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政策与治理重塑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推进

叶海卡·德罗尔因其在政策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被誉为"政策科学之父",逆境政策理论与治理重塑理论是他针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21世纪以来的困境提出的宏观政策制定的对策。我国"放管服"改革自2012年以来进入整体化、系统化阶段,是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宏观政策应对,体现了逆境政策与治理重塑的特点,但在推进过程中也遭遇了困境和阻滞。运用逆境政策理论与治理重塑思想可以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

使社区运转起来:重塑后疫情时代的基层治理

社区管理兼具行政性与自治性的双重面相,此种“选择性行政化”功能特性,推动社区工作者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屹立卡口,守护居民健康,出色地履行了第一道“防波堤”职责,对于疫情控制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社区毕竟未正式纳入行政层级,可以凭赖的行政权能与人财物资源实属有限;税费改革以来,科层机制不断下行以致社区自治性式微,也使得社区管理较缺乏来自居民的信任与支持,这些情况进而又造成社区管理防控新冠疫情时尽显困窘。为此,后疫情时代应积极谋划和推进以社区为本位的基层治理重塑,实现社区管理行政性与自治性的自洽性平衡:一方面,纵向上进一步下沉行政资源,构造行政-自治互益型政社关系;另一方面,横向上多维度激活社区资源,提升社区自为型自治能力与管理绩效。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增进社区常态时期回应和服务居民的能力、非常态时期应急管理与疫情防控的能力,打造“韧性社区”。

治理重塑:叶海卡·德洛尔的治理理论与现实启示

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所有正在流行的治理形式越发地走向了死胡同,所以治理的根本重塑是很必要的。德洛尔对类如市场机制克服或弥补失灵的能力提出了严重的置疑。他认为市场充其量适宜发挥公共服务供给这样的职能,市场并不适于负责塑造关键性的未来选择。德洛尔强调,在全球转型时代,为了迎接治理的挑战,许多"常识性"的看法需要颠覆,为促进治理发生根本性的改善,创造性的破坏必不可少。德洛尔对治理重塑的必要性、前提条件、特征建模进行了分析,其中的思想也呼应了中国式顶层设计的总体构想,从理论上丰富了中国的治理理论,对中国的治理实践也有具有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下青年“躺平”现象成因剖析及重塑治理

“躺平”现象是青年亚文化的一种体现,也是青年心态的现实反映,青年“躺平”现象的产生是外部社会发展变迁与内部青年心态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内卷”现象严重导致青年压力倍增,社会阶层固化致使青年心态低迷,青年个体焦虑加剧产生消极心理,青年奋斗精神消解引发精神危机,由此“躺平”现象产生。面对当下青年“躺平”现象,应致力于解决社会矛盾以满足青年合理需求,健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以激发青年活力,注重舆论引导以构建积极的社会氛围,加强心理教育以挖掘青年积极心理资本,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以重塑青年精神世界,让青年在砥砺自我中寻求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数字赋能重塑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体系

市场监管部门具有贴近市场、贴近经营主体的天然优势,拥有海量的经营主体登记、年报、知识产权等数据资源。宁波高新区市场监管分局以综合经济部门的定位和视角,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会同税务、财政等相关部门探索建设以数字赋能、协同治理、智慧决策为主要特征的融慧治理模式,为推动区域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寓科层于社区之中:基层疫情防控的实践运作——基于J市“党员下沉”实践的调查分析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用。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工作为例,分析社区在人员与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有效。研究发现,“党员下沉”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党员下沉”将大量人力和物力聚集到基层社区,充实了社区疫情防控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党员下沉”将一套科层组织运作体系移植到基层社区,构建起以下沉党员为核心的组织权威体系,提升了社区内部的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以社区为核心的组织资源调配与组织体系构建在治理主体、制度规范和资源配置等三个方面重新塑造了社区治理秩序,而这一秩序重塑背后凸显的是政府寓科层于社区之中的治理逻辑。

行业热搜

金融监管总局2025年监管工作会议♦1月12日,金融监管总局召开2025年监管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4年工作,部署2025年重点任务。会议要求,要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举措,狠抓年度重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扎实推动监管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一是加快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坚持上下统筹、分工包案、凝聚合力,全力处置高风险机构,促进治理重塑、管理重构、业务重组。

政策变革与差序政府信任再生产——取消农业税的政治效应分析

基于2010～2012年展开的五次全国性农民访谈的材料，并参照相关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取消农业税对中央和基层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效应。该政策一方面强化了农民对中央政府的高信任，另一方面也通过间接机制，维持甚至恶化了农民对基层政权的低信任。取消农业税这一标志性的涉农政策表明，中央致力于改善农民处境和提升其福利的重大举措，只是促进了差序政府信任的再生产，却基本无助于基层政权治理效能的提升。其他涉农政策也存在相近的状况和逻辑。从未来国家有效治理的高度来看，中央应该通过制度创新，重塑基层政权的治理主体性，并让普通民众参与治理过程，拉近基层政权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从而提升基层政权的民众支持度，改进基层社会的治理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