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医疗场景下人工智能应用伦理问题与治理路径探讨

随着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医学伦理学与科技伦理挑战也随之而来。作者归纳了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现状,探讨了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医疗领域导致的医生主体地位被削弱、数据或隐私安全风险增加、医患信任危机加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事故责任界限模糊等伦理问题,剖析了上述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强化医生主体地位、建立健全信息数据保护制度、增强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感、提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完善事故责任界定体系等5个方面提出治理路径,以期为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助力医疗发展提供参考。

城乡等值化视角下旅游驱动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作用机制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通过旅游驱动乡村治理已在实践层面和理论研究中受到持续关注,但是对其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的探究还有待深化.该文基于城乡等值化视角,分析旅游驱动城乡要素流动改善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能够打破乡村治理的边界,桥接城乡要素的流动,通过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循环流动来推动乡村治理;2)在城乡等值化背景下,乡村旅游通过调整土地、人才、资本、文化、生态、技术等城乡要素的流动状态,在乡村治理层面形成响应,进而助推达成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等多元治理目标;3)应根据乡村旅游发展实际,将其置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整体框架下,旅游驱动乡村治理的积极贡献才能最大地发挥出来.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维度、基本问题与实现路径——基于中西部农村治理实践的讨论

在梳理既有学术积累基础上,本研究厘清了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并将其实现机制划分为利益协同机制、权利义务协同机制和情感协同机制三个维度,进而结合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阐释了三个维度的实践境遇及其形塑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是共同体蕴含的鲜明实践性,还是治理主体关系形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均表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键不是技术治理内部调整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供给和制度改革,而是涉及基层治理模式调整的治道议题。结合中国国家治理传统,借助当下财政和体制资源实现农村基层的“再组织化”,以提升村庄社会自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有效实践平台、统一基层政府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可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

课后服务是深入推进“双减”政策的重要制度补充和保障,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走向“上下互动”的协同治理是提升课后服务质量的必然选择。课后服务协同治理的核心是通过“价值共识—权力配置—行动网络—制度支持”四维联动,重构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新型关系,协同推进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基于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分析框架发现,当前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存在价值目标分离、多元主体权责模糊、协同合作机制缺位、制度保障供给不足等问题。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应构建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目标导向,重构政府主导、学校主阵地、家庭主人翁、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权责关系,搭建合作、互动、协商的行动网络,持续增加资源、制度供给创新,构建良好的课后服务治理生态,助推“双减”走深走实。

从技术赋能到整体重塑: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治理的模式重构、组织变革及推进机制

数字时代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从“技术赋能”到“整体重塑”的数字化进程被视为一个重塑多元主体治理关系及其能力的演变历程,对于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厘清了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治理的基本内涵及现存困境,重新审视了其模式重构的核心维度,深入阐释了其组织变革的动因特征,重点讨论了其推进机制的实践要素。研究认为:理念重构、价值重构、方式重构等形成模式重构的核心维度;管理思维转换、运行范式转换、决策方式转换等构成组织变革的动因特征;管理机制、考核机制、协调机制等为推进机制的实践要素。

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运行理路与实施策略

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调查、逻辑分析等方法,立足于基层公共体育服务治理面临困境,对基层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运行理路及实施策略进行研究。困境:府际关系与权责相对模糊,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多元合作机制有待完善,治理智能化水平不高。运行理路:精准定位,立足于实情的差异化治理;精心引导,形成共建共治的网络格局;精确识别,强化供需的有效匹配;精密规划,构筑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精细评价,落实群众满意的工作导向。实施策略: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精细化治理实践;汇聚共治合力,构建人人尽责的治理共同体;深化技术应用,推动治理方式智慧化;明确治理规范,统筹推进标准化建设;优化评估机制,强化绩效考核的正面导向。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治理:多重效应与治理效能转化

当人工智能与大学治理相遇后,数字化不仅成为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还成为推进大学治理创新和制度变迁的重要途径。根据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治理结构的复杂性程度以及治理事项的数字化程度,建构制度嵌入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大学治理的解释模型,并借此模型着重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影响的多重效应及其治理效能转化机制/过程。研究发现,在制度嵌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共同影响下,现代大学治理随着大学制度外显性的不断加强而愈显复杂,在此渐进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也就愈加微弱,由此产生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影响的多重效应及其治理效能的不同转化和提升机制:大学治理结构的复杂性程度越低,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越低,治理领域可数字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积极效应越显著,大学具体制度得以更迭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愈容易借助“技术—制度”协同机制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大学治理结构的复杂化程度越高,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越高,治理领域可数字化的程度越低,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抑制效应越明显,其所依靠的(部分)基本制度和基础制度被替代/更迭的速度越慢,而被同化的可能性越大,也就越容易走上模仿西方大学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为此,一方面,要注重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积极效应,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大学常规性治理、(部分)决策性治理的积极作用,通过大学具体制度和基本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标准化建设和精细化发展;另一方面,要警惕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带来的潜在危险,充分考虑现代大学的组织特性,避免过度技术化而导致大学治理中技术应用的无限拓展和无序泛化。

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

人工智能风险的试探性治理:概念框架与案例解析

有效治理人工智能风险与发挥其溢出带动的“头雁效应”同等重要。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竞争视角下的治理路径,都难以作为人工智能水平领域治理的主导逻辑。采用“技术双向性”的研究思路,构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试探性治理概念框架,以深度伪造技术风险治理为典型案例进行探索性解析。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是一个技制迭代协同演化的过程。具体而言,技术治理由“被动检测”逐渐发展到“主动检测”;制度治理从“间接监管”逐渐转向“直接监管”;技制迭代发展由“治标型协调”演化形成“治本型协同”。有效治理人工智能风险需要树立弹性思维观念,把历时分析和辨证思考引入治理过程,及时、合理地配置技术工具和制度工具。

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媒体融合十年考:传播体系、社会治理与自主知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媒体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十年来我国各级主流媒体改革创新,开辟了中国媒体发展的特色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融合发展围绕内容建设这一根本,经历了从技术先手突破到管理创新一体,从现代传播体系到聚焦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过程。媒体融合十年的经验在于:在目标导向层面,通过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在过程导向层面,通过守正创新推动传播体系现代化;在功能导向层面,通过价值升级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理论导向层面,通过中国特色新闻实践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阶段性总结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媒体融合的重点和趋势,为未来的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参考,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项目进村”对村庄治理机制的重构

“项目进村”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理论,结合安徽省YQ乡的案例分析,解读“项目进村”何以成功,并分析生产型治理对乡村治理机制的重构。研究发现:生产型治理通过发挥科层机制与合约机制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项目的交易成本,实现“项目进村”;当合约机制的交易成本更低时,就会引致对科层机制的替代,但是当交易的非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选择科层机制。科层机制是村庄“有项目”的基础,而合约机制的嵌入能够避免科层机制治理目标的异化,使得进村项目“得以落地”;合约机制是项目内生性嵌入村庄的过程,而通过与科层机制间的协同,能够避免合约机制治理能力的弱化,使得落地项目“得以持续”;通过生产型治理,可以从治理主体、产权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打通乡村治理的关键痛点,为“项目进村”打下坚实的治理基础。

国土空间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基本内涵、模式演进与关键挑战

研究目的:解析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基本内涵与模式演进,探讨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挑战。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理论分析法、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指多元主体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建立数字国土、参与制定空间发展战略、实施资源优化配置行为,助力高质量国土空间构建的过程;(2)根据对象、主体与目标来解析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内涵,包括以数字孪生国土空间为基础场域,以政府—市场—社会多跨协同为重要形式,以系统重塑为核心目标三个方面;(3)数字化视域下我国国土空间治理先后经历了自然资源考察、数字地球建设、智慧地球发展、全面推进“数治化”4个发展阶段;(4)从传统国土空间治理向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数据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需求高度分化、技术理性与民主价值难以统筹等现实问题。研究结论:多元主体利用数字化手段协同开展国土空间治理是加速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扎实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关键在于规范数据管理体系、关联多元场景、完善技术应用空间治理的顶层设计。

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生成及应对

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风险治理的基本单元。因治理手段不当、治理能力不足或治理资源缺失,形成了以日常生活性风险、社区秩序稳定风险和治理主体公信力流失风险等为主要类型的城市社区治理风险。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客观存在,给城市社区治理尤其是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提升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形成,与城市社区治理规模过大、治理对象复杂、治理资源有限和治理规范不足等要素密切相关。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质量,增强城市居民社区生活体验感和治理成效获得感,需要对城市社区治理风险进行分类治理、培育治理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整体治理。

融合执行力与适应性: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分析

基层是国家制度传导的神经末梢,其治理效能的有效发挥是制度优势最直接的体现。新时代十年来,我国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信息公开、垃圾分类等基层治理中的制度优势彰显不足。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是国家治理的应然逻辑,转化过程中的动态机制、信任关系都会影响到制度执行的效果。单纯以制度执行力评判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略显偏颇,制度之所以具备优势,在于其能体现公平正义、呼应人之需求。而不同人的利益追求、目标取向、认知结构均不相同,这导致基层治理中制度出现适应性问题。经由理论层面的合理补充与实然层面的动态修复,融合执行力与适应性,有望打通制度优势、运行机制、信任支撑、治理效能的闭合回路,从而加快制度优势向基层传导,并反向以基层治理效能倒逼各类制度优化完善。

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完善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乡村治理却出现了一些效能低下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应该充分重视乡村区域差异和村庄事务类型差异,厘清阻碍基层治理有效的现实因素;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挖掘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的理论资源。基于上述分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优势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三治之中,自治是建立村庄内生秩序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基本前提,法治是界定不同类型的村庄治理边界并优化相应问责容错机制的制度保障,德治是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并有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的价值导向。三者的良性互动为优化资源下乡、完善基层治理、克服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与空气污染治理——基于城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2013年颁布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我国首个针对环境突出问题开展综合治理的行动计划;为巩固治理效果,应对动态变化的环境问题,2018年国务院进一步发布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研究利用中国258个城市2013年1月至2020年9月日度空气污染数据,实证检验了上述两阶段政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并从不同污染物治理效果、时间和区域异质性等角度分析了政策效应的差异。结果指出:第一,“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均显著降低了AQI、PM_(2.5)、PM_(10)、SO_(2)、NO_(2)、CO;第二,相比“大气十条”,“蓝天保卫战”对NO_(2)的减排效应更高,且实现对O_(3)的协同治理;第三,“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对各污染物的减排效应因供暖时期、地区能源资源禀赋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

预制菜产业的食品安全风险及其治理对策

预制菜产业在生产许可、加工经营、贮存与运输、销售等环节均存在食品安全风险,而当前我国应对预制菜产业食品安全风险的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尚不完善,对预制菜产业的监管存在不足之处。需要以保障消费者权益为核心,以健全预制菜产业有关标准体系、构建预制菜产业监管的基本制度为具体对策,以数字技术赋能预制菜产业治理,推动预制菜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算法嵌入政府治理:逻辑、风险与规制

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算法在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现阶段如何推进算法技术更有效地嵌入政府治理,在充分发挥技术效益的同时反制技术滥用,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目标是亟须关注的时代命题。从“技术—权力—规则”三个维度搭建研究算法嵌入政府治理的分析框架,探索算法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价值意蕴与运作逻辑。聚焦算法技术黑箱阻滞公共责任认定、算法权力削弱政府与民众自主性、算法规则偏好导致治理正义性减损等风险与挑战,提出在实践中要推进技术适度透明化以明晰责任关系链条、规范算法权力运作并坚持人本主义治理理念、明确算法规则决策限度以强化治理正义性等实践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