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教育治理的内涵特征、运作机制与实践进路

区域教育治理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作为治理理论在区域教育发展中的具体化,它继承了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的历史经验,并将治理理论的创新应用于区域教育场域,使区域教育治理呈现出对共在关系的广泛认可、对分权赋能与协商的积极参与、对“公共善”的持续追求三个方面的内涵特征。区域教育治理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运作机制也是由多元主体的共在关系、分权赋能与协商、“公共善”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渗透构成的。因此,政府、学校、社会推行区域教育治理的实践进路体现在建立共在关系、凝聚价值追求,健全评价制度、平衡分权与协商,激发办学活力、落实自主空间这三个方面上,以确保区域教育得到有效治理。

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与杠杆治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预算软约束理论为基础,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的外部政策性负担对杠杆治理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债务融资和经理人腐败之间存在协同关系,而对于外部政策性负担重的企业,这种协同关系要大于政策性负担轻的企业,即使控制产权性质的差异,政策性负担对杠杆治理效应的影响也仍然显著。这一结果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即导致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治理失效的预算软约束来源并不单一,除了产权性质外,企业的外部政策性负担也会软化其债务约束,导致杠杆治理失效。

金融市场化与杠杆治理效应研究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对当地企业杠杆治理效率的影响。认为,由于转型经济中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存在,债务融资不仅没有成为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有效机制,反而成为经理腐败的来源;而发达的外部金融市场可以有效地硬化债务的约束作用,降低经理腐败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协同关系。

浅析政策性负担与杠杆治理失效——一个预算软约束视角下的理论模型

本文以预算软约束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经济转型时期我国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指出地方政府转移到企业身上的政策性负担是软化预算约束的来源,并通过构建预算软约束下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对杠杆治理失效的现象进行理论诠释。

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治理效应的实证分析

根据西方杠杆治理理论,从实证角度对我国上证50和中小企业板块中的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进行分析。由于我国银行对企业约束的加强,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都随着负债的增加而降低了。杠杆治理效应在中小企业得到体现,但在上证50中却没有很好的显现,银行对这些公司的约束还应进一步加强。

杠杆治理、媒体监督与代理成本

本文结合我国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以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媒体监督、财务杠杆以及二者的共同治理对管理层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杠杆和媒体监督均能够对于代理成本的降低起到正向的治理作用;同时,杠杆治理和媒体监督具有互补作用,两者的综合治理能够更有效的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最后,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既定增长目标下金融摩擦与杠杆治理分析

高杠杆运行经济区间的到来，推动着我国进入了潜在债务变动时代，而全社会杠杆率持续高位运行的主要依据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因此为了降低我国社会经济潜在债务风险，本文通过设定不断金融摩擦情景，结合社会杠杆率、产出率以及企业杠杆率、产出率变动情况，对既定增长目标下金融摩擦与杠杆治理的关系分析，以望为我国社会经济稳定高位运行提供保障。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国有企业债转股研究

2016年以来,债转股现象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从中央到部分地方政府均出台了关于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政策。与1999年的债转股相比,不同的是内外部经济环境和实施债转股的目标及路径,相同的是银行贷款的杠杆治理作用失效。文章分析了两次债转股的主要区别,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了债转股所面临的困境。只有利用社会资本的力量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机制,解决长期困扰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问题,才能真正建立起减轻财务负担、破解财务困境的长效机制,而不仅仅是暂时性降低账面杠杆率,这才是债转股的真正意义所在。

稳增长条件下的金融摩擦与杠杆治理

本文研究了既定增长目标下金融摩擦与杠杆治理的关系,比较分析了不同金融摩擦情景下,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投资、产出和杠杆率的变动,及全社会产出和杠杆率的变动。研究发现,既定增长目标下,减少政府隐性担保、提高直接融资便利以及稳定间接融资便利是实现稳增长和降杠杆双重目标的有效工具组合;以非吸储类放贷组织为代表的民间融资当前处于相对便利程度,其发展的关键在于规范化和阳光化。因此,弱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应成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全社会杠杆率的主攻方向。

杠杆治理、独立审计与代理成本——来自财务困境上市公司的实证发现

本文以2000-2005年我国财务困境上市公司为样本,经实证研究发现:(1)随着负债水平的上升,公司代理成本将显著增加,其中非国有控股公司上升幅度更大;(2)独立审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公司代理成本,表现为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次年,公司代理成本有显著降低;(3)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如果独立审计机制与杠杆治理机制同时存在,则会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该协同效应可以大大降低负债的边际代理成本,但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没有发现该协同效应。

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代理成本动态研究

本文基于西方的杠杆治理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代理成本进行分阶段和分类型的系统研究.结果表明:99年前,总体上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随杠杆比率增加而增加,且显著正相关.99年后,随着预算约束日趋强化,代理成本增加幅度有递减趋势.通过结构分析进一步得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变化规律主要是因国有控股公司代理费用不断变化所致,而社会控股公司的代理成本稳中趋降,且弹性较小,国家宏观调控与监管效应习益发挥作用,但西方的杠杆治理在中国仍失效.近年来的国有控股公司代理成本增幅出现小幅上升,可能源于监管效应下滑和股权分置改革所增加的制度转换成本.

金融资产配置有助于实现杠杆治理效应吗?

文章选取2005-2019年非金融类企业为样本,检验金融资产配置实现的杠杆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企业配置金融资产降低了其趋向目标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形成负向治理效应;第二,相比杠杆不足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形成的负向治理效应在杠杆过度的企业中显著;第三,当宏观金融杠杆水平较高时,金融资产配置形成的负向治理效应在杠杆过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杠杆过度的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未能通过减少有息负债促使其资本结构向下优化调整;而杠杆不足的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也无法通过增加有息负债促使资本结构向上优化调整,印证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不具备积极的杠杆治理效应这一研究结论。文章从财务杠杆治理视角揭示金融资产配置形成的蓄水池效应小于挤出效应,导致企业趋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降低。

杠杆系列错估与信贷资源错配

结构性杠杆治理的重点在于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结构,这要求金融机构必须掌握真实的杠杆和风险水平。但由于“资产”和“资本”混淆,银行对企业的杠杆、收益率和短期偿债能力产生普遍错估(即杠杆系列错估)。文章基于“资本”概念设计的修正指标对企业财务信息进行了矫正,利用2008-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暴露出杠杆系列错估下的双向信贷资源错配:第一,对杠杆高估、收益率低估以及短期偿债能力低估公司存在信贷资源配置不足,对短期偿债能力高估公司存在信贷资源配置过度。第二,“高信贷风险”企业容易出现信贷资源配置过度,而“低信贷风险”企业容易出现信贷资源配置不足。第三,由杠杆系列错估引发的信贷资源错配问题在我国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和竞争性行业中更加严重。文章通过揭示杠杆系列错估背后潜藏的信贷资源错配风险,为企业结构性杠杆治理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及需重点关注的区域和行业。

代理成本、融资效率与公司业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本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代理成本进行分类和动态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发现,1999年前,总体上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随杠杆比率增加而增加,且显著正相关;1999年后,随着预算约束日趋强化,代理成本增加幅度有递减趋势。通过结构分析可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变化规律主要因国有控股公司代理费用不断变化所致,而社会控股公司的代理成本稳中趋降,且弹性较小,国家宏观调控与监管效应日益发挥作用,但杠杆治理效应在中国仍失效。近年来国有控股公司代理成本增幅出现小幅上升,可能源于监管效应下滑以及相应改革所增加的制度转换成本。

征拥堵费不能只与新加坡“形似”

据报道，北京正在酝酿拥堵费的征收办法。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在尝试运用价格杠杆治理拥堵的大都市中，新加坡、伦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