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际演化博弈下长江流域空间治理转向

文章构建了河长制下长江流域省际协作治理中的中央政府与两个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三方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三方的行为演化及其稳定状态所需条件,并对参数赋值仿真模拟三方的博弈行为。研究表明:河长制下长江流域的省际主动协作治理不能自发实现,中央政府纵向权力的积极介入是促成长江流域省际协作治理达成的关键因素;根据三方博弈行为仿真模拟及稳定点分析,提出了设计“长江流域单元河长制”政策体系,优化长江流域单元纵横治理边界,重塑长江流域治水部门的“条”“块”权力结构,构建省际共建共治共享的流域整体性治理的政策建议。

理论式微与治理转向:论新世纪以来西方贫困研究的“贫困”

1998年,阿玛蒂亚·森因在贫困理论研究上的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围绕权利方法和能力理论,西方学者争论不断,发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工作等学科亦在贫困理论研究上取得一定进展。贫困线研究、反贫困行动研究、参与式贫困研究和随机对照实验推动了西方贫困研究的治理转向和范式转型。2019年,该奖项再次授予研究减贫问题的学者。以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为切入点,通过对西方贫困研究的系统性梳理和反思,发现理论建构式微和方法论上的技术主义倾向导致西方贫困研究自身在21世纪陷入“贫困”。面向未来,反贫困依然是贫困研究的重点,我国亦应继续加强反贫困理论体系提炼和国际对话。

新发展阶段我国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治理转向——基于“双减”政策指向的分析框架

基于“双减”政策的内容实质和精神内涵,以“为谁治”“治什么”“谁来治”“如何治”为主线,对新时代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治理转向的逻辑理路与现实困境进行梳理与分析。研究认为,新发展阶段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治理应突出以青少年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聚焦“以体育人”的目标任务、强化“政社企家”联动的主体模式以及立足法治、自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工具选择。但从现实状况来看,还面临着理念践行不畅导致“贯通性”困境、价值认知不足导致“达成性”困境、多方主体结构松散导致“联动性”困境和“三治”合而不融导致“兼容性”困境等问题。基于此,提出治理转向策略:强化思想引领,贯彻人民为本理念;重视价值引领,聚焦体育育人回归;依托组织引领,凝聚多方主体合力;坚持法治引领,建构“三治”新格局。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治理转向”:过程、特点及当前的重点工作

治理是管理的特殊形式,"治理转向"是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主要形式分别是管制、管理和治理。高等教育治理转向后更具合法性。当前高等教育治理的重点工作是法治环境建设、校长领导力建设和教师评聘制度建设。

区域性公共政策的治理转向——以欧盟区域政策的变化为个案

治理是一种社会政治运行模式的创新,区域性公共政策及其政策过程构成了治理的基本实现路径。现如今欧盟的区域政策业已超越了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间合作框架,构成了区域性公共政策朝向治理转向的一个典范。基于其谋求"善治"的诉求,欧盟区域政策囊括了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一整套政策网络,配置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并附以官方评估、市场反应与公民参与三位一体的治理评估体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循环。诸行为体在其中的关系又非等级制的,而是在一种扁平化、透明化和非排他式的新型伙伴关系基础上实现了协调互动,从而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政策流程。

网络恐怖主义的演化特征与国际治理转向

受新冠肺炎疫情、阿富汗撤军和俄乌冲突等影响,网络恐怖主义不断发生演化,各国面临的网络恐怖主义风险加剧、治理难度增加,因此,网络恐怖主义国际治理亟须寻求治理共识。聚焦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信息流动平台安全和网络信息内容安全三个主要层次的网络恐怖主义国际治理,可有效促进各方力量达成治理认同、共享治理技术、提升治理力度、加强治理合作。

马克思主义治理美学与当代批评话语的治理转向

当代社会,美学不断地交叉渗透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领域,呈现美学的社会学转向和实践转向的发展趋势。其目的在于通过审美或艺术手段来改变人的审美感觉方式,重新形塑社会情感结构,这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表述为审美治理。与此同时,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也发生了重要转向,从传统美学研究中所强调的文本批评向度转向了当代文化语境中通过艺术和美学话语介入社会文化变革的过程与方式。而悲剧中有关怜悯和恐惧的情感机制,因其情感的治理性再一次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体系中关注的重要论题。

中国高等教育的治理转向——从工具治理到价值治理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高等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大学治理。基于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三个不变”的价值基础、发挥大学作用的价值需求以及面临“三大难题”的价值缺失,大学治理呈现出从高水平到高质量、以高水平实现高质量、以大学能力建设为主题的转向。鉴于此,笔者提出从适应到引领:体系的功能升级;从同质到生态:体系的结构优化;从离散到会聚:体系的要素激活三方面举措建构价值治理下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全球治理区域转向背景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成就、问题与未来发展

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日益凸显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建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蓝色经济和产业合作、海上能源资源开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数据信息资源管理、合作机制建设以及区域海洋治理探索等方面。然而,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合作机制碎片化且作用有限、法律基础以软法为主和约束力不强、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和国内立法体系庞杂、内部争端的存在和外部势力的影响等。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未来发展,首先应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次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最后在具体路径方面应利用协调现有的合作机制、推动软法向硬法过渡、拓展“蓝色”合作领域以及建设危机预警与管控机制等。

论城市语言规划的范式变迁与治理转向

语言是城市繁荣与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构成要素之一。近20年来,随着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不断深入,城市语言规划研究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一方面,城市语言规划研究注重社会语言学实证调查。另一方面,近年来城市语言服务研究方兴未艾,成为城市语言规划应用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公民道德建设的“治理”转向

道德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彰显国家治理的软实力,其价值还旨归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明建构,意在强调现代国家治理的道德资源、道德能力以及善恶研判的道德标准,进而推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的公民道德不仅需要加强社会道德教育和个体道德修养,还需要通过"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得以实现。"治理"转向的公民道德建设,将通过重塑公民道德的主体身份,培育和拓展公民、社会、国家等公民道德建设多主体的协同关系,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公民道德建设的组织结构、治理责任及其价值导向系统。

论全球气候治理的共同治理转向

2018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年会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达成了一揽子协议,为全球气候谈判的推进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为全球气候治理转型注入了新动能。卡托维茨会议继承了先前历次大会的谈判惯性,着力推进各行为体的政策协同,力求转变博弈的类型。促成卡托维茨会议形成共同治理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大国协调推进气候治理以及其他行为体的积极推动等因素。然而,全球气候的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歧众多、标准不一、穷国边缘化、公平性不足等困境,有待于后续气候变化大会逐一解决。

环境问题的技术呈现、社会建构与治理转向

现有建构主义视角的环境问题研究,超然于环境问题的物质状态与环境治理。有必要区分环境问题的物质状态、技术呈现及社会关注;技术呈现与社会关注既有关联又相对分离。环境治理实践中"去问题化"策略,旨在解决社会显现度较高的环境问题,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存在着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民标"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突显了环境治理的社会特征,即从单向度重视国家和技术到多向度重视国家—社会、技术测量—民众感受。

欧盟研究中的“治理转向”

本文将进行概念性、实质性和经验性的评估。首先,在分析欧盟研究中"治理转向"的原因之前,探究治理概念在学术话语和政治科学学科中的来源。然后介绍"欧盟治理"概念的主要特征。第三,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强调欧盟治理的两个中心议题:欧盟治理安排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甚至改变治理的国家特色,反之亦然。第四,阐述与欧盟治理研究密切相关的规范性问题。

文章《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研究的治理转向》

获奖/呈现情况AWARD/PRESENTATION1.2021年2月,该作品发表于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学习与实践》(C刊)2021年第2期;2.2021年6月,该作品被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21年第6期全文转载;3.2021年7月,该作品被《新华文摘》2021年第13期论点摘编。

高校统战工作的“治理”转向

因应高校统战工作的现实困境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动力,高校统战工作应从社会管理的组成部分转向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路径。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主体性、责任自治与共治、协同共治的总体性理念,为高校统战工作从单一主体走向多元主体、责任他治走向责任综合治理、教化与管理走向"协同共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动力。"治理"转向后的高校统战工作,既推动着统战工作的科学发展,也助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

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开启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扶贫战略也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导致的相对贫困,扶贫事业进入以解决相对贫困为目标的阶段。新的贫困治理阶段需要及时调整贫困治理的方向以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因此,应在治理模式上由超常规的集中治理转向常规性治理,治理动力由外部推动为主转向以内生发展为主,治理目标由解决生存问题转向解决发展型问题,治理思路由事后扶贫为主转向扶贫与防贫并举。同时,要从建立贫困识别检测机制、完善长效稳定增收机制、培育主体发展动力机制、构建城乡统筹扶贫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兜底机制等五个方面构建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治理思潮与顶层设计:治理研究在中国的转向及其动力

在某种意义上说,“治理”是改革开放之后,国际学界提出的学理性概念在中国实践中创造性转化最为成功的一个。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刚刚在国际学界兴起的治理理论迅速进入中国,经过国内学界的采纳使用,实现了学术上的本土转化,并逐渐进入不同的政策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阶段,“治理”也从社会领域全面进入其他改革领域。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明确规定了治理在中国的主体和发展方向,引领了国内学界研究的转向。文章利用现有关于国家治理丰富的中文文献,重点整理2013-2021年CSSCI期刊收录的相关文献,勾画了治理研究在中国的两次转向轨迹,探讨了推动其转向的动力,以更深入地理解在中国重要政治概念形成过程中,不同力量所做的贡献,以及它们之间互动的关系。

论突发事件舆论传播中的短视频转向与治理

本文对突发事件舆论传播中的短视频转向与治理进行了研究,继而指出其产生的问题,并就产生的问题提出突发事件舆论传播短视频的治理策略,以期为相关人员的研究提供参考。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非传统安全

作为国家治理问题,非传统安全具有范围上的跨区域性、形态上的流动性、性质上的混合性、发生机制上的累积性和表现方式上的隐蔽性等特性,使其明显区别于传统安全和传统国家职能对象而对现有国家治理形成严峻的挑战。非传统安全使我国行政区域制度失灵、职能部门制运转不畅、科层制失去发挥作用的前提、岗位责任制无法落实。因此,在进行国家治理变革过程中,应该把治理非传统安全作为国家新职能纳入到完善我国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中,优化区域权责关系,完善职能部门合作,建立以授权、弹性和网络化的运行机制,引入合作治理的理念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