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壤区小流域治理度的概念与评价方法

从水土保持、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服务功能等3个方面入手,厘定了"小流域治理度"的概念,结合小流域综合治理目的,在专家意见和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小流域治理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并在江西省兴国县选择了塘背小流域进行计算验证。结果表明:评价小流域治理度的3大类19项指标能反映小流域综合治理情况,采用的层次分析法简单实用。塘背小流域经过多年治理恢复,其治理度由治理前的0.252提高到0.683,提高了0.431,增加了1.71倍。

河龙区间减沙效益与水土流失治理度的关系

研究黄河中游河龙区间水土保持措施减沙效益与水土流失治理度的关系。结果表明:1)河龙区间减沙效益与水土流失治理度呈正相关关系。二者关系可以按照治理度与减沙效益取值范围的不同,明显分为减沙效益高值区和减沙效益低值区2个区,其单位治理度的减沙效益基本相等。减沙效益低值区的治理度小于15%时,基本没有减沙效益。“两川两河”要想取得10%以上的减沙效益,治理度应超过30%。2)河龙区间减沙效益与水土流失治理度关系分为减沙效益高值区、减沙效益中值区和减沙效益低值区3个区后,减沙效益高值区的治理度提高10%,减沙效益可以提高约8%;减沙效益中值区的治理度提高10%,减沙效益提高8%;减沙效益低值区的治理度提高10%,减沙效益只能提高3.4%。因此,构筑减少黄河粗泥沙的第一道防线,建议首选位于减沙效益低值区的窟野河和皇甫川流域。

不同治理度下小流域正态整体模型试验——工程措施对小流域径流泥沙的影响

该文首次运用正态整体模型试验方法研究小流域在不同治理度下的水沙变化规律。试验结果表明小流域坡面治理存在一个明显阈值 ,黄丘区第二付区为 80 % ;沟道布坝密度对流域径流泥沙影响显著 ,并首次提出黄丘区第二付区不同治理度阶段的布坝密度界限值。

中共山西省委将水土流失治理度作为考核市县两级的主要指标

为客观公正地考评市县两级构建和谐社会工作，完善和推进考核机制，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2007年12月7日，山西省委印发《山西省构建和谐社会主要工作及指标考评方案（试行）》，方案规定市级考评分45项主要工作或指标，县级考评分42项主要工作或指标。按照2020年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的目标要求，将水土流失治理度作为考核市县两级资源环境工作的一项重要考评指标。

因地制宜施策 提升治理水平——山西省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61.8%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10月10日,截至2018年9月底,我省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67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61.8%,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大为减少,水土流失强度大为减轻。我省地处黄土高原,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水土流失面积10.8万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69%。

我国江河演变新格局与系统保护治理

系统治理是我国新时期治水实践的根本遵循。近几十年来,受自然气候演变与强人类活动影响,我国江河“量-质-域-流-生”过程,特别是水沙通量及其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导致河流水沙来源变化、河道冲淤转换、河床与河势形态演变、江湖关系变化及河口三角洲造陆减缓与蚀退等。我国江河演变呈现新的格局,给江河湖库防洪安全、生态安全和沿岸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面对治水新形势,提出需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科学认知江河水沙情势变化规律与发展趋势,统筹确定流域适宜治理度与水沙调控临界阈值体系,系统推进流域“量-质-域-流-生”协同修复,优化布局水土流失治理格局,持续提升水沙调控及优化配置利用体系整体合力,保护河口生境系统,保障江河长久安澜,筑牢国家水安全防线。

中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构成维度与推进路径

中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经历了从“建立”到“健全”的过程,具有系统性、辩证性与时代性特征。中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涵盖了由“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构成的治理主体体系;由网络政治、网络经济、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网络生态方面构成的治理话语体系;由强制型、混合型、自愿型工具构成的治理工具体系;分布于物理层、逻辑层、内容层的治理议题体系。中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健全,需要通过人才支撑力、技术驱动力、组织保障力加以推进。

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优先度的评价与应用

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任务仍然繁重,有计划分批次实施水土流失治理是现阶段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优先治理小流域识别是其首要解决的一项基础工作,然而目前相关成果较为缺乏,难以支撑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智能决策和精准施策。在当前大力推进智慧水土保持背景下,积极探索优先治理小流域识别方法非常迫切,对于科学、合理、高效促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立足于小流域自然禀赋条件,以中国水土流失重点区域——三峡库区秭归县为例,坚持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原则,以水土流失“减量和降级”双重目标和治理效益最大化需求为导向,综合水土流失面积和土壤侵蚀强度两个维度,提出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优先度定义及定量评价方法,为识别优先治理小流域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结果显示,秭归县2021年现状水土保持率为69.12%,远期(2050年)水土保持率为81.74%,总体提升12.62个百分点。秭归县2021年全域土壤侵蚀模数现状为758.50 t/(km^(2)·a),最小可能土壤侵蚀模数为408.71 t/(km^(2)·a),总体下降比例达46%。秭归县大部分区域均具有较大的水土保持率提升潜力和土壤侵蚀控制度,可完全治理和可降级的水土流失地块分布较为广泛,尤其在县域中西部的小流域存在较大的水土流失面积消减和土壤侵蚀强度降级空间。秭归县各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优先度的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中部高,东部和南部相对较低的分布格局,全县治理优先度大于0.6的小流域占总全县小流域的11.76%。通过典型县应用,该研究提出的小流域治理优先度涵盖了水土流失面积和土壤侵蚀强度两个维度,能更为全面满足小流域水土流失“减量和降级”双重目标和和治理效益最大化需求,直观反映了水土流失面积消减空间和土壤侵蚀强度降级空间的目标和相对大小,对支撑小流域治理决策更加准确、科学,治理优先度评价方法不仅可行,且易操作。

协同理念下资源环境审计:价值转向、治理维度与建构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对资源环境审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审计协同作为提升审计绩效的重要途径,成为我国“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内审计工作的改革方向。通过深入阐释协同理念下资源环境审计的价值转向,指出其相较传统审计的五项优势;系统剖析协同理念下资源环境审计在目标、主体、过程、结果等四个维度的治理难题;进而从顶层设计、组织实施、评价反馈等三个层面全面建构有助于生态环境长效治理和持续改善的现实路径。

内部审计在数据治理中的职责与治理路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强调建设数字中国。数据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而内部审计是公司治理的重器,因此内部审计参与数据治理是天然的职责所在。这一问题在执业规范变化、新经济冲击和新技术变化的背景下更为重要。国际内部审计协会和我国审计署均要求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新经济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方式、治理结构和组织方式;新技术则改变了内审的工作方式和工作重点。本文以数据治理模型,从数据治理规则、数据质量、元数据、数据访问和数据生命周期五个要素的角度探讨了增值型内部审计的职责;本文以英国数据治理服务商DQM提出的“意识—被动反应—主动应对—成熟—优化”5个数据治理阶段分别探讨了参与路径。

我国数字城市治理成熟度实证研究

本文建立了我国数字城市治理成熟度体系,同时结合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的数字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处于不同成熟度阶段的四类地区并找出其优势与薄弱环节,为我国数字城市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基于污染治理投入度指数的工业废气排放与治理投资关系

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效治理工业污染物,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关键环节。以工业废气污染物的排放与治理投资关系为重点,提出污染治理投入度指数(PCII);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针对工业废气中的SO2和烟(粉)尘,统计其排放量,并计算对应的PCII值,最后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PCII值愈大,污染治理投入力度愈大,反之愈小;31个省市自治区治理工业废气投资与对应的PCII值呈正相关关系;污染治理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一些地区治理工业废气投资不够或分配不均衡。PCII值是表征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的指标,对于评价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有重要作用。

IT治理与IT治理成熟度

随着企业IT投资的增加,IT治理成为企业界和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IT治理成熟度是评价组织IT治理水平的重要工具。从IT决策权配置的角度,提出了IT治理成熟度评价模型,对组织的IT治理成熟度进行评价。

基层治理成熟度的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浪潮的冲击,我国基层治理结构受到了有史以来的严峻挑战,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面临着巨大的阵痛与裂变。依据情境领导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观点与理论要素,根据基层治理主体的实践功能,提出并阐释了基层治理成熟度的概念意涵、理论要点和提升路径。基层治理成熟度是指基层社会在追求善治的过程中所具备的综合治理能力和发展意愿程度,从宏观上来说,主要包括领导成熟度、参与成熟度和协同成熟度等三个方面。我国基层治理实践过程中的基层治理成熟度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总体上表现为人口密集地区优于人口散布地区、资源丰足地区优于资源匮乏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转变基层领导干部的领导方式、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综合能力、增强群众公共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基层治理的公共参与机制和扶助基层自组织发展等途径构成了提升基层治理成熟度的关键路径和重要方式,成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治理新进展:知识治理维度分析

企业处在日益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中,决策复杂性与决策难度不断加剧。在这一背景下,治理理论在企业中大行其道,新理论、新模式、新方法不断出现。本文在对治理及其相关概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对治理维度与形式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明晰科层治理、市场治理与网络治理三种模式的演进路径。由于治理理论存在残缺性,而知识作为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的源泉,己成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经济活动,所以,知识治理维度将成为治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把知识治理作为新的发展方向,分析其内涵、形成原因与研究主题,以期拓宽并深化对治理的认识。

财政与国家治理:基于三个维度的认识

本文在阐释国家治理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着眼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包容开放、共建共享社会,提出国家治理的三个维度:国家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城乡区域)的关系。并提出,这三个维度是财政在新时期发展和改革的坐标系,财政活动、财政改革、财政法治都深深嵌入到国家治理的这三个维度之中。从经济的维度来看,财政与市场的关系是主脉,关键词是"效率";从社会维度来观察,财政与社会的关系是主脉,关键词是"公平";从中央与地方维度来观察,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主脉,关键词是"适度";从治理来分析,需从立体的角度整体来把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主脉,关键词是"包容"。

组织知识创造治理的维度

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从知识创造中组织资源优化配置的视角研究了组织知识创造治理的维度。分析认为:组织知识创造治理存在认知治理与动机治理2个密切相关的方面;在认知治理上存在个体认知活动范围、个体间的协调范围、协调的组织方式、产品系统模块化程度、个体稀缺的注意力的配置5个维度;在动机治理上存在激励成员提高知识创造效率、约束其自利行为2个维度;有效的组织知识创造治理是不能完全包含于知识治理中的,它有其需要考虑的特殊治理维度。

全球教育治理的内涵、效度及中国参与路径

全球教育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分领域,具有特定内涵,与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相比,它既具有差异性,也具有独特性。教育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它既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进行全球教育治理的挑战要素。但公共产品的供应动机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很多时候它是出于政治考量,会根据供应者自身利益与规则加以调整或塑造。全球教育治理的效度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途径、治理环境密切相关。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实践路径,大体经历了意愿上的“被动”到“主动”、定位上的“参与”到“引领”、范围上的“区域”到“全球”、方式上的“输入”到“输出”的全面转变,不仅促进了中国教育治理现代化,也拓展了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要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全方位提升全球教育治理的参与能力和实力,培育并提供更多高质量全球教育公共产品,逐步推动区域教育共同体和全球教育共同体建设。

德国应用技术型大学治理:维度、特征及其启示

立足国际视野和新时代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系统探索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地方高校治理问题,有助于推动地方高校的科学发展,也有助于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选取了具有突出特点和典型性的德国应用技术型大学,分析其治理的维度和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即区域应用型治理目标、多元协调的治理主体、清晰合理的权责配置、法制化的治理依据、多渠道的经费保障、灵活的治理机制和手段等,为新时代我国地方高校治理提供启示和借鉴。

乡村振兴视阈下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度贫困治理维度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为乡村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比,处于极为落后的深度贫困状态。为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步伐,从深度贫困的三个治理维度:贫困人口维度、贫困地区维度、扶贫政策维度入手,并根据这三个维度建立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机制的治理模型,全力打造创新型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