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明遗民汤来贺治生抉择之原因探析

明清易代,旧朝遗民不食周粟,在民间自食其力,讲学授徒是比较常见的治生方式之一。江西南丰的明遗民汤来贺,入清后受聘于白鹿洞书院,以讲授程朱理学为业,为书院制定学规。他为清初宣传与推广理学,倡导德治和教化做出了一定贡献。遗民汤来贺成为书院山长,原因主要有:明清时期,朝廷大力修建书院,支持书院发展,这些举措为士人讲学为师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汤来贺深受耕读传家的家风熏陶,他对程朱理学的信奉亦指引他走上山长之路,卒后获“文恪”之名享誉江右。

行迹之外:明末清初文士以画治生的职业性问题再探

明末清初文士多有以画治生之举,即以绘画来维持生计。在具体治生状态中,既有不受索画人影响的自由创作,也有受索画人限制较多的徇人之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根据文士卖画的行迹本身而将其界定为“职业画家”,一些相关讨论体现出这一思路的扁平化和单向度。“隐于画”的思路和非本质视角或可提供理解此现象的新路径。“隐于画”的思路可发掘文士售画行迹之外的其他维度,还原一个“多向度”的文士;非本质视角则提醒我们注意文士身份的流动性,以免执着于本质身份而有削足适履之憾。

论江西堪舆文化对明遗民治生抉择的影响--以清初文学家徐芳为例

明清易代,受传统儒家名节意识的影响,明遗民拒绝清廷招揽,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生计抉择的问题。明遗民为风水先生者不在少数。徐芳以地师身份行脚大江南北,以堪舆相地自谋生计,这一人生选择受到江西民间信仰与文化传统等大历史环境的影响。细查徐芳一生行迹,他奔走四方,流连明朝陪都南京,屡屡与众遗民同道交游,或有借“看风水”之名从事抗清活动之可能。

《儒林外史》中士子治生问题叙述研究

《儒林外史》是一部深刻反映士子境遇的小说。吴敬梓通过摹写明代士子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状态,呈现了士子治生困境。作为一个曾沉浮科举之途的复杂人物,他不仅发现了士子治生问题,更深刻反思和追问了问题本质。他认识到,明代八股科举制度致使士子学与行严重割裂。为了寻求出路,作者践行了“礼乐兵农”的传统巡礼路径,也以“市井四客”为契机,尝试在风雅下移中寻求突破。对士子治生问题的关照和思考,彰显出了作者思想的进步和局限。

明清女史治生探赜

“女史治生”在中国女性生活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女史们因夫早逝、夫外宦、夫无能、家道中落等外界因素被迫走上谋生之路,她们不仅在治家经营方面崭露头角,同时也在外出谋生的职业生涯中彰显出智慧与勇气。这种治生的行为不仅有利于女性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家庭的稳固和后续昌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女性社交圈的形成和发展。尽管在治生手段上与男性相比,稍显单一,偶尔也会遭受时人的讥谈微讽,但这无法掩盖她们所创的功绩伟业。她们的出现,标志着女性地位的崛起和女性形象的转变,为后世更好地认识明清女史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闲写青山卖”与“不使造业钱”:唐寅以画治生的意义言说及其后世接受——以《言志》诗为中心

《言志》诗是唐寅影响甚广的作品,也是其关于以画治生意义的典型言说。此诗在后世文人的言说中反复出现,虽态度不一,但基本与以画治生的相关问题紧密相关,或以其诗句指代以画为生的治生路径,或借此对以画治生的意义予以申说。对于唐寅此诗的不断接受和回应,彰显了后世文士的心理需求,唐寅此诗作为一种历史言说资源,进入了后人对以画治生合理性的塑造之中;同时,此诗被广泛接受也反映了文士价值观念的转移,选取适当方式维持生计、自食其力逐渐成为合乎文士立身之道的生存常态。将此诗置于文士治生文化史的视域中,或有助于发现文本之下的深层意义,发掘出言说症候式辐射背后文士以画治生及生存状态的历史风气之转移。

“笔耕”与“砚田”:明清文士以画治生的传统追溯与合理性言说

明清文士以画为生者数量显著增加,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他们的言说中,往往以“笔耕”“砚田”来指涉以画治生活动。经由这一言说,绘画进入文士“本业”治生体系,成为与诗文书法并列的治生方式之一,其合理性也借助“笔耕”“砚田”的农耕色彩得到建构和凸显。

论《聊斋志异》的文士治生生态

《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描写到文士治生,主要集中在处馆、佣书、书画、经商几个领域。《聊斋志异》对文士治生的摹写,反映了清代文士治生的社会现实;元代许衡的“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治生思想及其后受其影响的明清文人的治生理念,为文人治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反映了下层文士艰难的生活状态。蒲父和松龄父子自身的治生生涯,使他对文士治生这种社会现象有所关注,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对下层文士治生生态有所反映。蒲松龄的治生实践为《聊斋志异》注入了新内涵。

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

士作为知识与智能的承载者,其治生类型大致可概括为本业治生与异业治生两种。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主要包括耕读传家、医卜杂艺、工贾自食三种方式。由于本业治生途径的狭窄、收益低下与不稳定,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形成了"重异轻本"的治生理念。这一理念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渐趋深化,并呈现出由重"耕"向重"贾"的演变趋势。这种演变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士人的生存能力,促动了其社会人格的相对独立。但与此同时,也加深了士人对异业治生的依赖程度,导致其经济人格的渐趋软弱与社会人格独立的相对有限,并成为影响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

明代士人本业治生论──兼论明代士人之经济人格

“本业治生”是指士人通过自身的知识与智能同社会进行交换，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生存途径。中国传统社会“重官不重文”的社会分配格局、传统“安贫乐道”理念以及明代社会变迁的种种消极影响，使明代士人的本业治生基本陷入窘困的生存境遇之中，并形成了其“软弱”与“依附”的经济人格特征。不过，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为文化商品化趋势的增强创造了条件，亦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晚明士人经济人格的萌动。

明清时期扬州与文人治生

明清时期,扬州吸引了许多文人来治生。他们的治生途径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或依靠自身一技之长,如授徒、出售书画、占卜等取利自养,或寄迹、依托于豪门富室,文人与豪门富室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但也出现了一些变异现象,如一些文人仰富商之鼻息,自损士品,士气尽丧。文人参与治生的原因,或因举业不成,或因生计所逼,或受长辈影响,或观念开始转变,等等。

明清时期江南文人治生及其“变异”现象

文人治生现象虽在明清以前就已大量存在,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人治生现象更为普遍。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给文人治生提供了土壤。文人治生的途径有许多,涉及领域较前代更加广泛和深入,如他们积极参与江南的教育市场、艺术市场,并涉足出版业,还通过作文、游食江湖、从事医卜、农作,甚至还从事一些被传统社会认为是一些低贱的行业。文人从事治生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而是堂而皇之进行,有的为达到治生的目的不再顾忌传统道德的约束,甚至可以说不择手段,做出一些令人不齿之事。

明清时期杭州的文人治生

明清时期,杭州的一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参与治生或经商,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这些文人治生的途径和手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主要集中在授徒、谋职于书院、卖文、出售书画、刻书、医卜、游幕、业农、经商等方面。他们多根据自身的特点、条件,采用一种或两种乃至多种治生手段,以达到自己的治生目的。促使他们从事治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因家贫、厌倦或失意于科举仕途、去职后生活所迫等。

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文人与书画治生

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参与书画治生,促进了当地书画市场的发育,他们将书画作品推向市场,将其书画作品化为商品,甚至将书画作品明码标价出售;另一方面,一些书画家还亲自或怂恿学生、门人参与赝品的制作和销售,对书画市场的发育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他们通过出售书画以达到自己的治生目的,一部分文人借此获利不菲,亦有许多文人仅能维持生计。

明清士绅家训中的治生思想成熟原因探析

明清时期,士绅人数剧增,而朝庭能够提供的官职非常有限,这使得希冀通过出仕而谋食的明清士绅面临的生存问题非常严峻;在文化观念上,"贫穷"一词的词义由过去的中性(或不带感情色彩)转变为贬义词,摆脱"贫穷"也就意味着摆脱与之对应的富含道德贬义的"懒惰";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又为他们从事治生之业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也促使他们对工商诸业重新审视并逐渐参与其中——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多重压迫,使得明清士绅家训在论及治生问题时表现出普遍性、深入性和多元性特点,这些特点表明明清士绅家训中治生思想的成熟。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视野中的治生之学——立足于封建士大夫家训文献的考察

本文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封建士大夫家训治生之学的兴衰历程及其内容特征。

宋代文人的治生与商化

宋代有诸多文人从事治生和商业活动。成名文人或踏入仕途的文人从事这类活动多不是因为生活贫苦所致 ,其治生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为润主作文或撰写碑铭来获取报酬 ,已具有一定的商业化特点 ;下层文人常常是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忙于治生或经商 ,其从事治生的手段是多样的 ,甚至从事一些为时人不齿的行业 ,去职或遭罢官的文人 ,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唐寅治生探微

唐寅虽一直享有才子之名,但他因出身于"屠酤"之家,又受到科举弊案的牵连,失去了仕进之路,不得不从事治生。先是到宁王朱宸濠府上做门客,不过时间较短,其后长期以出售书画为生。唐寅由于自身的人生经历和对下层文士生活状况的了解,十分重视文人治生,认为文人读书不如先治生。他认为出售书画是一种可行的治生之道,应依靠自己的才能进行治生,反对赚昧心钱。

中国封建时代家庭经济管理思想的典型——论张履祥的“治生之学”

在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发展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宏观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各时期的思想家们多半从封建社会的全局出发,着重研究封建国家政权如何管理国民经济,以增加财政收入和整个国家的财富,而对私人如何获得和增殖财富的问题则较少涉及。尽管如此,在中国古代也有微观的家庭经济管理思想,主要探讨私人如何管理自己的生产或经营单位,以发财致富、守业保家。明清之际张履祥的治生之学就很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