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村识别的基层政府治理理性解构——以中原M县为例

精准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精准识别是精准脱贫的基础,贫困村识别是精准识别的重要内容。以科层理性和关系理性为分析工具,解构中原M县贫困村识别的基层政府治理理性。科层理性从识别条件、指标规模和申报程序三个方面规制基层政府(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的关系理性。关系理性对科层理性的消解,造成基层政府贫困村识别偏差:县扶贫办将指标向"特色工程"倾斜,于乡镇间"选择性平衡",优先配置于基础好的乡镇,形成指标分解的初步偏差;乡镇将有高层政治资源关联的、认同乡镇权威的、有利于组织平衡的、忠诚度高的、可规避风险的、可凸显政绩的村庄纳入贫困村,最终造成55%的偏差率。综上,基层政府治理理性的逻辑序列为:科层理性优先于关系理性;在价值型关系理性中,面向上的价值型关系理性优先于面向下的价值型关系理性;在工具型关系理性中,"规避风险"优先于"政绩";价值型关系理性优先于工具型关系理性之"政绩"维度;同一治理主体在不同政策阶段遵循不同的治理理性。

社会治理理性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批判——兼论服务型政府建构中的理性认知

社会治理是对公共生活领域的治理描述。人类社会的治理结构,其理论发展与实践运用均呈现以理性嬗变为突出特征的治理与改革实践流变。展开对社会治理理性的当代审视与历史反思,既是对既往治理事实的客观描述与尊重,又是对未来治理模式的畅想与借鉴。审视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历程,提炼治理理性的思维谱系对治理理性及其对应建构模式展开扬弃性评测,结合改革的时代背景,深化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为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构提供理性化的理论声援。

民间信仰的治理技术及治理理性

以福柯“治理术”理论为研究框架,具体阐述了治理术理论中治理理性和治理技术的含义。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具有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功能,是国家力量的组成元素,这是当前政府治理民间信仰的逻辑起点。以浙江民间信仰治理实践为案例,探讨随着治理理性的变化,政府民间信仰治理的治理技术及其运作特点,认为民间信仰的现代治理使得民间信仰回归自身发展规律,并能最大发挥其正面作用。治理权力在现代政治领域的普遍存在,以及国家的治理化,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情感支持、理性治理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价值定位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具有情感支持与理性治理的价值定位;随着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二者呈现出情感支持理念理性化、理性治理理念情感化的交融状态。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有情感支持理念强、理性治理理念弱,理性治理理念强、情感支持理念弱,情感支持与理性治理理念均弱化等发展方向;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需要协调情感支持理念与理性治理理念。文章认为,作为应对策略,可以通过强化家庭养老的理性治理理念、健全上门服务中的情感反馈机制,以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标准规范;通过智慧养老设备与情感支持理念的融合、大数据服务技术与情感支持理念的融合,以加强养老服务技术中的情感支持;通过对社会服务机构是否盈利进行分类,均衡其情感支持理念与理性治理理念,以规范社会服务机构的价值定位。

和谐社会视域中理性治理群体性事件考量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期正常的矛盾运动,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一种常态和常规。当前群体性事件不但高发、频发,而且出现了非典型性群体性事件等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因此,必须开拓新思路,探索多元利益正当合法的诉求渠道和表达方式,力求在互动中走平等对话的理性治理之路。

中国古代荒政的非理性治理因素考察——以明清时期城隍祈雨为例

宗教信仰作为“意义”的复合体,绝非仅是个人身心之需求、状态与现象,而是政治社会的重要的权力支撑关节,亦构成前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本文引入灾害政治学的视角来考察明清时期地方官员的祈雨仪式,探讨中国古代的城隍信仰、制度作为一种普遍分布、受众广泛的公共崇拜的政治功能问题,展现荒政中的公共治理逻辑,归纳“平情之治”在大一统王朝国家的一些运作方式之特征。可发现礼制层面的公共祭祀是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的融合体,地方官需要根据朝廷法律与社会自然情势来把控仪式的节奏韵律,非理性活动实则蕴藏着行政决策的理性考量,官僚政治与神祇崇拜呈现出互相渗透、戏仿与拟制的复杂关系。更全面地观察古代荒政治理之逻辑,可丰富传统社会的风险控制理论,并在批判的基础上汲取可用资源。

善治视域下合理性治理结构的演进与达成——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合理性治理结构决定了多元主体管理公共事务、承担公共责任、分配公共利益的方式,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政府组织、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是合理性治理结构中的三大利益相关者。在合理性治理结构的演进与达成问题上,不同类型公共事务的治理可以形成不同的治理结构,同一公共事务治理的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治理主体角色也处于转换状态。合理性治理结构需要各治理主体间权责边界清晰,主体功能发挥;加强利益协商,搭建共享平台;建立互动发展,整合优化资源;形成主体意识,重塑公共精神。合理性治理结构的现实绩效包括降低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益;重构社会资本,化解社会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回应公众诉求;促进组织互补共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从而真正实现善治的目标。

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理性重构与理性困境——卢梭、韦伯、罗尔斯、哈贝马斯理性治理的比较研究

现代国家治理本质上是理性的重构问题,"理性"在观念和实践上的变迁,使得现代国家治理呈现为三种历史样态。卢梭等在理性契约精神基础上构建了"理想理性"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但"精英主义""完备主义""单一主义"使得其难以摆脱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相冲突的困境。韦伯和罗尔斯构建了"公共理性"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但要么陷入"规范"与"事实"的冲突、康德式先验主义的困惑中,要么陷入价值理性的迷失与工具理性的泛滥的困境中。哈贝马斯构建了"交往理性"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试图重释政治合法性问题,然其宏观叙事逻辑理论上陷入了"一元主义"的"理性压制"嫌疑,实践上陷入了个体自由与民主绑架、统一国家意识的弱化的冲突之中。

乡村治理中的理性与德性治理关系辨析

从治理理论视角来看,理性治理与德性治理在乡村场域的互动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密切相关。理性治理外嵌于传统乡村治理进程中,全面解构乡村社会稳定的德性治理框架体系,致使乡村社会治理呈现社会关联度降低、内生秩序失序、自利性价值观、传统社会资本消解的诸多困境。研究认为,应将德性治理与理性治理纳入统一的柔性治理框架,重塑新的乡村精神共同体,重建多元化的乡村内生秩序,培育新型的乡村社会资本,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福柯治理视角下的基层社会网格化治理研究

治理(governmentality),是一系列的战略战术、技术实践及其背后思想、理性的媾和,新自由主义的勃兴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崛起和社会学者倡导的社会共同治理(joinedup governance)以及整体性政府(whole-of-government agendas)的新治理思路。它试图把国家和政府从福利主义失败的阴影里拯救出来,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主体,建构以自我立法和自我纠正为中心的新治理模式。与此相适应的是,现代治理的策略与战术可以浓缩为监视技术,它旨在使人们相信自己始终被监看,从而产生自我管理与约束的新常态。我国当下提倡的社会管理创新——基层网格化治理可以看成是"超级全景监视"的具体而微,意在使社会变成了一个数字化"全景敞视监视",不需要围墙,却能无远弗届地监理人群。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体现在: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它是理性化治理;从主体参与上来看,它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治理机制上来看,它是法治化治理。沿着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应该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寻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之策。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研究述评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包括三种类型 :基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治理制度、强调纯市场理性和产权途径的市场取向的治理制度以及建立在不同参预者自我约束的、以非强制性为特点的内在治理制度。国内外对于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也存在不足。未来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应重视环境治理研究 ,加强理论深度 ,制度安排上要进行创新 ,不能依靠单一的制度形式。

实现从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转变

电子化的政府改革决定公共管理必须电子化,而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整体性治理正好适合电子化的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是在新公共管理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其具有现在信息时代高效和灵活的特点。整体性治理是以创新治理机制为组织的载体,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完善是目前现代化行政的标志,信息化的社会管理需要大量不同类型的信息专业化人才。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全国农村各地悄然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社员共同所有、民主控制、经济参与并受益的经济组织。

乡村社会的振兴机理:基于治理结构视角的研究

乡村振兴是现代化背景下乡村转型与变迁的必然选择。在乡村振兴"一主两辅"合理治理结构达成与演进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三个阶段的演进与发展:首先,在乡村振兴初始期突出村民自治组织力量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其次,在乡村振兴过渡期需要突出政府组织力量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最后,在乡村振兴提档期需要突出市场组织力量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在乡村振兴中构建"一主两辅"合理性治理结构的现实绩效具体包括:化解各类冲突矛盾,降低村庄治理成本;挖掘整合村庄资源,重塑村庄公共精神;保障村民合法权益,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短视频场域中青年价值观的塑造研究

当代青年与短视频共融共生,短视频的价值表达深刻影响着当代青年的价值观。短视频改写了传统价值表达范式,促成了价值表达主体和客体的平等化,短视频因此具有了青年价值观教育的积极效应,但同时在显性和隐性两层面对青年价值观教育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青年短视频使用中的价值困境治理,需要结合短视频特性针对青年实际确定理性的治理原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内容,分别通过法律约束、技术赋能、平台监控以及青年自律等方式实现对不良短视频的有效规避。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当前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基、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驱动力,以促进“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融合为依托,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旨归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新创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历史脉络中开辟了新路向,形成了以党的核心领导为根本前提,以“人民中心”为治理取向、以“一核多维”为治理框架、以“问题导向”为治理策略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治理的实践形态,它强调自我审视的制度理性意识、自我完善的制度革新能力,以及多样化社会引导机制的培育和完善,继而在治理实践中形成充分的博弈空间,以促成国家治理的共同现实目标与价值目标的达成。

论政府治理“理性”与法治

在法学的视域中,作为法律程序的参加者的政府也是"有理性的使自我利益极大化者","理性"同样是政府的一种行为模式和特征。政府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以法律理性依法行权;政府参与共治,应以"和谐共促"的价值理性作为基本导向,以"增量计算,效益最优"的技术理性为效益标准。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应充分运用法律理性以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充分发挥价值理性以实现"和谐法治"目标;充分发挥技术理性以实现"善治"的治理模式。

试论社会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是随时存在的 ,重大危机事件是随机发生的。在危机来临时 ,在社会危机管理中 ,政府是信息公开的主体 ,是完备的信息管理机制的领导者和公众知情权的保障者 ,是危机处理应对系统的指挥者、组织者 ,还应当是有限政府的理性治理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角色与定位分析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始阶段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危机事件增多,中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如何确定自己角色以及定位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我国危机意识薄弱、缺乏组织保障和社会公众参与不够等是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现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政府应该是信息公开的主体,是危机管理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协调者,积极引导鼓励社会公众的参与,并且我国政府要逐步实现从反应型政府向预防型政府的角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