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实践路径与发展趋向

社区治理社会化作为医治社区行政化弊病的路径选择,愈发成为当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共识。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社会化已形成“嵌入式”和“内生式”两种实践样态。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视角,“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会组织实现社区外部社会性要素的集聚,“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区组织实现社区内部社会性要素的盘活和整合。“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会组织治理体系,“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区组织治理体系。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两种实践形态日渐耗散着现行社区治理结构与体系,带来了社区社会性资源内外区隔的困局,阻碍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的发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社区治理社会化亟待探寻新的发展模式,推动从分治到融合的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体系之变。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融合样态旨在型塑整体性治理体系,深化和拓展居民自治,更好地将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农村治安治理社会化:公共性困境、运行逻辑与建构力量

农村治安治理的动力缺失影响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公共性式微是导致动力缺失的重要因素。公共空间萎缩、人际交往网络松散、公共服务差异化需求增加、公共利益流失、公共规则弱化和公共精神淡漠,使得农村社会发展步入内卷化发展陷阱的风险加大。基于共同利益与治理资源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农村治安治理社会化应当以公安机关为基础性力量,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主导下,广泛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增进农村社会公共性。

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社会化:基于社会组织的主体行动策略分析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同时,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等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过程中的三个主要行动策略分别是:基于公共服务的关系建立,从“协作治理”到“多元合作”的转变,以及社会治理的多领域合作。同时,社会组织在参与及推动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时,面临着来自制度、环境及能力方面的挑战。

中国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演进逻辑

社会治理社会化作为最新提出的政策话语,需要通过与既有理论的对接转化为学术命题,才能发挥其指导治理实践的重要价值。当下,微观层面的要素变化成为审视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最好“窗口”。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化类型,社会治理社会化是以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嬗变为逻辑起点,以治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线性进化为逻辑主线,以实现社会善治为逻辑归宿的整体演进过程。这一演进逻辑充分展现出社会治理社会化不是独立提出的新概念,它属于社会治理的整体范畴,是社会治理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基础推动力。

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的地方实践及其理论思考——以广东为中心的考察

民族工作社会化自20世纪90年代在江西提出来后,被全国民族工作部门广为采用。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任务繁重但是民族工作部门力量相对薄弱的广东,将民族工作社会化思路运用于城市民族事务治理领域,形成了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的广东模式。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无缝隙政府理论”“整体政府理论”对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的启发意义,追溯了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在中国实践中的发展脉络。作者希望这一研究对我国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所裨益。

社会治理社会化: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风文明的实现路径——以糖村治理滥办“人情酒”为例

"人情风"泛滥已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糖村在党和政府引领下,通过村委会协同,村民参与的方式对村庄中泛滥的"人情酒"进行了有效控制。可见,通过党政引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社会化方式,可以达到扩大社会治理主体,拓宽社会治理渠道,增加社会治理资源,从而实现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可行路径。

社会理性与城市基层治理社会化的视角转换——基于上海梅村的“三社联动”实践

"三社联动"日益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命题,以往的研究普遍忽视"三社联动"的机制及其理论基础。同时,对于"三社联动"的研究也较少勾连到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之中。基于此,本文在理论上借助社会理性视角建构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化"作为"三社联动"机制的一种分析框架。基于上海梅村(社区)的经验研究显示,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并非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在社会理性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共享粘连关系。"社区为本"、"将政社关系带回来"、"以社区为中心"的治理实践是对"基层治理社会化"命题的有效诠释,也是"三社联动"机制的核心维度,它有助于重构城市基层治理中(地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架构,使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与社区相关主体得以有效联动,并为社会工作、社会组织有效嵌入基层社会提供核心依据。

社会治理社会化视域下的社会协商制度建设——兼论社会协商的社会组织平台构建

在社会治理意义上,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公民还是企业,只要是针对社会性公共事务的协商,都应该归为社会协商。社会治理社会化视域下,社会治理与社会协商具有理论上内在契合及实践上相互融合的趋势。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协商具有社会治理和民主政治的双重意义,但社会治理应具有优先性。在具体推进社会协商的进程中,应该大力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并将其作为主要平台。

党建整合社会: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实现路径——基于武汉市J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研究

社会的分化,要求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走向社会化。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与社会衔接的中间桥梁,成为推动社区治理社会化的核心主体。然而受党建“管控”社会模式的影响,社区治理陷入了行政化困境。J社区通过重塑党组织与社会的互动逻辑,成功完成党建引领“村改居”的过程。以J社区治理实践为考察对象,从理论层面剖析总结,发现党建整合社会模式,能够助推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倒逼社区治理要素的生成,推动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实现。这就要求重新定位基层党组织在社区中的地位,即基层党组织是统领者而非直接行动者,是资源整合者而非资源输送者,是社会主体参与支撑者而非社会主体参与命令者,是社区居民组织者而非单一服务者。

“社会治理社会化”论纲——超越技术逻辑的政治发展战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中,"社会治理社会化"兼具现实与历史意义。它不但是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变化后治理工具的新选择,而且具备撬动"治理制度转型"与"学术话语转型"的深层意义。"社会治理社会化"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打破社会治理长期被少数部门掌握诠释权的局限,开启"成为引领全局工作话语"的机会窗口。系统勾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途径,一是推动"政治行为社会化处理",二是推动"行政行为社会化合作",三是推动"社会事务社会化自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支持条件包括:第一,理念革新:基于历史走向与现实发展要有"新时代"的理论认识;第二,顶层设计:基于"底层实践"的需求推进全局性的社会化改革;第三,社会增能:厚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和文化基础;第四,机制优化:基于"社会需求导向"精准推进资源配置方式改革。

全面从严治党:执政党社会化治理的新视域

全面从严治党的深远意义,主要体现在保证执政党社会化治理结构优化,提升执政党社会化治理主体地位,助推执政党社会化治理意识进步,规范执政党社会化治理行为界限。全面从严治党所具有的先进性、人民性、现代性、实践性内涵,为执政党社会化治理提供思想、组织和价值支撑,执政党社会化治理科学推进又需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根本保障。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新特征及社会化治理路径探析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对作为社会毒瘤的黑恶势力犯罪的有效治理,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不仅必要而且适时。在黑恶势力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由于自身具有较高的组织性,而且往往对某一特定地区形成强力控制,因而对当地人民生活的安宁稳定与社会秩序的破坏更为严重,需要法律予以更多的关注,做到“打早打小”与“打准打实”相结合、“宽严有据”与“罚当其罪”相结合。从犯罪治理的角度看,作为时刻处在变化状态的社会现象,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四个方面均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需要依托政党、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协调配合,共同构建起对该类犯罪的社会化综合治理体系,以彻底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赖以生存的土壤。

五大区域发展战略下实践教育社会化治理研究

目前实践教育治理的模式还无法适应"五大区域发展战略"的需要,虽然采用了校企合作的治理模式,但效果并未如所预期。只有创新治理模式,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不断提高实践教育治理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才能彻底解决学生技术技能成长的问题,才能发挥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保障和支撑引领的作用。

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路径

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主要经历了以公安机关为主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同时注重利用城乡治保组织参与治安管理阶段;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及治保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阶段;初步探索利用社会力量进行治安防范阶段;探索建立利用社会力量、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阶段;利用社会力量参与治安管理基本形成阶段;创新完善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安治理发展阶段等。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主要形式包括治安保卫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内部保卫组织,保安服务公司,治安联防组织,志愿性治安社会组织,中介性治安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等。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完善主要路径有制定和修改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律、法规,实施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办事,建立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秩序等。

社会养老保险遗属抚恤法治的反思与重塑

为解决私法制度在面对扶养义务人死亡风险时的失灵问题,现代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自诞生伊始就涵盖了遗属抚恤。我国劳动保险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为非因工死亡参保人员遗属设立了抚恤制度。然而,这种劳动保险遗属抚恤制度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们亟须探索建立一套新型社会养老保险遗属抚恤制度,以充分发挥互助共济功能,实现死亡风险的社会化治理。其主要特点包括:制度模式上统一于由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负责提供资金;遗属范围上与民法扶养义务人的范围保持一致;抚恤金申请上以遗属有抚恤必要为前提;死亡事由上具有无条件性;待遇标准上实现对民法扶养费的替代。

文化安全视域下中国宗教团体社会化治理的理据与策略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作为社会运转的子系统与国家文化安全可谓息息相关。在当今"全球宗教复兴"和暴恐主义势力抬头的国际背景下,在当前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推进新型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促使宗教团体的社会化治理,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当前和今后宗教管理工作的主要工作和重大任务。

安全社会化治理的法治协调分析: 以安责险为例

为有效实施安责险以进一步完善安全社会化治理,分析阐释投保主体、承保范围、保险服务3个核心法律问题,探讨安责险运行面临的主要法治困境,揭示我国安全社会化治理的一系列共性问题,并提出应对方案。结果表明:安全社会化治理手段的引入应高度重视法治协调问题,兼顾安全治理的创新性与合法性;具体到安责险,应继续完善《安全生产法》强制投保义务,进一步厘清承保范围,并在《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中规定事故预防服务具体要求。

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体系构建与实践推进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在多平台交互使用中,形成了一种不可逆的累积过程。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关联危机发生,而电信诈骗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类。打击电信诈骗,一直被认为是公安机关的使命,然而,在愈打愈烈的情况下,有必要跳出传统的逻辑分析框架,重新厘清电信诈骗与信息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转变单一主体破解难题的狭隘空间,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化治理模式,从而形成"安全为人民,安全靠人民"的良性社会生态。

从“管控”到“共享”:编制资源的统筹分配及其社会化治理——以L省Y市案例为中心的质性研究

统筹编制改革是党中央基于新时代提出的重要要求,应当结合结构优化、存量盘活与资源整合等关键点,对地方统筹编制资源、进行编制统筹分配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观察,明确编制作为内部资源的有限性、可分配性以及使用受监督性。本文选取L省Y市为样本,对其编制资源的规划、统筹分配以及纪律监督情况进行描述,指出在科层制思维下出现的编内、编外人员的工作困境,在盲目求效的工作习惯下出现的专户竞赛与专户冗余的实践困境,以及在僵化执行纪律的情况下用人自主权与编制管控权的矛盾。根据L省Y市的相关构想以及初步实践,提出对“管控式”的编制统筹管理有所补充的“共享式”社会化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强调在编制规划过程中的多方参与,在编制分配的过程中进行多向研究,在编制监督的过程中采取多重规范的保障措施,促进编制资源在统筹分配之下,形成社会各方权责明确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试论毒品犯罪与社会化治理

毒品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社会安宁,现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社会问题。毒品犯罪有其特定的社会因素。在治理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大宣传力度,搞好新型毒品的预防教育;加强对娱乐场所的管控,消除毒品泛滥的渠道;加快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保障,狠抓禁吸强戒工作;加大打击力度,发挥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铲除境外毒源,与周边各国协作,共同打击毒品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