题导向—实践需求机制、综合创新—长效运行机制。把握三大机制可以帮助各地区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乡村治理有效模式。

多元协同治理如何助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R县“村超”赛事的制度分析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对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村超”赛事反映了社会、政府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合作生产模式,该模式起源于社会公众的自组织行为,即公众主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协同治理通过社会酝酿机制、市场助推机制、议程吸纳机制和行政赋能机制提升合作生产治理效能;多元协同治理下的合作生产是多层行动舞台联动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针对不同层次行动舞台和合作生产所处不同阶段,上述四种机制的运用需要考虑其权变性和阶段适配性。将合作生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合作生产的理论体系,此外,基于典型案例阐释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机制和制度化过程也具有创新性。

智能社会语境下的数据治理如何助力性别平等

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下,性别歧视开始溢出传统范畴并向线上空间蔓延,广泛存在于人脸识别、搜索推荐、智能招聘、金融授信等场景中。现有治理思路偏重算法规制,靠近技术生命周期末端,事后监管色彩较浓,而数据采集、分类和输入过程中的源头质量问题和隐蔽的权力关系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弥合“性别数据鸿沟/缺口”或可解决部分问题,但性别数据治理是一个场景颗粒度非常高的综合性工程,有的问题(特别是生理/生物性别领域)可依靠增加女性数据供应来解决,而有的问题(往往是社会性别领域)则恰恰需要降低算法的性别敏感度,取消数据的性别分类,让机器“安能辨我是雄雌”。克服算法性别歧视并让人工智能为女性赋能,治理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数据治理目标,在“差异平等主义”之下灵活识别哪些领域应该训练机器对性别充分敏感,给出技术的“女性可供性”,哪些领域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技术力量来矫正人为制造和主观上的不平等因素。

回应性信访治理如何可能?

基于2023年各地信访典型案例、政府留言数据以及访谈材料的分析发现,基层信访治理不再单纯作为压制性手段,而是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从群众路线到压制作用再到回应性范式的转变,这表现在功能回应性、结构回应性与互动回应性三个维度上。基层信访承担了群众沟通、诉求解决与政策响应的三重回应性功能,功能的变迁带来了信访系统内部结构的分化,组织结构、权力结构、程序结构与责任结构以自主调适的形式,回应系统功能和社会问题。为协调功能回应性与结构回应性,使二者保持时间上的同频与方向上的一致,基层信访治理还调动起情感要素,联动资源要素,推动功能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回应,开创了基层回应性信访治理的生动格局。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如何做实?——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探索片区治理调查

城市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居民生活所依托的共同体。社区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中较为突出和关注的问题,党的领导是社区治理的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近年来,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完善党建引领体制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区域特色项目发展,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共治,推动人居环境改善等举措,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各个方面,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经验。

跨区域环境治理如何实现“携手共进”?——基于多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跨区域性公共环境议题不断涌现,地方政府在跨域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横向协同非常重要。从发展差异、政治势能、政策环境、组织载体和治理能力五个维度构建理论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发现跨区域环境治理有“高位主导型”“辐射带动型”和“全面支持型”三条路径。其中政治势能是跨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通过释放政治压力和晋升激励,形成驱动集体治理行动的约束力量。政策环境和组织载体为充分条件,提供集体治理行动所需的合作空间和行动载体,共同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供给约束规则。发展差异需要同具体条件组合而影响协同效果。在强制约束力量和完善规则交互作用下,跨区域治理主体间能携手迈向协同共治。对揭示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内在逻辑,探索更优环境横向协同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农民主体性视域下乡村数字治理如何从“云端”走向“基层”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迫切要求,但实际过程中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之间处于“试图接近但又无法融入”的悬浮化情境,乡村社会在长期“强政府弱社会”的关系结构中所内生出的“政府干,农民看”的失序范式,致使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未能有效激发,降低了乡村数字治理效力。鉴于此,从农民主体性的视域出发,观照乡村数字治理悬浮于农民群体壁垒的三重样态呈现,折射出数字治理在基层农民群体的矛盾悬浮、内生悬浮与离散悬浮的困境,重塑的内核必须是清淤化疾,瞄准工作落实,通过温度下沉、数字下沉与渠道下沉的齐抓共管,破解乡村数字治理悬浮于农民群体的桎梏,实现乡村数字治理从“云端”走向“基层”。

平台治理如何影响互补者知识共享——平台开放度的控制与激励作用

促进互补者知识共享和协同创新是平台治理的重要目标。根据竞合理论,从平台开放度这一兼顾控制和激励的治理手段入手,探讨平台开放度对互补者知识共享的作用机制。通过对创新型平台上320家应用程序开发企业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开放度中的可访问性与透明度对互补者知识共享具有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知识复杂性较高的互补者中会得到缓解,在知识多样性较高的互补者中会被放大;此外,将知识复杂性机制引入战略独特性后,存在三阶调节作用,即战略独特性越低、知识复杂性越高,可访问性与透明度对互补者知识共享的负向影响越弱。强调平台治理政策与手段设计对互补者交互和价值创造具有重要影响,在兼顾互补者异质性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平台治理研究。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如何做到“久久为功”——基于“责任—利益—制度”框架的分析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研究是当前教育学界的前沿议题。但如何实现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长效治理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而这也正是考验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方面。“责任—利益—制度”的整合性框架为有效分析校外培训机构问题及提出优化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前,校外培训机构长效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与挑战包括责任缺失带来的观念异化、利益冲突带来的博弈失衡、制度疲软带来的监管不足。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优化应基于正确价值的观念再造以重塑责任、关注不同主体的诉求差异以协调利益、推进治理工作的规范运行以优化制度,从而推动校外培训机构长效治理目标的实现。

深化绿色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激励企业深化绿色治理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测度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建立绿色治理对企业效率的估计模型。研究发现,绿色治理显著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且表现出长期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促进效应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深化绿色治理主要通过治理效应、创新效应以及融资效应三种渠道提升生产效率。上述研究从效率变革的视角解释了企业深化绿色治理的作用机理,为相关规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些启示。

人工智能时代合作式智慧治理如何促进城市治理创新?——雄安新区绿色智慧新城成长轨迹的探索

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城市空间与智慧治理工具相较于传统的治理场景发生了显著变化。河北雄安新区在智慧城市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政策主客体通过大数据支持和智能技术手段合作参与城市共治共建、互联共享的合作式智慧治理模式,展现出较强的治理效能。但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也面临着政策迭代滞后、人才成长脱节、数据粗放利用、算法黑箱、数据偏误、技术依赖和情感缺失等一系列新生挑战。适时建构政策主客体参与共治的合作式智慧政策评估机制,推动治理人才与城市共成长,不断完善合作式智慧治理网络、人工智能分析决策效度保障机制,以及情感联结与智慧技术共融的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新生挑战的重要途径。

技术治理如何实现治理有效:以G村撂荒地治理为例

技术治理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数字中国的实现。既有研究认为,技术治理可以带来基层治理的信息化、精准化、智能化与便捷化,是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工具。G村撂荒地治理采用技术治理的方式推进,但却走向治理失败。笔者使用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发现,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与乡村的实践逻辑之间存在张力,导致技术治理的有限信息化、模糊化、呆板化与繁琐化;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裹挟着科层逻辑,工具逻辑与科层逻辑挤压村干部的自治逻辑,致使技术治理失效。技术治理走向失效是多重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基于此,应注重技术治理的价值逻辑,技术下乡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弱化技术治理中的科层逻辑,避免技术治理走向异化;增强村干部的自治逻辑,提升村干部自治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进而推动技术治理走向治理有效。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如何发挥党员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党员作为党的细胞,党员作用能否充分发挥作为影响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本文分析了党员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意义,对发挥作用的路径进行了探究,以期能够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提供借鉴。

研究固体废物治理如何高效落实清洁生产理念

目前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元素之一为固体废物,在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需要加强防治固体废弃物污染。而清洁生产理念遵循了固体废物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可实现循环经济,在源头上遏制固体废物的产生。企业在固体废物治理中通过开展清洁生产工作高效落实清洁生产理念,可从生产的整体流程控制固体废弃物产生,同时利用实际案例阐述了清洁生产的固体废物污染减少的积极推进作用。

农村治理如何从传统化向现代化演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当前,我国农村治理依旧处于传统化的模式,其表现在于:在管制理念作用下,政府治理处于被动状态,干预、越位、错位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的治理现代化要求,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对"三农"问题的治理提出具体要求,其演变的要点在于:从"政府导向"走向"政府负责"、从"分配调整"走向"减弱控制"、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本文认为,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创新、扩大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协同治理力量向基层下沉、注重城乡整体性治理,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以此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盈利——基于内部控制中介、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

以2011~2014年2949家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信度与效度检验和模型适配度检验等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对企业盈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企业盈利水平与盈利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治理对企业盈利水平与盈利质量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对企业盈利水平具有显著的间接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对盈利水平、盈利质量的影响显著下降。

常态治理与非常态治理如何协同

社会治理的前沿和重心在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也源自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权力和人民民主在基层社会的运行过程,与基层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在基层治理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常态治理"碎片化"和非常态治理"动员化"失衡的困境。二者相互掣肘,难以实现相互转换。为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应当巩固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建立多元主体协调机制,维护"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

民主治理如何可能——从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的考察

人民公社解体后,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亟待改变,村民自治应运而生。30多年来,以"四大民主"为主体的村治制度日益完善,选举流程日益规范,选举范围日益扩展,民主化治理方式不断创新,对乡村及整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积极影响。时至今日,此种建立在严格的户籍和土地边界基础之上,组织封闭、经社不分、城乡分割的基层体制,与当前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土地、人口和资源大规模流动日益不适应。随着农村社区建设从典型实验走向全面展开,社区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治理形态更加具有开放性等多元特征,不仅是现实且必需的选择,也意味着基层民主治理步入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