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质法义务说到保证人说——兼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发展方向

实质法义务说从刑法的独立性入手,开启了从实定法以外的角度探求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根据的方向,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理论研究的独立化和实质化倾向奠定了基础。保证人说借助"保证人地位"这一概念,一方面将作为义务纳入构成要件之中,克服了实质法义务说在体系上面临的难题;另一方面又坚持并发展了不作为理论的实质化运动。保证人说并不是扩充原有的形式义务,而是从实质意义上重新树立作为义务的根据。发展能够统一解释所有保证人地位的实质法理根据,再就此根据演绎出具体规则,确定保证人义务的边界,是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理论发展方向。

个人低碳消费行政法义务确立的正当性检视

在治理雾霾与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过程中,政府通常运用民事手段、经济手段或者柔性行政手段来引导个人低碳消费。然而,政府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高碳消费责任机制的缺失。有鉴于此,我国应对个人施加低碳消费的行政法义务,它有利于克服道德义务局限性、弥补碳税不足与实现实质平等、保障个人碳排放权,它符合宪法法律的内在精神,且有国家能源管理制度、碳排放交易制度和排放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等作为支持。

不作为犯的特定义务来源探析——以“四来源说”和“实质法义务说”之评析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刑法实质化浪潮的推进,有学者采纳德日刑法理论的"实质法义务说",试图重新构建作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理论。但是,"实质法义务说"和传统刑法学中的"四来源说"具有内核上的一致性;其在判断标准上存在模糊性,违反法律的明确性要求。"四来源说"尊重了法律原意,阐明了立法的技术性规定,具有科学性。当然,对"四来源说"存在的疑难问题仍需要探究,以完善作为义务的理论体系,使理论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义务教育法》对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

基于一套独特的中国农村家族调查数据,同时借助《义务教育法》实施时间在省份间的差异及该法对子代出生队列的外生影响,实证估计该法对于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通过区分该法的实施对实现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先天效应与培养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发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强化了由先天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抑制了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与机制分析中,发现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弱化,主要是《义务教育法》对于女孩群体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层次、收入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起作用的结果。

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责任:在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基于《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之规定而展开的分析

具有刑罚后果的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行为,在具有相同的行政处罚和刑罚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应当从区分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决定因素与适用的两个面向,根据行为的情节、后果、条件、数量和主体等因素确定给予行政处罚抑或刑罚。在处理程序上,基于"行政→刑事"和"刑事→行政"正反两个程序模式的架构,从它们的启动要件、运作步骤和程序效力等方面,解释现行相关规定的实质内容,揭示两种法律责任的程序衔接部分的法律框架。

以法护航幼儿,享受幸福童年

为适应人类文明进程的步伐,解决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学前教育行业选出的乱象,进入“依法治教”“依法治园”的新时期,人们呼唤着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法律条文来规范、约束学龄前儿童教育的办学行为,发展学前教育事业;为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学前教育立法,保障幼儿身心健康”的重要批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以下简称《学前教育法草案》)于2023年8月28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初次审议。《学前教育法草案》的制定为学前教育者依法办园提供了准则、依据和保障,它是护佑幼儿成长的底线。

教育深化对初婚年龄、生育数量的影响——基于义务教育法实施的准试验研究

将偏好效应和机会成本效应纳入一个以时间为投入的效用函数模型,阐释教育深化对个体初婚等待时间与生育数量的影响机制。借助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形成的准实验克服个体教育年限作为解释变量时可能的内生偏差,利用第二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证实教育深化将显著延长个体初婚等待时间,同时降低生育数量。在排除同期文化大革命、法定婚龄变更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等因素的干扰后,该结果仍然稳健。本文的发现为理解中国人口婚育行为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

中国义务教育法制百年历程之反思

中国义务教育制度始于清末,距今已有百年历史。义务教育作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基石,一直为中国历代政府所推崇。清末将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视为其父母对国家的义务;民国时期的义务教育则突出公民的受教育义务;建国后的义务教育,尤其是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则更主张受教育者的权利。从教育法学的视角分析,中国义务教育的百年历程就是从受教育者的义务走向受教育者的权利、从政府权力走向政府责任的历程。

教育对个体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以义务教育法实施为工具变量

教育和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两种形式,二者间具有密切且复杂的关系。为排除OLS估计在探讨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关系中存在的内生性等问题,本文使用CFPS数据库2010、2012和2014年的调查数据,以义务教育法在各省的实施为工具变量,采用双重差分-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探讨了教育对个体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义务教育法实施使个体受教育年限在受政策影响群体和不受影响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在考虑了义务教育法对不同群体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并尽可能消除教育与健康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后,教育对个体健康人力资本的确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相比OLS估计,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更加明显。

私塾:义务教育法律下的一种教育补充形式

私塾应当是义务教育的一种补充教育形式,它与义务教育法的目的并不冲突;义务教育是受教育者的权利,也是未成年者其父母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教育选择权。中国义务教育法应当为私塾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一定的法律保障。

行政法视域中网络平台第三方义务的解释与适用

要求第三方平台履行监管义务已经成为中国网络治理的主要途径。根据既定的立法框架与规范目的,行政法上的平台第三方义务可以分为一般性义务与特别法义务等层次,各自遵循不同的价值取向、义务内容和审查强度。考察该领域的典型案例,可以为厘清不同类型平台的行政法义务边界提供有益的探讨。

公民受教育权的制度保障——兼析《义务教育法》的制定与实施

公民受教育权作为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不仅是个人对国家主张的主观防御权,同时也是宪法的"基本价值决定"。这就要求国家建立各种相关制度、组织和程序以促进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义务教育法》所建立起的义务教育制度正是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制度保障,应以此为核心考察《义务教育法》的制定与实施。30年间随着义务教育制度的发展,中国公民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已经得到了最基本的尊重,未来义务教育制度的完善应着力于均衡发展,以实现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保护。

行政协议判断标准之重构——以“行政法上权利义务”为核心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对行政协议作出了界定与列举,却仍未对行政协议的判断提出明确的标准。通过对目前已有的理论、规范与案例进行整理,可观察到诸如承包、租赁合同、补偿协议、政府采购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合同、和解协议等在不同类型的行政协议中,行政权的表现形式不同,导致行政权的"浓度"亦有所不同。通过对各类行政协议中行政权成分对"追根溯源",可发现其均指向"行政法上权利义务"这一迥异于已有理论通说的判断标准。在界定是否为行政协议时,需通过三个层次进行判断:(1)协议中权利义务所包含的具体内容;(2)协议中权利义务的来源;(3)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权利中是否有部分可能质变为行政权。

义务教育法对我国居民教育和收入的影响

根据2005年吉林省的微观数据,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我国居民教育和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使得我国居民受教育年限增加0.3年左右,使得农村8.0%左右潜在退学者和城镇2.2%以上潜在退学者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进而使得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高中教育普及率增加2.5%和6.9%左右,这说明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于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没有改变农村居民和城镇女性居民的教育收益率,但使得城镇男性高中学历人口年均教育收益率增加了4.5%,说明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仅对城镇高中学历居民的收入起到促进作用。

农村义务教育的权利性危机及其法律保障

义务教育是国家依法统一实施、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和普及性。中国新的《义务教育法》充分体现了权利本位、均衡发展、政府责任、平等受教育权等法治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义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然而,当前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依然存在着农村公共教育制度遭到较为严重的冲击、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促生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近入学原则没有得以真正贯彻落实、家庭教育权的缺位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等权利性危机。基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战略性目标,破解农村义务教育的权利性危机需要从政府决策过程中充分尊重村民的教育参与权、强化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中的责任、重视家庭教育在儿童受教育权实现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教师均衡配置为着力点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着手。

教育对贫困的影响——基于中国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义务教育法这一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就教育对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评估,并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能显著降低农村居民贫困的概率,教育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为1%~3%,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为1%~6%。目前,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将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治理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提供了参考。

“服务型政府”与“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实现

"服务型政府"理论是在当前国家和社会转型及改革背景下对"行政法治"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在行政法领域,"服务型政府"理论必定对传统"高权"行政行为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强制执行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在该强制行为中,程序正当、民主参与和公民便利的请求权等将是其改革方向。

基础教育入学率、收入与《义务教育法》

为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1986年颁布并实施至今的《义务教育法》正面临新一轮的修订。通过对1978～2004年全国基础教育入学率、人均收入、教育收费以及《义务教育法》实施等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改革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入学率与收入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与教育价格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而与原有的《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在统计上没有明显关系。从这一结论中，我们认为，《义务教育法》的修订必须将免费作为应有之义，并以中央财政作为保障，才能改善基础教育普覆率不够的现状。

浅析义务教育法制

现行教育法制的理念是教育人权主义 ,基于这一理念和法律规范本身的要求 ,已实施了 15年的《义务教育法》在其结构、目的、依据、法律文本的用语等几方面既有其合理性 ,又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 ,我国既有必要对《义务教育法》作相应的修改 ,更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补充、完善。这是“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必然要求。

墨西哥《学前义务教育法》的制定与实施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从教育权平等的角度出发,为进一步普及学前教育,墨西哥于2002年颁布实施了《学前义务教育法》。为此墨西哥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学前教育预算,使之占教育总预算的11%左右,并增设了上万所新幼儿园,增聘了数万名教师。至2007年,墨西哥4至5岁幼儿的毛在园率已达114%,净在园率97%,基本实现了《学前义务教育法》规定的目标。借鉴墨西哥学前教育快速发展政策与经验,我国各级政府应进一步从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保障儿童平等受教育权的角度出发,提高对普及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学前教育投资主体重心,加大中央与省级财政投入,大幅度提高学前教育预算,以此推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