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碎片化:表现形式、生成机理、破解路径

社区既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公民感知公共服务效能和温度的“神经末梢”,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当前,在需求多元化、治理复杂化、风险全球化与个体原子化的背景下,社区治理面临治理主体、治理理念以及治理能力碎片化困境,制约社区治理效能的发挥。这种碎片化是由保守的治理理念、体制机制的更迭、治理资源的分散导致。社区治理要突破治理瓶颈,须聚合多元主体力量,以“政党—市场—公民”三维视角搭建社区治理框架,形成集体行动合力,破解社区治理碎片化困境,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整体性治理:应对我国社会组织治理碎片化的新范式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组织在各个领域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发展中,它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社会组织治理问题相互联结,缺乏明确的边界,无法将责任划分给特定领域或部门,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一种治理的“棘手问题”。同时,我国社会组织治理存在着目的与手段的分离、责任的分化和裂解以及治理工具落后等问题,导致社会组织在概念、范围以及治理政策上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特征。整体性治理作为针对“棘手问题”和碎片化的一种治理理论的全新范式,可以为我国社会组织治理提供一种全新思路。

高校舆情治理碎片化:表现、归因及破解之道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割裂了以高校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以公众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给高校舆情治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目前,高校舆情应对存在理念、主体、信息资源、组织结构等碎片化的问题,导致高校舆情治理效果不佳。借助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超越传统的高校舆情应对,通过树立公共意识和责任意识的高校舆情整体性治理的价值理念、构建以协调和整合为核心的高校舆情整体性治理机制、建立以高校为主导的沟通系统,从而破解由于碎片化阻碍高校舆情治理效能提升的困境。

全球公地治理碎片化: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

基于全球公地治理的现实观察,本文试图对全球公地治理中呈现出来的碎片化现象进行一个理论的阐释。在界定治理碎片化定义基础上,从三个因素进行考察:大国的合作程度、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以及全球公地的属性。全球公地治理碎片化形态呈现出三种类型:对立型、分工型和重叠型。当前,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公地的治理。对此具有一定的启示,即全球公地治理碎片化一方面为中国嵌入这一治理领域提供了机遇,同时也要重视与既有治理机制的协调。

试论城市内涝治理碎片化困境及其突破

现阶段,在城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内涝灾害越来越严重,为了提高城市现代化建设水平,必须对城市内涝问题进行有效治理。经过综合分析,在传统的城市内涝问题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体多元化、机制冗余、权力比较分散,城市水务管理边界也比较模糊。这些碎片式的管理问题会直接影响城市内涝的治理水平。因此,在当前的城市内涝治理过程中,需要基于整体性的角度对整个城市内涝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够提出有效可行的治理措施,促进现代化城市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黏合碎片:面向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网格化治理升维——基于J区“点位长”负责制的实践探索

作为一项基于城市常规问题的制度设计,社区网格化治理对于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网格化治理的社区出现了新的碎片化现象。本文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J区推出的“点位长”负责制为研究对象,探讨基层政府如何破解新碎片化问题,以实现空间、权责、信息三个治理维度质量的提升。“点位长”负责制是为更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而对现有网格化治理模式的升维,其中蕴含的整体性治理理念和整合机制设计值得借鉴。社区网格化治理应当保持和拓展“开源”性,同时还需警惕制度创新可能带来的“意外后果”。

治理“碎片化”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及其展望——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

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2005—2023年治理“碎片化”研究领域的1968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从文献分布、研究热点、演进趋势等方面剖析了治理“碎片化”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研究显示:治理“碎片化”研究领域紧贴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宏观政策背景,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并从区域、功能、政府和技术4个视角开展研究,已形成多个不同规模的研究网络,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今后该领域的研究趋势是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领下,进一步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多视角特色。

“河长制”能实现地方政府跨域间的协同治理吗--基于“碎片化治理”的视角

“河长制”这一创新政策试图通过河长之间的沟通协调来有效实现水污染治理目标,但该政策能否有效解决因流域治理的跨域特征而导致的碎片化管辖和协同治理困境,现有文献对此尚未予以关注。文章首先利用博弈模型和逻辑推演阐释了碎片化治理本身对水污染治理及对河长制政策实施效果的潜在影响,进而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七大流域覆盖的干流县域数据,结合中国生态环境部实施的国家重点监控点的水质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了系统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流域治理中确实存在明显的碎片化问题,且主要集中在中上游地区,原因在于中上游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占优策略为被动等待,而下游地区主要为经济发达地区,其占优策略为主动治理,导致下游监管较强、中上游监管较弱而出现污染产业“逆流而上”的现象。同时,河长制能产生水污染治理改善的效果,但尚未解决跨区域协同治理困境,这也正是目前实施的河长制政策的主要局限,亟需后续推行过程中的进一步完善。文章揭示了河长制治理过程中的跨区域碎片化导致的协同治理困境问题,并为此问题提供了实证依据,有利于政府在执行过程中重点关注跨区域的协同合作治理,为政府进一步建立跨区域的河长制协同治理制度提供了决策依据。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超大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超大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目前,超大城市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临着治理主体、治理职能和治理信息碎片化的问题。为此,应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应对超大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体而言,应在治理价值上向注重公共利益转变,在治理机制上向合作治理转变,在治理信息上向信息共享转变。

张玉磊《转型期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研究——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的致思取向

张玉磊博士、副教授的专著《转型期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研究——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立足于中国转型期的社会背景,对当前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碎片化问题进行了理论检视,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应构建公共危机的整体性治理模式,呈现出了超越碎片化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的致思方向。

政策认知、行为响应与农村环境碎片化治理——基于豫东H乡“清洁工程”的实证调查

推动乡村环境有效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豫东H乡"清洁工程"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环境治理的行为响应往往达不到政策预期,主体缺位、执行异化、监督失范和行为固化四个层面因素使得环境治理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必须以整体性治理为切入点,以自主性建构与主体归位为基础,以规范执行与服务落实为保障,以标准式查验与双向监督为手段,以落地式引导与习性淡化为落脚点,逐步摆脱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治理格局,实现农村环境有效治理。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路长制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公路作为公共产品,是国家交通运输的重要载体。相比于突飞猛进的交通建设,公路治理一直存在“重建轻管”的问题。公路治理涉及多个管理部门,若部门协调合作机制不健全,则可能导致治理的碎片化现象,进而出现多头执法、推诿扯皮等问题。路长制作为城市公路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实践,在统筹协调各管理部门的基础上,克服了政府治理碎片化的问题,推动基层治理进一步走向系统化和精确化。但在具体实践中,路长制也面临着权责不清、合作机制缺失、激励制度设计不足等诸多挑战,实际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依然严重。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出发,可以通过立法规范、制度约束、资金保障及多元治理等方式突破路长制的实践困境,进一步推进公路治理的制度创新。

整体性治理:乡村治理之道

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政府管理模式碎片化、治理主体间关系碎片化、治理资源碎片化等困境,造成乡村碎片化治理,最终导致乡村治理效率低下、治理效果内卷化。深刻认识乡村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关系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有效推进。新时代要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就必须将乡村各治理主体整合起来,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社会,使其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而不是相互掣肘。通过对以协调、整合为治理机制的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分析,明晰整体性治理是历史和现实对乡村治理的呼唤,而实现“三村”有效联动是乡村整体性治理的关键,只有“三村”主体自身发展机制以及“三村”主体间的联动机制得以建立和完善,倒三角形的乡村整体性治理模型才能实现可持续运转,乡村社会才能实现治理创新与长效发展。

走向总体性治理：村政的现状与乡村治理的走向

中国乡村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基本的问题在于治理逻辑的多元性及碎片化。究其原因一个基本的缺陷在于缺乏总体性治理的思路,因而未来的走向应该是总体性治理。总体性治理意味着制度设计与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全面性、协同性,它是一种以乡村居民为核心,以解决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为宗旨的运作方式,这不但要靠地方政府基层乡镇政府的努力,需要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更需要农村社区、社会甚至市场力量的共同参与。总体性治理是中国农村学的一种新范式。

跨界公共危机与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转型: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当代公共危机由于其跨界特征极大地增加了对其治理的难度。然而由于在价值选择机制、组织协调机制、体制运行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和社会契约机制等方面存在不足,当前中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在目标、主体、结构、流程、工具、资源等方面呈现一定的碎片化特征,无法有效治理跨界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治理模式转型迫在眉睫。作为一种以整体性为取向的治理理论和工具,整体性治理理论为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整体性治理成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的模式选择。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模式具有主体多元性、层次多重性、交叉多向性、统分结合性、动态适应性等基本特征。应急联动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监督约束机制是其三大运作机制。当前构建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模式在治理能力、组织结构、协调机制、利益均衡、责任归属等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需要根据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要求,结合公共危机治理实践,从理念、体制、结构、机制、流程、技术、保障、环境等方面采取系统化的整合策略。

常态治理与非常态治理如何协同

社会治理的前沿和重心在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也源自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权力和人民民主在基层社会的运行过程,与基层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在基层治理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常态治理"碎片化"和非常态治理"动员化"失衡的困境。二者相互掣肘,难以实现相互转换。为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应当巩固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建立多元主体协调机制,维护"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

整体性治理理论概述:一种新的公共治理范式

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继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和新公共管理范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公共治理范式,整体性治理理论建立在对官僚制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并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强力推动,经历了理念提出、策略倡导和理论深化三个发展阶段。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民需求和问题解决为治理导向,强调合作性整合,注重协调目标与手段的关系,重视信任、责任感与制度化,依赖信息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提升了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旨,对于推进中国的公共管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效性取向的乡村治理整合式创新

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强调管理民主,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的重大发展,但近年的乡村治理实践遭遇了"碎片化"的现实困境。因多元治理理论的混乱性介入、多个政府部门的分别性干预、多类国家政策的共时性实施、多种创新经验的同时性推广,导致了乡村治理领域的组织机构"叠加化"、制度机制"棚架化"、工作事务"错杂化"等,造成了乡村治理的低效。浙江各地政府针对乡村治理"碎片化"及其造成的低效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整合式创新的先行探索,既取得了相当经验,也存在着自身局限。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将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农村农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从强调管理民主转向突出治理有效,确立乡村治理创新与发展的有效性取向。这就要求借助创新驱动乡村治理的整合,解决乡村治理"碎片化"问题,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关键是要加强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和统一部署,实现乡村治理的系统性整合,科学认识和评价乡村治理的有效性。

城市民族事务协同治理机制的建构

十八大以来,我国初步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体制,但是其有效运行依赖于跨组织间的协同治理。源自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本质上忽视了公共部门的协调与整合问题,导致了治理碎片化现象,无法指导中国的民族工作实践。随着风险社会治理愈发成为城市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以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为主导的协调机制,在治理城市流动性、风险性、跨界性问题时,出现了协同失调现象。参照整体性治理理论,城市政府要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理念指导,以机制创新实现跨层级、跨功能、跨部门的有效整合,以信息与网络技术搭建协同平台,从而实现民族事务的协同治理。

贫困牧民的气候适应与整体性治理研究——基于玉树雪灾的案例分析

为何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情景中,藏区贫困牧民气候变化适应仍遭遇瓶颈?现有研究所强调的治理主体、资源的多维度性特点并不能完全回应这一问题。本文在对2019年年初发生的玉树雪灾进行田野调查基础上,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藏区贫困牧民气候变化适应进行了个案研究。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对雪灾影响的减缓具有积极意义,但相关主体、资本、信息、目标等方面的整合度不高,治理碎片化问题显著,本质上,藏区贫困牧民气候变化适应并未取得成功。基于此,加强共同目标基础上,协调多元主体、手段,并运用整合型优势资本应对雪灾等气候风险,才能从根本上回应藏区贫困牧民气候适应的多维需求,实现公共利益提升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