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治蝗思想探析

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我国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关注。清康熙年间是蝗灾的高发时段,康熙帝高度重视蝗灾造成的危害,并采取积极的治蝗措施。面对蝗灾,康熙帝的治蝗思想以及对蝗虫的习性认识存在一个过程性的转变。通过长期的治蝗实践,确定以“人力捕蝗”作为消除蝗灾的指导思想,形成一套治蝗除蝗的技术手段与组织管理方式,进而制定出周密的奖惩制度作为治蝗的保障机制。

清代西藏治蝗研究

作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地区一部分,西藏地区有长久的治灾历史。清代西藏治蝗史料多存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灾异志》中。在驻藏大臣制度下,清朝中央政府强化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控制,汉藏进一步交流融合。清代驻藏大臣在西藏推动了农业技术与灾害应对策略的进步。西藏的治蝗举措除了传统的禳灾和减赋,还包括立捕蝗令、铲除虫卵、提前收割等科学手段。清廷派有灭蝗经验的官员入藏任职。清代西藏的蝗灾治理与朝廷政令保持畅通,治灾与蠲恤是驻藏官员有效管理西藏的标志。

电视剧《唐明皇》“李隆基汴州灭蝗”剧情背后的历史真实——先秦至唐代治蝗机制研究

20世纪90年代由中央电视台出品,陈家林执导,刘威、林芳兵等主演的历史剧《唐明皇》,以唐代历史为背景,描绘了唐玄宗李隆基的人生历程。该剧第22集讲述了蝗灾使中原大地民不聊生,宰相姚崇为民请命,李隆基亲食蝗虫激励百姓灭蝗、安抚民心的情节。众所周知,蝗灾始终是影响中国古代民生的重大灾害之一。中国史书中对蝗灾的记载不绝如缕,自先秦开始,中华先民与蝗灾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且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治蝗机制,取得一定成效。

草原治蝗灭鼠工作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

草原地区面临严重的蝗灾和鼠害问题,存在着传统防治手段不足、技术短板、迅速扩散的鼠害以及协同作战不足等多方面困扰。为优化治理对策,可通过引入先进监测技术、发展生物防治方法、提升农民防治意识来应对蝗灾问题。同时,加强科研力量、制定严格监管政策、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创新可有效解决鼠害问题。在综合问题上,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增加财政投入、提高农牧民对防治工作的认识,并推广科学防治知识,可形成综合而有效的解决方案。为实施这一方案,需设定明确的治理目标,划分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优化经费使用,灵活调配人力资源,并建立全面的灾害监测网络和健全的管理规范和制度。

清代治蝗管理机制研究

清代的治蝗管理机制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完备的:治蝗制度的完善、治蝗组织体系的健全、治蝗人员的积极协调,在治蝗管理上体现了由下而上层层负责的思想。清代的管理机制在清前期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后期,社会动荡,法令法规如一纸空文,治蝗管理机制失去发挥作用的平台。

中哈合作治蝗历史回顾 、成效及展望

蝗虫作为世界性的重大农牧业害虫,在全球分布广泛,且具有跨境迁移为害的能力,一旦暴发成灾,将对农牧业生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推进政府间联合治蝗,成为未来蝗虫有效治理的重要发展方向。自2000年以来,哈萨克斯坦的意大利蝗等蝗虫为害严重,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等国陆续开展蝗虫治理协作。2002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正式启动治蝗合作,围绕中哈边境蝗虫发生特点、防治技术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科学研究以及工作交流。基于中哈两国签订的合作协议,两国农牧业部门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边境地区蝗情信息交换、蝗虫联合调查等活动,召开中哈合作治蝗联合工作组会议和专家技术研讨会,通过密切务实合作,有效防止边境地区蝗虫迁入本国造成为害,为保护中哈边境地区农牧业生产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国际合作治理农作物病虫害提供了参考借鉴。

牧鸡治蝗技术分析与应用效益

我国自1978年以来,便提出了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蝗灾防治策略,该项原则也成为我国草原蝗灾防治工作的核心指导策略。现如今,我国在治理蝗灾方面,以菌治蝗和物理治蝗的方法相对普遍。牧鸡治蝗是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次使用的生物防治技术,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该防治策略见效较快、成本较低且无公害,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蝗虫密度,还能够维护草原生态。但实际而言,牧鸡治蝗技术以经验层面相对较多,并没有科学严谨的理论基础,另外该项治蝗技术,还需选择适宜的地理条件方能使用,因此并未在我国大范围推广。

扎鲁特旗2011-2021年草原牧鸡治蝗经验成效分析

2011-2021年期间,扎鲁特旗以“草原蝗虫生物防治示范县”建设为契机,采取分阶段、按年度推进方式开展草原牧鸡治蝗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积累了较好的经验与做法。本文简要总结回顾扎鲁特旗近10年来的草原牧鸡治蝗成效,提炼治蝗工作经验做法,为推广草原牧鸡治蝗工作提供借鉴经验。

草原治蝗灭鼠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草原生态系统受到蝗灾、鼠灾的影响较大,如果不能做好相应防治工作将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同时也会影响草原畜牧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本文简要介绍了草原治蝗灭鼠工作,并尝试围绕资金管理、配套制度、设备与技术、监测预警体系等方面,就草原治蝗灭鼠工作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对策进行了探讨。

伊犁鸡、伊犁麻鸭治蝗育肥效果试验

为探索治蝗育肥模式下伊犁鸡、伊犁麻鸭的生产性能,更好地挖掘伊犁地方优秀家禽品种的开发价值,以市场常见饲养鸡(黑良凤鸡)、鸭(高邮鸭)品种与伊犁鸡、伊犁麻鸭进行治蝗育肥对比试验,即对比分析70日龄伊犁麻鸭、高邮鸭和90日龄伊犁鸡、黑良凤鸡在治蝗育肥模式下的放牧半径、归巢能力、成活率、经济效益、治蝗效果等指标。结果表明:黑良凤鸡、高邮鸭放牧半径均明显低于伊犁鸡、伊犁麻鸭。伊犁鸡归巢能力明显强于黑良凤鸡,伊犁麻鸭归巢能力强于高邮鸭。各品种鸭成活率均高于各品种鸡,且伊犁鸡高于黑良凤鸡,伊犁麻鸭的成活率高于高邮鸭。基于治蝗育肥模式的鸡鸭,养鸭比养鸡收益高、风险小,地方品种较商业品种具有更好收益。鸭群治蝗效果相对好于鸡群,伊犁麻鸭较高邮鸭效果好,伊犁鸡较良凤鸡效果好。综上,牧鸭治蝗效果和育肥效益优于牧鸡,且地方品种优于商业品种。

传统生态治虫技术的再思考——以养鸭治蝗技术为例

以农为本的中国自农业发生以来,虫害问题是最大的障碍之一,数千年来劳动人民与虫害斗争,积累了丰富而实用的除虫技术。时至今日,除虫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效、纯熟的地步,大规模化学药剂的使用将虫害的影响降至最低,可人类却因此陷入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中,人类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北宋时期的蝗灾及治蝗措施——以神宗朝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时期,频频发生的蝗灾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破坏农业生产、引发饥荒问题、造成社会动乱等等,治蝗也成为北宋历代政府都要面临的一大难题。北宋神宗一朝在总结和借鉴前人治蝗措施的基础上,出台捕蝗诏令指导治理蝗灾,这一诏令切实改善了治蝗效果,并给后世治理蝗灾留下了宝贵经验。本文首先考察了北宋时期蝗灾的概况,进而聚焦神宗朝论述了北宋蝗灾引发的经济危害和社会问题,最后探讨了神宗朝的治蝗措施。

养鸭治虫与《治蝗传习录》

养鸭治虫,是近年大力推广的一种生物治虫方法。这是我国继晋代利用惊蚁防治桔园害虫以后,又一重大创造。过去,一般都认为养鸭治虫发明于清代。近读清乾隆时人陈世元编辑的《治蝗传习录》,才知此法早在三百八十多年前已为我们祖先发明,时当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系陈世元的五世祖陈经纶所创造。书中缕述发明与推广的经过,读来饶有趣味,可称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章(音员)事。该书世见甚少,也称得上是一部可贵的古籍。故为之一并简介如下:

20世纪40年代前期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治蝗述论

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面对空前的蝗灾,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军民破除视飞蝗为"神虫"的愚昧思想,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灭蝗救灾斗争,实现了灭蝗救灾与思想启蒙,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时并举。历史表明,蝗灾治理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治蝗效果,甚至与民心向背、政权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

治蝗类古农书评介

“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蝗灾是我国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水、旱、蝗)之一,其为害农牧作物的历史,可能与农业历史一样久远。据不完全统计,从鲁桓公五年(前707)到1935年的二千六百四十多年间,发生的蝗灾共有七百九十多次,平均每三年发生一次。尽管这个统计肯定遗漏不少,但也是见其为害之频繁了。我们的祖先在长期同蝗害的斗争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治蝗经验,写下了不少治蝗专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南宋董煟《救荒活民书》

治蝗古籍版本说

治蝗古籍版本说 ,介绍了我国历史上治蝗文献的大略 ,着重阐述治蝗古籍版本的存留状况 ,编撰者的起因 ,辨其各版的源流、承递关系以及一些著作品的主要内容。

1943—1944年间的河南治蝗述论

1943—1944年间河南在特大旱灾之后又发生了民国时期罕见的蝗灾,受灾范围之广、涉及县份之多、农业损失之巨、时间持续之长都是空前的。当时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制定了种种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发动民众展开灭蝗,取得了很大成效。然而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治蝗并没取得理想效果。

赤峰市牧鸡治蝗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草地牧鸡灭蝗作为一项环境友好型的生物灭蝗新技术,近年来,得到大力推广应用,它是今后草地治蝗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结合赤峰市草地牧鸡灭蝗工作实际,简要分析了其推广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几点建议,为以后更好地开展工作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唐代治蝗机制略考

唐代蝗灾发生频率虽然略低,但其影响程度仍不可忽视。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唐人对蝗灾成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治蝗策略也有所更新。唐代治蝗,注重制度设置、仓储体系建设,并在社会化、市场化救荒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形成了较有特色的治蝗机制,对于后世救荒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试论民国时期科技治蝗事业的开展

民国时期近代科学思维体系渐为中国学界接受,一群西学学者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研究方法引入到治蝗中。从介绍国外研究成果、引进经验,到设置治蝗研究机构进行实地调查,开展农事试验,再到开创本土化的化学除蝗方法,模拟研发自己的治蝗器具,逐步将传统的经验性、描述性的治蝗转向科学的、分析性的治蝗,为现代科学治蝗事业打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