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模式选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作实效,与立法理念和诉讼模式息息相关。在传统治罪模式下,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主要以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及国家刑罚权为目标。在契约模式下,通过控辩平等协商与双方对权利的处分达成认罪契约,在诉讼公正的前提下,兼顾诉讼效率,实现案件分流。我国目前的认罪认罚从宽改革,既有传统治罪模式的内核,亦有契约精神的引入与试点探索,由于司法理念上的徘徊与司法磁场效应,目前运行的认罪从宽制度面临着转型困境。在配套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在两种改革方向上同时探索推进,才能明确我国认罪协商制度的变革方向,最终在改革中成功建立新的里程碑。

刑法社会化初论

当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现实,决定了刑法必须对社会变迁以及犯罪情势的变化作出及时的回应。刑法社会化就是以社会转型为背景,对传统刑法体系与理论的一种反思性理论。观念上,刑法社会化意味着以"国家权力"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刑法体系将被动摇;实践上,刑法社会化意味着刑法运作体制将从封闭的国家一元体制逐步转型为包括国家、社会、个人在内的开放性的多元体制。传统的刑法工具主义和封闭的刑法体系是制约刑法社会化的根本问题。因此,需要大力推进刑法社会化的进程,构建适时的反应机制、共生的治罪模式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互济的合作模式。

浅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优化路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实体规范和程序保障一体构建的刑事法律制度,其基本精神是对认罪认罚案件区别对待,分流处理,实体从宽、程序从简,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制度化和深化发展。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实践中加强对被告人的基本权益保护,确保其程序选择权和上诉权的行使,并加强对检察机关和法官在认罪认罚过程中的监督和约束显得尤为必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体的优化可以从确立证据开示制度、完善立自愿性实质审查制度、确保沟通过程公开化、建立辩护律师在场制度以及完善具结书内容五方面展开,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真正成为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