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异化:具象、机理与转向

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资源与权力的双重下沉成为乡村治理的显著特征,型塑了治理行政化的实践样态。行政控制权的层层加码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了时代挑战,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关系等多方面的张力问题中可见真相。该文认为,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机制中,可从趋利行为、政绩驱动与权责失衡的理性逻辑,“指导者与领导者”“当家人与代理人”和自治主体的角色身份,以及政策执行、制度体系与科层关系的组织制度中予以解释,最后提出以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以考核创新面向治理需求、以政府角色明晰主体关系、以职能转变筑牢服务理念的优化路径。

治理异化:农村发展内卷困境的一个解释框架

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地区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投资低效益”的内卷困境。华北燕城村项目进村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无用、不实用,不及时、不落实,不适用、不科学,有前劲无后劲”等问题,使得大量的投入低效运转,造成资源浪费。农村发展中的低效内卷困境,说到底其实是治理的低效困境。治理的低效只是表象,治理的异化才是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暗力量”。治理主体、治理关系、治理方式、治理目标的异化反映了乡村治理所依托的微观政治社会系统内部的病症,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社区网格化空间的治理异化与优化路径——基于C市F社区的个案考察

社区网格化治理凭借无缝隙精准化治理优势,在有效提升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存在着技术自负所导致的空间治理异化,如何克服网格化空间的治理异化就成为当前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以空间生产理论为研究视角,基于F社区网格化治理的经验,从权力空间和生活空间维度审视网格化空间的生产机制和优化路径。研究发现,科层化治理与网格化管理融合失调、网格化管理和社区治理协同不足、技术空间与生活空间治理分割引发了社区治理异化问题。而党建引领下的社区网格化治理改革以实现多元化需求为网格化治理目标,以居民小区为社区网格化治理单元,以组织嵌入网格为治理策略,以协商民主和场景共营为运行机制,实现了社区空间治理从权力再生产转向社会关系再生产。

基层治理创新异化的生成与纾解——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分析

基层治理创新异化是对基层治理创新过程中目的与手段倒置现象的描述和概括,主要表现为理念创新异化、服务创新异化、技术创新异化和体制创新异化。路径依赖理论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分析工具。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基层治理创新异化可被看作是基层政府依赖政府过度主导、过程导向至上与变通执行任务这三条既有治理路径开展创新而引致的后果。基层治理创新之所以对上述三条路径形成依赖,原因在于引起正向反馈的利益、制度与理念。从利益取向重塑、制度环境优化和工作理念转变等方面对既有路径进行“创造性破坏”,并将其引向相对良性的新路径,是纾解基层治理创新异化的有益尝试。

差异化治理场域下社会组织治理效率研究

提高社会组织治理效率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途径。基于嵌入性理论,以中国29省市(港澳台、吉林、西藏除外)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影响社会组织治理效率的因素进行组态分析、构建差异化治理场域后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高社会组织治理效率的必要条件,政府能力、情感赋能、市场发育程度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2)政府赋能、社会公众支持度、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协同作用,形成影响社会组织治理效率的4种组态形式;(3)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社会组织治理效率的驱动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各地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社会组织治理效率提升策略,实现社会组织治理效率的全面提升。

数字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及其当代治理

马克思天才性地洞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创立了“劳动异化”理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异化现象并没有弱化或消失,反而由于数字劳动的隐秘性等特点而加剧。基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分析框架发现:数字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数字劳动者与数字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数字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及数字劳动者与数字资本家相异化是当代数字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为此,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努力调节数字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劳资矛盾,着力减轻数字劳动对广大数字劳动者的异化程度,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出阶段性贡献。

外部约束性视角下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异化研究

税费改革以及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形成了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新一轮治理困境,日益引起学界和政府决策者的重视。新一轮治理困境所折射出的正是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呈现异化态势,主要表现为治理逻辑"不得罪化"、治理主体"老好人化"、治理责任虚拟化以及治理内容形式化等四个方面。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基层组织所处的特殊政治生态环境决定其掌控的权威性资源、物质性资源以及权力性资源将发生较大转变。农村基层组织会受到基层治理权威性资源流失、物质性资源匮乏以及权力性资源收缩等复杂多变的外部变量因素的制约,从而诱发其治理能力异化。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差异化治理及其测度

相对贫困治理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划定科学合理的相对贫困线。鉴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以及相对贫困成因的复杂性,从消费的角度采用实证的方法并考虑统计指标口径、家庭规模经济、实物社会转移以及结合社会需求指标按照城乡有别划定相对贫困线是目前合理的方式之一。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将转型为常规化的治理模式、普惠型的治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对相对贫困治理重点关注的群体实行分类指导、分类施策,提出聚焦优势特色产业、探索新型扶贫养老模式、实施综合性儿童扶贫政策、改革户籍制度、创新帮扶体系和帮扶载体等具有差异化的相对贫困治理措施,是探索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必要手段。

搬迁村庄新老社区差异化治理的逻辑与影响--以豫西H村公共卫生治理为例

通过对豫西H村在易地搬迁背景下新老社区实地调查与系统分析,得出在空间变化、活动分化、关系裂变的基础上,其公共卫生差异化治理以可操作性较强且具有良性人际关系,受政府、自组织、村庄精英三方主体组织控制,风险较大的新社区为主场;治理主体时空范围上缺位、村民双层行动逻辑瓦解、干群关系紧张、治理难度相对较大的老社区处于治理的次要地位。新老社区治理差异产生的直接原因是风险衡量导致,首要原因是治理主体配置不均,次要原因是治理可行性评估,深层原因是社会治理基础的差异。传统权威与乡土社会人情关系在老社区治理过程中各自显示出调节性与负面性。这种差异化治理在前期的应急准备工作中能够集中力量,开展针对性治理,但在常态化治理环境下,会造成治理倾斜甚至治理盲区。新老社区的差异化治理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加速问题的暴露和治理主体能力的再造,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作用。

信息、信任与电子商务平台的差异化治理

电子商务的经济实质是一种交易组织方式,其需要满足需求、信息与信任三个交易要素。从现有的电子商务实践来看,存在三种信息与信任供给模式,即品牌网店、淘宝网和网约车模式。其中,电商平台分别充当信息传递者、信任构建者和信用承担者的角色。其所需的治理方式和治理重心均有所不同。未来电商平台内部治理应当先按照'三大步三小步'的方法对电商平台的情景化交易角色进行识别,再有针对性地展开信息、信用风险与一体化规制,进行差异化治理。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是构建数字中国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从治理现代化视角来看,数字乡村建设还面临着技术排斥、形式主义、数字鸿沟、原有治理精英退出以及治理异化等现实困境。因此,需要科学谋划顶层设计,建构有机团结的数字乡村建设共同体,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回归公共服务本位,辩证处理数字乡村建设术道关系,完善数字乡村建设保障体系,促进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

乡村空间统筹治理的村庄规划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基于乡村发展的问题诊断,结合村庄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定位,明晰乡村空间治理对村庄规划的需求,从村域“人—地—产”耦合互动机理、村域土地承载力提升的村庄规划标准、基于分区分类的村域差别化治理等方面,梳理村庄规划编制需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方法:文献梳理法与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1)“人—地—产”耦合机理的研究,有助于识别促进村域发展的要素协同的内在机制,能通过村庄规划促进乡村空间重构和土地利用转型;(2)村域承载力通过识别耕地与建设用地承载力的关键限制性因素及其阈值,为村庄规划编制提供科学的规划标准,是村域土地利用规模控制和用地调整的关键依据;(3)不同类型村庄功能定位存在差异,其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也各不相同,从村镇体系、村庄定位、人口规划、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居民点布局、公共设施配套、人居环境整治和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探索差异化的村庄治理路径是村庄规划治理的核心。研究结论:村庄规划编制应该立足于村域资源禀赋和发展转型的特征,系统研究乡村发展定位、过程格局、驱动机制、规划标准等,提出符合村域特征的差异化的乡村空间治理模式和对策。

论科技异化的立法应对

科技异化现象的滋生与蔓延,既使传统法律受到挑战,也给传统法律变革带来机遇。在应对科技异化的挑战中,科技立法不断发展,其突出表现是确立了科技增进人的幸福的立法宗旨、科技无害于人的立法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标。我国的科技立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的推进而发展,但与科技异化治理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完善我国科技立法,要求在立法原则上突出以人为本和生态安全,在立法内容上促进科技进步与防治科技异化并重,在立法结果上构建全面协调统一的科技法律规范体系。

社会分层治理的正义之维

社会分层治理是相对于传统的统一化治理的一种差异化治理,它之所以成为一种必要,是由于各种社会差异的存在。社会分层治理是基于差异性正义的一种治理方式,它不是对统一化治理的全盘否定,而是认为在某些方面应当针对社会差异而实施分层治理,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更加稳定和谐地发展。

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安全悖论、治理困境及其应对思路

城市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是第一位的,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城市安全的重要性。城市安全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的表现之一便是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安全悖论,即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些为了城市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往往有可能使城市出现新的不安全问题。这种安全悖论有可能造成城市安全的治理困境。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对于治理者按照城市安全问题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好城市安全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社区分化:表征分析与治理应对——以南京市为例

对南京市区的社区调查发现,城市社区不断呈现"分异"趋势与现实。地方区域的社区分化是社区复杂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其"景观"表征体现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社区居住形态聚合和单一社区等社区层系及其问题的"复杂社区"现实。城市社区分化给地方治理带来了挑战,在社区治理与应用原则下,提出"三个共识"与"三个差异"并重,以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差异化治理方式作为应对。

平台经济信用之治:行政黑名单的规制逻辑与制度进路

平台经济“破坏式创新”与黑名单制度所追求的“信用之治”具有一定的规制契合性。在平台经济治理中引入黑名单制度,是互动行政、差异化监管的重要体现。根据平台经济的适用场景,可构建公示宣告型、违法警示型以及处罚警示型黑名单类型,从而实现多元情景分别治理的成效。行政黑名单的信用惩戒属性要求其受比例原则、程序正当原则约束,行政机关应在包容审慎的理念下选择黑名单的规制情景。

流动人口协同治理体系构建——以三亚为例

流动人口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潜在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社会管理"碎片化"的问题日益凸显。本文以三亚为例,经过论证,认为应当由政府、市场、社区及社会组织等主体,基于三类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的结构特征,构建起差异化的流动人口协同治理体系,从而实现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共融发展。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机制

在新的发展时期,国土空间规划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在进行国土资源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时产生了很多新问题,给国土资源开发和利用工作造成不利影响。首先分析国土空间规划中进行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的必要性,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现状明确其中存在的主要困境和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有效的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机制构建策略。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反映了美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量化宽松政策所导致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将迫使他国的货币升值,加大其通货膨胀的压力和资产价格的波动,同时政策本身对美国的实体经济刺激作用有限,反而会加大美国长期通胀预期,动摇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面对不断流入的美元资金,中国可以将流入的资金按照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进行细分,在此基础上利用差异化的治理方式,采取"堵"、"抽"、"疏"三位一体的政策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