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秩序再造与国家回归——基于陕西省S村的讨论

城镇化是理解当前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所带来的利益不仅激发了村庄活力,也可能导致乡村治理的失序与失灵。乡村治理失序是治理主体角色异化、治理规范缺失、村民—村干部—国家三者关系失衡甚至断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代治理体系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背景下,国家回归乡村治理场域,通过制度设置、政策引导、规范下沉、监督体系完善等方式,发挥了兜底保障的功能,实现了乡村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和治理关系的再造,使乡村社会重归井然有序的治理状态,为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区域教育治理秩序:要素构成与生态重构

区域教育治理秩序的重构是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区域教育治理秩序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色,体现在构成区域教育治理秩序的政治架构、行政程序、专业理性和人情社会四个要素及其所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上。文章在系统分析四个要素在区域教育治理过程中的特点及其作用方式的基础上,剖析了由于四个要素之间的利益博弈和政策冲突造成区域教育治理生态出现偏差的原因,提出重构以教育家办学为专业理性的主体核心圈,以简洁、有效的行政程序为执行规则的改革支撑圈,以强化经费保障和治理保障的政治架构为决策依据的生态保障圈,以“入情、达理、合规、守法”为文化氛围的区域教育治理新秩序,并构建了“激活内圈、驱动中圈、创新外圈”的自内向外的区域教育治理秩序生态改革新路径,以期充分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促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

在以族权、绅权、政权为核心的传统乡村治理秩序瓦解之后,如何围绕新的权威要素重建秩序,这是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难题。本文尝试梳理传统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前期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秩序的变迁路径,呈现政权、族权、绅权、财权、强权、民权等要素此消彼长的历史图景;据此认为,要重建一套稳定合理的乡村治理秩序,不用依据某种理论或设计来切割现实,而必须考察传统在转型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正视各权威要素在社会结构与人心秩序中的现实权重,以"规则"与"德行"为基础整合之。

“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

美国诉诸全球治理秩序具有功能性诉求,在治理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同时避免伤害美国利益;在功能性治理之外,美国诉诸全球治理秩序更看重其权力属性,借此划分权力等级,获取得自治理的非中性收益,谋求领导权。现实中,功能属性实际上消融了权力属性,美国得自秩序的权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出现下降态势。对于美国"退出外交"的分析局限于既有理论流派的泾渭分明与特朗普个性外交的掩饰,因此很难准确理解"退出外交"的产生机制、影响和实质。本文试图从制度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予以分析,寻求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理论之间的通约性,借助权力与制度两种分析变量,进一步认知作为一种制度制衡手段的"退出外交"。

官民共治:关于乡村治理秩序的一个概括

以"官民共治"概念对传统以至于现当代的乡村治理秩序做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概括。皇权时期的乡村治理秩序是一种建立在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官民共治秩序,近代以来现代国家建设形成的官民共治秩序,是在现代化的压力下,为了整饬传统基层吏治腐败和重塑新的政权代理人。一方面,乡村社会秩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功能实现部分;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形成新的官民互嵌性权力结构体系。前者的国家治理逻辑是后者治理结构形成的原则和制度条件。以"官民共治"概念来剖析乡村社会治理秩序,是为了明确当今乡村治理转型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发展条件。

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构建——基于明清时期国家法与习惯法互动的视角

中国国家与基层社会如何实现治理秩序的统一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话题,对于传统帝制时代的中国和走出帝制之后的中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明清时期的国家法和习惯法在基层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既分工又协作。首先,习惯法是在民间风俗或惯习基础上形成的,其中调整"户婚田土钱债"等日常生活中的"细事"纠纷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国家法则由国家机构制定和颁布,关注的是"细事"之外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大事"。其次,国家法与习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相互协作和融合。国家法不同程度地承认和吸纳习惯法,习惯法也在不断主动地要求"被归纳"到国家法之中,它们在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形成了"刚柔相济"的局面。将国家法与习惯法融合起来的关键是贯穿在官方和民间诉讼中的统一的"支撑司法的核心价值观"。"司法核心价值观"上的一体化和同构性支撑着地方官和民间审理人在"情"与"法"之间进行"衡平",让法律与基层社会的宗教信仰和礼仪制度交织在一起,使得国家与基层社会整合了起来,促成了国家与社会在基层治理秩序中统一性的实现。这一观察对我国新时期如何通过新的治理结构来缓解和转化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重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秩序,实现观念一体化的国家治理超稳定结构颇具启发意义。

全球治理秩序的重构与中国的战略应对--以政治空间嬗变为视角

政治空间是国家政治与地理空间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地域空间意义上的国家,国家是传统政治空间的核心,空间的文化属性,强调的是共同信仰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超国家行为体形成后,国家的主权空间和权力边界发生改变,同时,国家空间生存论与“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等原则相辅相成,促使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治理范式形成。全球化到来,导致国家内外部的政治空间愈加碎片化,国家间的关系日趋多元,原有秩序在全球性危机面前丧失活力,全球治理供需失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立足亚太,积极构建以中俄合作为核心的亚太一体化,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新型空间秩序,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与尝试。

重构治理秩序:政府转型与政社关系创新

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快速转型加剧了乡村、村企、官民、干群之间的利益博弈,由此引发的群众上访也日益增多。虽然多数群众上访缘于权益维护,但缠访、闹访的现象也不少,"职业访民"、地下产业链等现象更是将上访异化为敲诈,逼迫地方政府就范,导致基层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如何在法治轨道上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迫在眉睫。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政府转型,创新政社关系,通过信访社会化和法制化方式构建新的治理秩序。

从南宋义役看江南乡村治理秩序之重建

本文从海内外学界对南宋义役的认识分歧入手，在摸清义役的实施概况、发展阶段和运作方式的基础上，首次区分了义役的不同类型，即有民间主导型和政府推广型之别。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从乡村上户、胥吏阶层和地方政府官员在义役问题上的利益博弈入手，分析了义役败坏的诸般原因。认为民间主导型义役是乡绅集团在差役重压下，试图通过集资助役、自主排役之方式，主动参与赋役徵收、地方治安等乡村治理秩序重建的有益尝试。

社会资本培育与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形成--基于韩国新村运动的案例研究

在韩国新村运动中,社会资本提升了普通民众自我管理的主体精神与参与的行动能力,社会资本是多元合作治理新模式形成及其顺利运行的前提,社会资本的成长有赖于一定的社会自由空间与恰当的政府引导。韩国新村运动带来以下启示:抛弃对政府能力的迷信,回避强势他组织的社会管理方式;培育公共精神,为社会治理秩序的形成建立内在的主观基础;培育真正属于社会自己的组织网络。

抗争政治学视域下的治理秩序与制度选择

社会治理是一项浩瀚繁杂的系统工程,频发的社会抗争表征着民众与现有体制的裂度,解构着制度的刚性,影响社会稳定,降低政治认同.在社会治理中,制度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在抗争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下,制度选择在宏观上应考量发展与秩序的问题,在微观上应考量利益、权利和权力的边界问题,在制度存量和增量上应考量其短缺和剩余的问题,而在效益上应考量其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利益连带:集体经济模式下村庄治理秩序的形成——基于苏州W镇X村的实地调研

提出以利益连带为核心的村庄社会秩序生产机制,可以解释苏南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干群关系相对紧张而村庄秩序保持较好的复杂现象。秩序整合中的利益连带指村民因其利益的实现与集体经济发展存在依赖或关联而不愿意得罪村干部,村干部也以利益为连带来制衡村民的不合作行为,村民难以承受与村级组织的对抗成本而在村级治理中保持配合。村集体经济的强大、村民中度经济分化和利益密集是利益连带机制存在且有效的经济及社会基础,但是也因为其严重依赖于经济发展状况而难以具有长久稳定性,另外实践中也不能避免村干部过分强化制衡效果而将村民固有权益也纳入连带范围。

精英转化机制:对村庄精英权力结构与治理秩序问题的研究

村庄精英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治理秩序研究的基础。以能够表达村庄基础的经济社会分化水平、村庄归属感及村级正式权力的影响力作为标准,可将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通过比较处于同一/不同时段、相同/不同性质村庄的精英权力结构,分析精英角色、精英权力结构与村庄治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可见精英转化机制的运作机理正是遵循村庄基础的变化,实时地对精英角色和地位及村庄精英权力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以对村庄秩序产生即时性影响。

拆解与整合:村庄精英视角下乡村治理秩序问题的三层研究

村庄治理秩序研究是村庄政治研究的基础。研究以能够表达村庄基础的经济社会分化水平、村庄归属感及村级正式权力的影响力作为标准,将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在此基础上,以对村庄精英的分析为切入点,对不同时段的四种理想类型村庄的精英权力结构进行分析,并通过把握村庄权力的运行实态,探究处于同一/不同时段、相同/不同性质村庄的村庄治理秩序,最后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对精英角色与地位、精英权力结构及村庄治理秩序之间的关系的探析上。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秩序的变迁

城镇化与乡村治理秩序变迁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进程,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城镇化这场人类史上最为壮观的历史事件,最为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就是农业中国、乡村中国正在不断被工业中国、城镇中国所取代。随着城镇化引发乡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秩序不可避免地被改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本文以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乡村治理秩序变迁的研究背景,从治理目标、治理模式、治理理念三个维度中去考察中国乡村治理秩序的历史演进,研判从资源汲取向"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演变、从村民自治向"乡政村治"与"多元共治"演变、从传统礼治向"依法治理"与"复合治理"演变的乡村治理秩序三重变迁逻辑,探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与有效途径。

城市基层治理秩序的复合化建构

国家治理的重心在城市,城市治理的关键在基层。随着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城市不断扩张的规模与其治理能力之间的张力愈发凸显。提高城市基层治理能力、建构良性的城市基层治理秩序,是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实践中,城市基层治理场景在治理对象复杂化、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及治理工具复合化的综合推动下而愈发复杂与复合。国家通过网络化技术平台、末端化治理平台、党建化联动平台等复合化“功能平台”的构建,以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追求,在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下,将多元化的基层治理主体进行有机组合,进而形塑了以生活秩序、权利秩序以及权力秩序为内容的总体秩序,推动了城市基层治理秩序的复合化建构。

乡村治理秩序:历史梳理与现代构建

由"皇权不下县"时期的"政权、族权、绅权"共治,到乡村建设时期的"政权内卷化",再到今天的"乡政村治",乡村治理秩序的表现形式几经变更。当代乡村治理秩序必须朝向民主与法治的方向进行现代构建。第一,村民"变"公民,确立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第二,建设民众制度化参与渠道,促进乡村组织发展,保证民众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建构一种公共治理规则,另一方面着力培育村民的公民素养,最终构建一种以公民权利和乡村主体性为基础的、依据公共规则治理的公共秩序。

治理秩序重建与能力现代化:基于民族地区城市社区的考察

社区安全稳定与和谐发展是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秩序重建与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源。通过问卷调查与实际访谈的研究方法,对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进行样本采集,并使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民族地区社区创新治理中各民族政治参与、居民认知、大数据工具应用、协同治理等要素,在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也面临着治理体系与保障运行机制层面的现实困境。基于此,要以统筹民族地区社区公共安全与公共服务供给为着力点,尝试推行以"服务"取代"管控"的治理方法。

精英转化机制:对村庄精英权力结构与治理秩序问题的研究

村庄精英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治理秩序研究的基础。在不同时期,或同时期的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分化水平、村庄归属感和村级正式权力影响力等因素,对村庄的的村庄权力结构会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将农村税费改革作为时间点进行划分,会形成不同的村庄权力结构类型和特征。

十八大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秩序的形塑——基于8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考察

文件代表着国家意志,考察文件的动态变化能够透视出国家的战略走向与发展思路。从文件视角出发,对十八大以来的八个“中央一号文件”进行系统梳理,综合分析这段时期国家对乡村治理秩序的形塑,可以得出: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基”、以建构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为“核”、以打造维护乡村互动关系为“脉”是其基本的实践逻辑。总的来说,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围绕着“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一中心议题来开展,并且兼顾了对内对外两个方向的工作。建构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着重关注统筹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乡村德治水平,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多元互动的乡村治理格局中,打造维护好国家与乡村、城市与乡村、基层政府与乡村的互动关系同样也是国家的重要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