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某医院癌症患者及家属治疗决定和信息告知的研究

随着患者医疗知识的增长,医务人员逐渐意识到告知患者可选择的治疗方案及鼓励患者主动参与治疗决定的必要性。治疗决定分为三种：主动、被动及分享式治疗决定。主动治疗决定是指由患者一人做决定,无论其是否听从家属或医生的建议;被动治疗决定是指由家属和（或）医生来做决定;分享式治疗决定是指不止患者一人做决定。

清代医家对治疗决定权的争夺

在清代医病关系中,社会中上层病家掌握着治疗的决定权,但医家并不因此完全被动,他们利用医术这一知识权力,积极争夺病家手中的治疗决定权。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有说服病家,延请其他医家作证,要求病家治疗保证专任,哄骗病家、包治等。在激烈的争夺中,医家的心理产生了一些变化,有成功后的庆幸,对病家的感激,有失败后的无奈,也有遭到误解后的愤怒。出于发泄对病家的不满,为自己在病家博弈中的被动做出心理补偿等目的,医家在医书中故意矮化病家,书写他们的多种负面形象,如不相信诊断,频繁换医,畏惧寒凉药物和疼痛,喜好温补,违犯禁忌等。在社会下层病家与医家的关系中,医家掌握着治疗的决定权。

“评估-告知-干预”模式在乳腺癌患者病情告知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评估-告知-干预”病情告知模式对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希望水平及治疗决定选择的影响。方法选取2023年3月至6月江苏省人民医院乳腺科收治的120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62)和试验组(n=58)。对照组进行常规病情告知:由医生将乳腺癌诊断、病情及治疗方法告知家属或患者,护士不主动参与告知过程,对家属要求保密者予以配合。试验组构建并实施“评估-告知-干预”病情告知模式:护士在评估患者身心状态及家属对癌症病情告知态度的基础上,运用SHARE模型进行医护合作完成首次病情告知和日常病情告知,同时针对患者获知坏消息后的负性情绪和消极反应进行干预。比较干预后两组的焦虑、抑郁、希望水平及治疗决定选择情况。结果两组入组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试验组焦虑及抑郁评分分别为(34.05±3.71)分和(41.84±4.85)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9.05±4.83)分和(47.82±6.8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希望水平总分(35.91±3.27)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0.68±2.6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治疗决定选择(共享式决定83.93%,主动决定3.57%,被动决定12.50%),对比对照组(共享式决定64.91%,主动决定3.51%,被动决定31.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应用“评估-告知-干预”模式进行乳腺癌患者病情告知,可以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希望水平及促进患者参与自我治疗决定的选择。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在香港地区的临床实践及过程评价

本文报告在医院推广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的实践及过程评估结果,通过对已接受ACP培训的护士进行焦点小组访谈,使其分享ACP实践过程中的经验。研究中ACP干预方案的设计,既针对华人文化特点,也参考了《严重疾病对话指南》的形式。参与本研究的受访护士均体会到护理人员在ACP的实施过程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倡议者和沟通者的角色,但要推动ACP的实施也需要来自宏观环境的支持。受访护士的分享主要反映了推动ACP实施所需的三项与宏观环境相关的支持性条件是:社区死亡教育、医务人员ACP教育与培训以及机构管理层的重视度。

论医院的紧急救治权——兼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

在患者处于危机情形时，医院根据法律规定对患者负有紧急救治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但是这种权利义务不得与患者自己对于治疗的决定权相冲突；在患者无法行使治疗决定权的情况下，医院的紧急救治权也不得与患者家属的治疗决定权相冲突。

骨性Ⅲ类错正畸治疗

骨性Ⅲ类错的治疗根据患者年龄、家族史、严重程度、生长潜力以及其他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治疗时机、方法和预后。近年来,一些过去无法实现的治疗和不了解的问题有了新的进展。本文通过回顾现有的关于Ⅲ类错治疗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对Ⅲ类错的诊断、治疗和预后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