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留住治边人才:边境民族地区乡镇公务员工作嵌入与离职倾向

边境民族地区乡镇公务员的频繁流动甚至流失,成为有效落实国家治边方略的现实制约。基于182份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乡镇公务员问卷数据的定量研究,从工作嵌入视角深入探究公务员离职倾向的效应关系及其保留策略。研究发现:工作嵌入中的组织嵌入与家庭嵌入均对离职倾向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组织嵌入的预测作用更明显,家庭嵌入次之;工作价值观中的声望型、社会型维度在工作嵌入与离职倾向关系中有重要负向调节作用;家庭嵌入、组织嵌入和工作价值观三者对离职倾向存在三重交互作用。为此,以创新差异化福利、“地方化”甄选机制与培训内容、“家庭友好制度”等留职策略,增强公务员扎根服务边境民族地区乡镇的嵌入度、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有效降低边境民族地区乡镇公务员的离职倾向,为边境治理提供人才支撑。

中国共产党统筹治党与治边:历史自觉·伟大实践·重大成就·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边疆的安全与治理。没有边疆的安全和有效治理,就不可能有国家长期稳定与长治久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无从谈起。长期以来,党通过自我革命加强边疆治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自身建设,将党建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以此来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使新时代边疆治理工作取得新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统筹治党与治边,主要从历史自觉、伟大实践、重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四个方面展开。

治边稳藏背景下“两个确立”对西藏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聚焦到社会主义新西藏,在“两个确立”背景下,“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使西藏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得以凸显。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的确立,引领西藏创造了历史性成就,有利于增强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政治认同、团结西藏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确立,意味着新时代西藏工作必须遵循党的治藏方略,既为建设现代化新西藏提供了战略指引,又回答了西藏发展稳定、生态强边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在西藏实践中必须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论中国古代治边之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

重北轻南,即在边疆统治方面重视北方、相对忽视南方的倾向,是封建王朝治边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这一倾向基本形成,以后延续了上千年。受其影响,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及边疆民族的原则,有不少是从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方法发展而来。因驻兵、屯田及经营的重点长期在北方,元以前中原王朝对南部边疆开发的力度较小。元与清重北轻南的倾向不甚明显,主要由于这两个王朝减轻了来自北部边疆的压力。重北轻南治边倾向的形成,与南北方少数民族有不同特点,南北方民族融合过程的差异,北方为历代军事争夺的重点,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易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等因素有关。

民国治边事业中的边政人员考察

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对于边政人员的选拔、培训、任用、待遇、考核等方面,逐渐从通行的公务员行列中分离出来,给了一些特殊的对待,然而,整个民国时期专门施行于边政人员的相关政策,并未形成系统,且在实施过程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能有效贯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边政人员在边疆治理过程中的作为。从整体上看,民国政府与边疆地区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

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是历代王朝及政权在边疆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形成的基本谋略与传统。古代治边方略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中,较为重要的是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地缘政治方略、博弈谋胜方略。论内容充实及完善的程度,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领先于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与后者的治边方略,又存在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关系。

中华民国时期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

进入中华民国以后,外国势力掀起了新一轮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活动,中国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起边疆民族问题,边疆研究高涨,近代民族主义继续发展,国家主权观念逐渐普及,现代边政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不断探索和实践,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对当时边疆民族政策的形成以及边疆民族问题的处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承德庄田的开发与避暑山庄的建立——兼论承德开发与康熙帝的治边思想

承德塞外荒漠之地,随着庄田的建立和开发,生齿日繁,谷田丰产,为浩荡的八旗军北上木兰秋犭尔提供了物质基础,为避暑山庄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避暑山庄建立,是训练八旗、控制蒙古、加强北部边防之需,康熙帝在避暑山庄的活动又促进了承德的进一步开发,使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康熙帝在北巡中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治边政策,形成了独特的治边思想。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边理念

南京国民政府作为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第一个党政政体,其疆域思维、边疆认知、边政实践等诸多内容,对近代民族国家之构筑具有独特而关键的历史作用,学界对此问题多有论及;然与上述问题联系密切、互为因果的治边理念,则较少明确关涉。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边理念,是国民党以党治国思维在边疆治理问题上的直接表现,系近代民族国家构筑大势下的政治内容之一。虽其受到国民党政权自身弊端、国内外政情复杂、实践机制欠缺诸多因素之局限,但本质属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态之思维认知。

关于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的几点思考——以“羁縻”为中心

本文对事关历代治边政策认识的关键词汇"羁縻"做了深入分析。认为"羁縻"的要义是"控制"而非"笼络";历代史书尤其是正史中同为"羁縻"但表现的"控制"程度不同,具有宽泛和灵活的特点;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夏"、"夷"二元结构的观念和现实是"羁縻"政策形成和实践的基础;作为一种补充方式随着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羁縻"政策也会为直接统治所取代。

论中原王朝治边的理念、方略与制度安排

中原王朝治边的理念、方略与制度安排相对完善,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治边理念"是中原王朝治边思想与方略形成的基础,主要包括天下观、边疆观、华夷观与夷狄观。"治边方略"指历朝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总结所形成较稳定的谋略与传统,核心部分是地缘政治方略、文化软实力方略、博弈谋胜方略。"制度安排"包括制度制定以及修改完善的过程。边疆统治制度是中原王朝治边的理念、方略的制度化体现。中原王朝的边疆制度,可分为秦汉至宋代施用于整体边陲的羁糜治策、元明清时期以土官土司制度为代表的因地制宜型制度两个发展阶段。自元代起,中原王朝对邻邦实行藩属国制度。

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

秦至南朝的800余年,是云南早期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云南地区的主要通道先后开通,并经历了兴衰变化的过程。秦汉蜀晋南朝诸朝的治边方略,对云南通道的开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收集相关的零散资料,阐述秦汉蜀晋南朝时期云南通道开发的情形,并分析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的关系。

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

为贯彻"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等治边思想,历代中原王朝实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边方略。本文研究了历代中原王朝实行的和亲、盟誓、教化、互市等治边方略,考证了这些方略的来源、形式、施行方法及其用途,并分析了这些方略实行后的效果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论封建王朝治边的历史经验

全国统一王朝均重视治理边疆地区。历朝治边多有重要的认识和丰富的实践,在某些方面还形成了悠久的传统。妥善处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采取较灵活的国家结构形式,设置方便管理的边疆政区,实行有别于内地的治边政策,注重开发边疆与获取边疆的资源,是统一王朝治理边疆重要的历史经验。

合力治边：助推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略

迈向现代化的边疆治理离不开治边方略体系的设计和推行。植根于中国特色治边实践经验,并加以内涵拓展和理论深化的合力治边方略,是现代化边疆治理的重要选择。合力治边方略是统领和指导合力治边行动及其过程的一套有效方法和策略,其内在契合共建、共享、共治理念,具有体系完整、认同一致、效能综合、资源耦合、运用灵活等特征。以合力治边方略推动边疆治理实践逐渐走向科学化、民主化、系统化、协同化的现代化之路,不仅需要完善国家战略支撑、党政有机联动、“三位一体”保障、合作平台支持等前置条件,而且需要强化以政府为中心的共治强边、跨区域合作兴边、先进文明睦边、群防群治固边、境内外合力筑边等实践环节。

清朝云南文化治边思想与实践

清朝的文化观为历代王朝文化观与文化治国观的一脉相承,是清朝在云南实施文化治边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清初云南的社会现实是清朝实施文化治边思想的客观条件,二者共同促成清朝文化治边思想的出现。清初云南籍官吏与云南督抚亲历战乱后云南社会的凋敝,先后提出文化治边的思想,并于康熙时期广泛实行,一是重建云南社会秩序,二是治理叛服无常之土司。通过在云南修建学宫、学校、书院兴贤育才,推行科举,广施优惠等一系列文教政策,传播儒家文化与封建礼仪。清朝的文化治边思想在云南取得了良好效果,在清末民初的西南边疆危机中,各民族表现出浓厚的国家认同,共同捍卫了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

试论历代王朝治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历代王朝的治边政策对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认为历代王朝的建立者虽然不同,也面临着不同的边疆形势,但其治边政策却存在继承和发展的状况,而清朝是集大成者,历代王朝边疆治理的内地化趋势最终导致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党建治边方略

为了实现边疆的良政善治,当把边疆党建作为系统化和工具化的方法和策略时,就称为党建治边方略。实施党建治边方略有利于促进边疆治理高效化、协同化、法治化、民主化,这和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实施党建治边方略需从“边疆党建”和“边疆党治”两个环节入手,从政治进路、组织进路和文化制度进路三条路径出发。在“边疆党建”环节中,边疆党组织对组织本身的前提要素进行政治建设、对结构要素进行组织建设、对效率要素进行文化和制度建设。在“边疆党治”环节中,边疆党组织对边疆治理进行全面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论中原王朝治边的底线观

中原王朝治边,历代相沿形成一些基本的思想与传统,底线观为其重要部分。治边的底线观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奉行"守在四夷"的原则,不轻易对边陲或边疆地区用兵。二是国家的重大利益不容侵犯,元代以前的王朝与元明清三朝存在一定的差异,坚决维护已有疆土与相关权益是中原王朝共有的特点。三是坚定维护中原王朝的形象与权威,对边疆"蛮夷"(1)实行扶危济困。中原王朝处理治边方面的问题,也有底线不甚明确的情形。

试论宋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的治边方略

与以往相比,宋元明清诸王朝的治边方略大致呈现出一种波动起伏的特点。两宋奉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方略,在具体的边疆政策上,体现为明显的消极"守势政策",然其传统夷狄观念甚为强烈。元朝尤其是前期秉承草原游牧民族的习性,对开疆拓土十分积极,同时,元朝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较为淡薄,但其民族政策开明与落后并存。明朝治边方略核心是"守在四夷",其重点是防范北部边疆的蒙古势力,在南方地区,其策略则是守境安民,达到稳定的目的。清代前期的治边方略仍是"守中治边",但对边疆地区持有积极态度,后期治边思想与方略的局限性逐步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