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与营口的兴起

清代东北的沿海贸易始于康熙中叶 ,乾、嘉年间得到长足的发展。东北向南方输出的主要是大豆、杂粮等农副产品 ,从南方输入则以棉布等手工业品为主。营口是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城镇 ,清代中叶逐渐取代锦州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鸦片战争后营口成为东北第一个通商口岸 ,完全是由于它当时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

子口税制度与近代中国沿海贸易的异态

近代中国,在殖民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内地子口税制度在沿海贸易中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由此导致了中国沿海贸易发展的异态,突出表现为领有内地子口税单的货物转运于沿海口岸之间,以及大陆土货绕运香港进口。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存在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加剧了中外矛盾与冲突。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清政府表现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维持国内经济秩序的进步性,但其出发点始终是保证财政税收。子口税制度在引发异态的同时,客观上对中国沿海贸易的发展也具有刺激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商品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禁烟运动中的粤海关与沿海贸易——英国收藏的豫堃致林则徐咨文考释

道光十九年(1839年)禁烟运动中,粤海关在抵制外国商船夹带走私鸦片、维护正常国际贸易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它在管理和维护广州与内地沿海贸易的作用,却鲜为人知。英国国家档案局收藏的粤海关监督豫堃致钦差大臣林则徐咨文,为这段史实补一空白。本文对此进行整理介绍,并稍作考释,指出它的研究意义。

沿海贸易港口的集装箱内河集疏运体系设计

首先阐述了发展沿海贸易港口集装箱内河集疏运的重要性,分析了沿海贸易港口集装箱内河集疏运体系的构成,针对建设沿海贸易港口集装箱内河集疏运体系的关键因素,提出了相关建设的建议。

连云港港的沿海贸易港功能分析及发展建议

为进一步拓展连云港港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港口的资源配置作用,加快推动港口从货物吞吐量向要素聚焦港、产业支撑港和发展带动港方向转变,分析连云港港在发展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提升连云港港贸易港功能建议:理性制订港口发展规划;深化港区功能布局;有序开发港口建设;创新港口管理措施。

清代前期沙船业的沿海贸易活动——以上海商船会馆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康熙开海后30年的上海沙船会馆,是上海最早的商人会馆,也是上海现存时代最早的会馆遗址,展示了清代上海航运业隆盛发达的特殊性,颇具重要地位。本文搜集和辑录了52例沙船北洋贸易事例,考察了其运营方式与运价、商品种类及船主船工等情形,一定程度上展示出清代前期北洋沙船贸易的盛况。

清代山东沿海贸易重心变迁与城市发展述论

清代海禁开放后,随着沿海地区的不断开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山东沿海贸易日益兴起。本文以清代档案、旧海关档案为基础史料,系统考察清代山东沿海贸易重心的变迁过程。有清一代,山东沿海贸易的重心经历了从胶州至烟台,再从烟台至青岛的变化过程。沿海贸易重心的转变,与腹地范围、贸易政策、港口条件、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变化有关。贸易重心的演变推动了沿海城市的发展。

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政策

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政策是清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的研究中,系统阐述这一问题的专文并不多见,而对沿海贸易政策变迁的分析尤少。本文仅以史料为据,对清代前期沿海贸易政策的变迁及其特点作一初步探讨。清代前期、即从清朝定都北京至鸦片战争前(1644——1840),近二百年历史时期中。

堪培拉重申其沿海贸易战略

据悉,澳大利亚联邦运输部长约翰·夏普在发布“1996年澳大利亚船东协会”年度报告时,强烈重申政府有义务终止沿海贸易的对外开放。 1994年和1995年的最新贸易数据表明,一家去年在萧条时期;不景气的企业。

两难的抉择:晚清中英关于香港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地位之争

晚清时期,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与中国内地贸易的性质相应发生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英两国协议,按照条约规定,在中国沿海贸易中将香港视为外国口岸。但是由于税收利益冲突,中英双方对于香港在国内转运贸易中的地位问题存在着难以抉择的两难局面,双方都希望香港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享有外国口岸和中国口岸的双重待遇,但双方的要求又是完全对立的,由此而引发了复杂的冲突与交涉。最后,1886年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定》正式确认了香港在沿海贸易中的外国口岸地位。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强权性质,反映了清政府主权观念的淡薄和经济发展意识的缺乏,但清政府反对从香港的走私和绕运,也有利于保护国家税收,维持经济秩序。

苏日沿海贸易的现状和前景

苏联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主要通过3个渠道进行即一般贸易(亦称公司贸易,这是最主要的),沿海贸易和合作社贸易。本文着重就沿海贸易作一简要介绍。

“一带一路”下沿海城市对外贸易研究

我国沿海城市作为早期对外开放试点,被纳入"一带一路"倡议中。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鼓励,沿海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势必受到影响。并且这不仅是一个向海外输出商品、资金、技术、服务标准、管理经验,甚至发展模式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能够继续向海外借鉴经验、引进技术和资金、实现超越的过程。本文主要介绍"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背景、我国沿海城市在此背景下面临的机遇、风险及应对措施。

两宋市舶贸易出口税初探

继唐代海上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之后,在宋重商政策的推动下,两宋的市舶贸易尤盛于唐.这时的市舶贸易,中国方面有无出口税的问题,迄今未见认真研究.本文就此作一初步探索.一、两宋市舶贸易征出口税中国的对外海上贸易,自汉至唐,均未见中外商船在中国通商港口缴纳货物出口税的记载.北宋开宝四年(971)始置广州市舶司,对中外商船征市舶进口货物税,抽分实物,名曰抽解.接着又置杭、明二市舶司,制度同广州.关于市舶贸易是否征货物出口税,今所见最早的是广州置市舶司45年后的如下一则记载:

重新审视费正清的“中国观”--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谈起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一书,是费正清早期研究的代表著作。这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综合利用中、外文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学术著作,拓展出纷繁复杂的中西历史互动图景。费正清摆脱当时西方学界传统古典汉学和民族志学的窠臼,开创了现代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费正清的这部早期代表作,涉及清代观、近代观、帝国主义观等理论问题,对后来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论17世纪郑氏海商集团的生存困境

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郑氏海商集团确实具有某些"近代特征"——以海上商业贸易为经济基础,以军事实力和国家政权做后盾的重商政策,特别是它代表着当时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方向,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然而,长期的大一统观念成为郑氏海商集团无法逾越的生存障碍。在此种意识形态主导下,郑氏海商集团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清郑双方的军事实力、郑氏集团的组织制度和经营理念,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海商集团的"商业性生存要素"——海上贸易的顺利进行。当清王朝统一大陆后坚持消灭郑氏集团,同时强力推行"海禁""迁界"政策时,郑氏集团的覆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1942年中英新约谈判述论

1942年下半年,中英两国就废除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相关特权问题进行谈判后,于1943年1月签订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简单称中英新约).以往在论及这一历史事件时,主要是集中在九龙问题上,而忽略了对谈判的其它内容的评述.本文拟弥补这一欠缺,并对谈判中的某些焦点性问题试做进一步分析以深化该题目的研究.

商港城市明州兴起原因探析

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地处东海之滨,位于奉化江与余姚江会合处的市江两岸,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沿海贸易港。据古史记载,明州一带原为夏禹第五代孙夏王少康的庶子无余的封地,称“甬句东”,在夏、商、周三代均为越族活动地区。秦始皇统一六国,“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在明州一带正式建立鄞、鄮、句章三县,属会稽郡。但当时这三县的治所均不在今宁波市城区内。至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晋将刘牢之为了防御当时的孙恩农民起义军,才第一次在“三江口”(奉化江、余姚江、甬江会合处,今宁波市城区内)筑城,“刘牢之筑以塞三江之口,西城外有城基,上生竹篠,俗称篠墙”。不过刘牢之所筑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