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何以助力文化治理

新质生产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着力点,也赋予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崭新动能。数字化背景为探索新质生产力助力解决文化治理问题提供了科学向导和战略引领。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的生成逻辑,结合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为内核,切实完善和创新文化治理模式、思路和观念,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正处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推动实现“十四五”规划的关键时刻。在推进文化治理的实践中,依然存在党对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仍需完善和加强、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协同性仍有待提高、文化治理模式和思路需与时俱进、专业人才保护机制不足以及文化治理机制仍需完善等现实问题和瓶颈。需要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治理主体、文化产业培育和文化治理模式创新等形式和手段,为文化治理提供新动能、新思路、新理念和新进展。

数字治理中技术依赖的伦理风险与规制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以创造更大公共价值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要求。在数字治理进程中,政府与数字技术的关系由技术辅助逐渐演化为技术主导,这在社会治理决策、行为和系统建设中产生了技术依赖现象,即智能决策替代治理主体决策、技术行为替代治理主体行为和平台建设替代结构流程优化。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包括政府公权力系统被侵蚀、治理过程的伦理原则与程序的失效以及治理结果责任归属不清等问题。这些伦理风险既阻碍了数字治理对公共价值的创造,也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实践中,应从数据信息、治理决策、治理系统等数字治理流程中的3个关键变量着手,厘清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的边界,探索优化数字治理的实施路径,具体包括控制社会治理数据信息的准入和流出以推进治理公平、优化人类决策与算法决策的合理分工以彰显公共价值、推动数字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共建以明确治理责任归属等。通过规制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推动数字治理创造更多公共价值,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王阳明心学思想及其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价值

王阳明作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以心学为儒学的基本学理,力图通过心学的实学取向对儒学自身的积弊予以克制和纠正,并在实践过程中增进儒学的生活日用性、平民大众性,以促使儒学“里落化之”,提升其教化、濡化、涵化的实际功能和效果。王阳明的思考和实践有明显的合理因素,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高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以“五社联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依靠“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补齐社区治理短板,释放基层自治新效能。从强调人民性的治理目标切入,“五社联动”基于链接多元治理主体的核心主线,构建符合集体规范与文化认同的治理秩序,从而明确以“项目制”模式进行具象化推动。这一运行脉络所反映出的内涵演绎,为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共同体、展现治理新形态提供了路径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什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制度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深入、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核心内涵上的制度之治论、建设内容上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结合论、建设路径上的守正创新方法论、实施步骤上的“三步走”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要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地完善发展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

从行政生态到治理生态:基层治理的理论思考

随着治理在基层实践中的应用,基层治理应运而生。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它是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相比于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基层治理面临着一个特殊的挑战,即基层治理要改善居民的生活状况。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情境下,基层治理需要从行政生态走向治理生态,既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也要关注政府以外多元主体的功能发挥。治理生态并不否定行政的存在,行政是治理生态的一部分。如何协调行政与治理的张力是衡量基层治理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标准。

党领导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显著优势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领导核心优势、强大政治优势、历史主动优势和人民立场优势,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塑造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安全稳定的网络舆论环境。

寻找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基层是推进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和最基本的单元,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效能。可以说,没有基层治理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现代化视阈中政府治理效能建设: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基于甘肃省“三抓三促”行动的实践价值分析

政府治理效能建设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条逻辑主线。“治理效能”本身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尺度。政府治理效能体现的是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程序、行政能力、行政质量与行政效益的有机统一。在生产力加速变革的逻辑下,政府如何高效地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始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江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立法探索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特别是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江苏必须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走在前列。“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意味着社会治理范畴实现了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更新。

技术治理与政府治理现代化

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进程中,新技术的引入、赋能与适用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工具抓手或进阶路径。近年来,数智化技术的飞速发展驱动各层级政府在不同治理领域开展了丰富的新技术应用实践。在对这些宝贵实践的多角度剖析中,对技术治理功能及赋能路径的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无疑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视角形成知识贡献的重要方向。本期“技术治理”专题的四篇文章恰是围绕“何谓技术治理”“如何理解政府治理中的技术治理”这两个核心问题展现的不同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图景,这既为应对当下政府治理技术变革提供了理论工具,也对未来推动政策智能的萌芽与发展有所裨益。

充分发挥社区基金会作用 助力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支持设立社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新修改的慈善法提出,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社区慈善组织,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发展社区慈善事业。

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截至2023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3267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6.16%,城市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多措并举、协同发力,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新征程上,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治理的技艺及其知识意蕴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积极运用信息技术、大数据、绩效评估、排名、督察等治理技术,用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仅需要“治理的技术”,也需要“治理的艺术”,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治理的效率与效能,那么后者更加关注治理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后果。我们姑且将治理的技术与艺术统称为“治理的技艺”,并思考在中国情境下“治理的技艺”对于中国政治学/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

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工作的领导核心,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加强基层治理的必要手段,应当加强“思想引领、组织引领、资源引领、服务引领”四个引领,从而推动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但目前在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组织治理权威不足、主体职责定位出现偏差、党建资源和社区治理资源的整合能力不强等。需要通过强化社区党组织的治理权威、整合多元主体和社区的党建资源和治理资源、增强社区党组织的服务意识等途径来破解当前面临的困境,从而不断夯实城市社区治理的基础,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南考察时指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夯实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协同和融合。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实践经验、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则是促进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同时也是基层治理不得不应对的挑战。分析我国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经验发现,各级政府以制度供给规范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标准、以虚实结合拓展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空间、以纵横结合提升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效果。但同时,数字赋能基层治理也面临着追求效能至上导致的伦理困境、部门利益牵扯导致的协同困境、数字阻力导致的能力困境等。为实现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的充分赋能,可从价值维度、结构维度、主体维度等三个方面着力,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提质增效、治理结构与流程的优化重组、治理主体的丰富拓展,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善治”理念下我国公共文化治理困境和突破路径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是我国公共文化治理方面的核心。“善治”理念下的公共文化治理既是以“公共”为主题的治理措施,也是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在公共文化的治理中,精神匮乏、分配不均、政府主导、利益冲突等方面的问题一直以来需寻求解决。在提升公共文化治理效能的路径选择中,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资源分配、构建新型治理模式、化解利益主体间冲突,以期助力我国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完善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视角(1)

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主要内容。《决定》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主要内容划分为制度和体系两大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