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方式转型:治理霾污染的根本之策

霾污染持续扩散形成霾气候,表明消费主义经济模式的终结,因为消费主义经济鼓动“消费促生产、消费促增长”,既制造高排放和高污染,也导致地球自净化功能的整体性弱化或局部性丧失。根治霾污染,需要发展促进“自然、环境、社会”共生的生境经济,这是“不生产”和“支持生产”的经济方式,前者指高排放、高污染、高耗能、高浪费的产品都停止生产,后者指低排放、低污染、低耗能、无浪费的产品都支持生产。发展生境经济,既要以“利用厚生”和“奖励节俭”为准则,构建节省、俭朴、经久耐用和维修新用的生产—消费方式;更要引导城市转型和进行乡村重建:城市从规模建设向功能—导向发展方向转型,使之成为减排化污的根本之策。发展乡村经济、恢复乡村生境,是恢复大地自净化功能的根本之策。

碳锁定约束下江苏雾霾污染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本文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碳锁定约束下江苏雾霾污染治理效能。研究发现:改善碳锁定有助于实现江苏雾霾污染治理。制度创新可以通过提升技术进步产生间接的碳解锁效应,且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还可以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和优化产业结构产生间接的碳解锁效应,进而间接提升江苏雾霾污染治理效能。

“技术-制度”双解锁视角下江苏雾霾污染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基于“技术-制度”双解锁视角下研究江苏雾霾污染治理效能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解锁和制度解锁对江苏雾霾污染治理分别存在双重门槛和单一门槛,制度解锁对改善江苏雾霾污染治理的贡献率远低于技术解锁。

我国排污权政策雾霾污染治理路径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排污权政策试点和试点实行时间虚拟变量交互项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从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减产停产三个维度利用中介效应的方法检验排污权政策对雾霾污染治理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排污权政策不仅对雾霾污染有直接的抑制作用,并且能够通过节能减排、减产停产路径间接显著影响雾霾污染。而且,排污权政策雾霾污染治理路径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由于东部地区,中、低雾霾污染区排污权政策对雾霾污染影响不显著,因此并不存在有效的作用路径。

英国雾霾污染治理的公共政策实践与启示

20世纪遭受了严重雾霾污染的英国,采取立法、财税政策等一系列措施进行污染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通过梳理英国雾霾污染治理经验,发现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且持续的过程,应充分认识其严峻性和艰巨性。通过建设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健全的财税政策,注重城市绿色建设并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作用,推进雾霾污染治理。

城镇化如何影响雾霾污染治理?——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城市是雾霾污染发生的主阵地,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所产生的副产品是当前我国雾霾污染频繁爆发的核心之所在,因此,合理管控二者关系是实现有效控制雾霾污染的必由之路。本文主要着眼于城镇化的人口城镇化效应、土地城镇化效应和产业城镇化效应,首先分析城镇化对雾霾污染治理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中介效应方法实证检验了不同的城镇化效应对雾霾污染治理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着眼于全国层面,人口城镇化效应和产业城镇化效应不仅对雾霾污染有着显著的直接效应,而且能够通过相关作用路径间接作用于雾霾污染,而土地城镇化效应对雾霾污染并没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因而并不存在有效的作用路径。同时,各种城镇化效应对雾霾污染治理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和阶段异质性。因此,治理雾霾污染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雾霾污染的空间分布特征,需要统筹处理好城镇化与雾霾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推进城镇化进程,使其对雾霾污染治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北京市雾霾污染治理政府绩效评估与优化路径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雾霾污染比较严重,尤其是秋冬季节雾霾频发。北京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下大气力治理雾霾,这些治理措施的成效究竟如何,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多角度、全方位对治霾效果进行客观评估。作者基于平衡计分卡思想,从发展质量、公众服务、政府管理和发展潜力四个维度构建北京市雾霾污染治理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对2010—2016年北京市雾霾污染治理绩效作出客观评价。结果表明,四个维度的得分均呈上升趋势,且自2013年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来,政府治霾措施取得显著效果,综合得分明显上升。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加快发展质量升级、提高公众服务水平、强化政府管理力度、挖掘治霾发展潜力、加大京津冀政府间联动协作等方面提出北京市雾霾污染治理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