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风险、问责以及法律沟通

要致力考察当今中国的风险沟通与问责;以雷洋事件和万科事件为线索,聚焦基层官僚机构推卸责任的行为方式和专家系统的解构现象,深入分析、阐述决定者与受决定影响者之间关系的不同层面以及网络话语的"群体极化"效应。作者认为,应对风险社会很多问题的关键是在以明确而有效的规则简化经济和政治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加强围绕问责的沟通,用理性论证取代煽情叙事,并重视风险分配的公正性对于未来法治秩序的深远影响;此外,还有必要通过民主参与程序、法律议论以及分散风险的机制设计推动国家治理方式的创新。

疫情监控: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

从风险社会、监视社会以及衰退社会这三种视角考察和比较新冠病毒传染病防控的不同模式,可以聚焦疫情防控社会结构、个人权利保障、风险沟通以及问责机制等关键性问题。以这次疫情为契机,数字化信息技术得以更广泛运用,智慧网络平台进一步扩展,这将使经济关系与法律秩序的存在方式发生某种质变,从边沁一福柯的“一览式监视塔”到由各个智能手机构成的“视线陷阱”可以说,围绕隐私和自由,政府与社会之间正在展开一场相互透明化的博弈。国家的治理将不仅基于个人的行动方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深入到体征计量,提前到动机预测,并对日常活动进行跟踪式流程管理。这种无所不在的社会监控,对以隐私和个体自由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权利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无论进行何种价值判断,这都意味着法治的范式正在悄然发生深刻的转变甚至革命。为此,法学研究和思考的重心也将从规范移动到事实、从逻辑演绎移动到经验归纳,促使法社会学进入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