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冲击与适应性调节:中国韧性治贫的政策逻辑分析

中国在贫困治理领域的伟大实践和历史性成就表明,面对世所罕见的贫困规模、贫困分布、贫困深度以及治理难度构成的情境压力,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韧性治贫机制让其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该机制灵活运用多重治理形式,在保持常规治理稳定性的前提下,适时采取超常规治理手段,依据贫困慢性压力环境的变化,积极调整政策工具、施策方向和施策重点,努力减缓、吸纳贫困压力及其造成的急性冲击,进而改进治理策略、提升治理效能,呈现出“稳定与灵活”适应转换、整合型波浪式发展的韧性治理逻辑。中国特色的韧性治贫理论和实践深化了世界对减贫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反贫困理论。

县级政府治贫能力的提升路径——基于延安市延川县的治贫实践分析

政府的治贫实践是其治贫能力提升的现实基础,而提升治贫能力,则是决定政府有效治贫的关键。对延安市延川县治贫实践数据材料进行分析,发现一些县级政府治贫实践中存在治贫主体单一、治贫队伍专业化规范化程度低、治贫资源分配不均衡、现代化治贫信息技术应用不充分、贫困对象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这是影响政府治贫能力的现实问题。提升县级政府的治贫能力,实现治贫目标,应健立自洽不悖的多元共治主体驱动体系、提升专业化与规范化兼具的治贫人才素质、利用现代化治贫信息手段优化治贫资源配置,并且把“精神治贫”和“实践治贫”结合起来。

民族地区“教育致贫”发生机制与“教育治贫”对策——基于三个民族地区的对比研究

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但实践证明部分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因教育陷入贫困。研究使用文献法、档案法、访谈调查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选取黔南民族地区、湖北恩施民族地区和吉林延边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对比三者"教育发展与农户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教育致贫"的原因和"教育治贫"的对策,推动民族地区走向教育致富道路。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西部贫困成因及可持续治贫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在介绍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以贵州省作为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对其2005、2007、2009三年间的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量和生态赤字进行测算,以掌握贵州省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状况。通过人均生态足迹测算结果以及贵州省部分经济、社会指标分析导致西部贫困地区贫困发生基本致因,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政策法规、农业建设、生态保护、资源利用、教育水平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深度贫困人口动态识别与靶向治贫长效机制研究

近几年来,中国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深度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不过,贫困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具有长期性,尤其是深度贫困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帮扶深度贫困人口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构建深度贫困人口的动态识别与靶向治贫长效机制既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动力,又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共享发展。

六盘水“三变”改革何以上升为国家战略?——基于精准治贫的价值与实践阐释

六盘水"三变"改革写入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一个地方性治贫探索形成的开放性经验上升为国家战略。地方性治贫成效显著,关键在于生产方式变革中始终坚持"人民中心"价值导向性、理论指导实践正确性、创新实践科学性以及理论建构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治贫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先行先试",自觉把握规律性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西部山区农村精准脱贫与绿色减贫,以及可持续减贫能力体系建构提供了改革路径与操作样本。

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治贫方略的启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指导思想,为在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贫智慧,是理论、历史和现实三大逻辑的高度统一,是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三大思维的集中运用,是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求真务实三大作风的典范展示。

“双困”地区治贫进程中市民化与脱贫耦合分析

在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背景下,通过调查发现,"双困"地区在治贫进程中,市民化(城镇化)与脱贫呈现宏观与微观"双重"耦合现象:主要依托转移就业和易地搬迁举措,新型城镇化与消除绝对贫困的精准脱贫在县域宏观层面耦合;以五项资本和五个维度指标为纽带,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与根治相对贫困的精准脱贫在个人家庭微观层面耦合。然而,在提升市民化(新型城镇化)与精准脱贫耦合质量时,遭遇了宏观耦合举措转型难度大与微观耦合纽带联结弱等瓶颈。为此,应将宏观耦合举措向教育引领与产业支撑拓展,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产业与教育事业,分类稳步促进市民化与脱贫,持续有效推进教育与技能培训。

新时代苏北地区精准扶贫、治贫、脱贫策略研究

"十三五"时期,江苏省的扶贫工作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推进全面小康建设的新阶段。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治贫、精准考核,实现精准脱贫,成为苏北地区精准扶贫的策略选择。为此,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培育脱贫主体,重塑脱贫治理机制,形成一种"大扶贫"精准治理格局。

个人所得税调控功能的局限性——兼论我国收入调节的"促富治贫"政策

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并认为这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控作用发挥不好。人们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税收调控上是不对的,本文立足于阐述个人所得税调控功能的局限性,从而指出税收并非万能之匙,提出我国收入调节政策应遵循"调高、保低、扩中"的思想进行调整。作者特别强调我国收入调节的核心问题不是富人太富,而是穷人太多且太穷。因此我们的收入调节政策取向不应是"杀富济贫",而应是"促富治贫",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是发展教育。

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百年探索:演进、经验与世界意义

基于历史科学的诠释思路,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百年探索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与"四维透视",即对其"历史—空间""革命—建设""动员—制度"以及"社会经济事实—共同体形态"的辩证透视。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时代使命,深入剖析农村经济事实的基本面貌与变革趋向,科学谋划农村治贫的政策策略,并不失时机地推动农村治贫政策的战略迁移。中国共产党探索出贯穿生产方式全过程的治贫格局,构建了全方位的治贫协同机制,形成了"党建+"的立体化农村治贫生态。我国的农村治贫道路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矫正资本逻辑下的农村贫困循环,超越了资本主义贫困治理的制度瓶颈;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治贫贡献中国智慧,推进了全球减贫进程;铺就消除"三大差别"的现实道路,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共产党百年技术扶贫治贫的演进、特征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技术扶贫治贫实践探索出了一条“扶贫扶智、技术先行”的有效路径,走过了简单技术运用、农业技术运用、科学技术运用、信息技术运用的历史发展进程,呈现出治贫主体单一转向多元、治贫对象普惠转向精准、治贫手段传统转向现代、治贫结构科层转向扁平的时代特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脱贫攻坚转变为治理相对贫困问题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总结历史经验,强化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建构相对贫困技术解决的机制,大力提升各级教育的发展能级,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到技术扶贫治贫之中,全面开创扶贫治贫的新境界。

论习近平“治贫”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习近平同志最为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不论是年少时的知青经历,还是后来的从政经历,习近平同志对于基层的贫困生活都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丰富的贫困治理思想。习近平同志的"治贫"思想不但为我国的贫困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更为国际扶贫事业带去了新的"药方",深入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习近平同志的"治贫"思想,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贫困和贫困治理,并在现阶段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作用。

习近平同志关于治贫脱贫重要观点的历史形成、主要内容与当代价值

习近平同志关于治贫脱贫的重要观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扶贫领域的具体体现,经历了酝酿萌芽、逐步形成、发展成熟的不断深化过程;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价值诉求、主要目标、基本方略、内在要求、外在条件、依靠力量、根本保障、实现标准等部分;并且,内容体系中目标与策略相呼应、全局与部分相辅成、内因与外因相结合。它既是当前我国战胜贫困的思想指南,为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指明了方向,又为国际社会摆脱贫困提供了中国方案和智慧,也为下一阶段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和理论支撑。

政府承担治贫职责的规范理据

政府从事贫困治理并非从来就有,政府为何应当承担治贫职责亦非不证自明。经典的规范性政府理论告诉我们,政府的根本职责是基于公共利益而管理公共事务,由此政府才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公共事务是与社会所有成员都有利害关系的事情,逻辑上包含公益、公害和公正三类,由此政府的基本职责分别是造福于民、为民除害和主持公道。贫困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人们因缺乏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资源而陷入困境的生存状态,它不仅直接与贫困人口利害相关,而且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与社会所有成员利害相关,从而具有公共事务属性,故政府治理贫困责无旁贷。政府治贫实质上是帮助贫困人口提升福利,故属于造福于民的职责。从规范角度论证政府应承担治贫职责,不仅有助于完善和发展政府职责理论,而且有助于推动政府治贫工作取得实效。

指标式治贫模式的理论探讨及其失灵困境应对

指标式治贫是指为突出治贫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压力体制下将指标作为关键性的治贫工具来明晰各治贫主体的任务、责任,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和官员治贫的政绩,以期尽快达成治贫目标的过程,具有数目字治理、项目治理、目标治理和压力治理等特征。指标式治贫可以通过明晰责任与目标、层层加压、传递压力的方式较快地达成国家治贫的目的,但是当下地方治贫实践状况表明,过度依赖指标治贫会引发诸如"精准与失准"的背反和"手段与目标"倒置等现象。要提高治贫的绩效,摆脱指标式治贫的困境,需要建立健全治贫的反馈机制并制定治贫绩效的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

海南白沙黎族村治中的治贫问题

海南岛中部山区热带雨林生态功能区是海南省唯一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同时也是国定贫困地区。其贫困的历史主因是交通不便,现实主因是严禁开发。把治贫作为村治的主要任务,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才能脱贫致富"不反弹"。要充分发挥村治组织在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中的监督优势、舆论优势和示范优势。走出困境的办法:一是针对村民总体文化素质偏低,发展能力较弱的问题,做好文化科技进村和"第一书记"驻村工作;二是针对村干部成员年龄偏大,缺乏市场敏感度与创造力问题,做好培养能人接班与完善电商平台工作;三是针对村集体资产利用不合理,村民脱贫后易返贫问题,做好产业发展规划与村民自主创业工作,以此实现"绿水青山"即是"金山银山"。

回眸与超越:从农村减贫到精细化治贫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从顶层设计维度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不断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工作方式,开创了扶贫开发事业新局面。精细化治贫是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在治贫理念、主体责任、对象帮扶以及成效考核等方面,由过去粗放管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做到“细、实、准、严”。为此,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需不断加强治贫理念、制度、机制创新,认真总结扶贫中的问题和经验,形成脱贫攻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浅谈扫盲与治贫

甘肃处于西北地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成人文盲率居高不下。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之前相比．甘肃省的文盲率由14．34％下降到8．69％，下降了5．65个百分点，这是10年来各类教育发展取得的成果。但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甘肃仍有222．27万文盲，

贵州农村社会互动治贫的行为逻辑分析

贵州是脱贫攻坚的重难点区域,如何将精准扶贫政策贯彻落实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关注的焦点。从"国家—社会"的理论视角切入,对贵州农村的脱贫实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贵州的脱贫攻坚表现为国家扶贫政策"自上而下"执行过程中的互动治贫逻辑,利益驱动、科层压力、角色多元化成为了这一逻辑的现实表征,并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出现了异化困境。研究认为,在中国的体制下,需要建构贵州农村社会互动治贫的良性机制,以此精确回应中央精神和地方实践,为反贫困研究提供一种可行性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