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书文献到童蒙读物的流传轨迹——以启功先生《说〈千字文〉》为线索

智永的《千字文》以楷书和草书体书写,有多种版本。启功的研究展示了法书文献的复制方式及流传轨迹,还强调《千字文》具有启发童蒙、流传广远的实用价值。这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代法书文献的版本知识、认识“王羲之这个角色”、拓展法书文献出版物及书法教学“启发童蒙”的功用,同时也为研究中国特色的阅读史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案例。

以文养书,直取法书源

赵彦国的新作令我耳目一新,气象更为古雅,有一股静气,细观在结体与用笔及墨色诸方.面均见境界,可见用功之深,直取法源头。所谓古,乃浸淫于传统,与古贤通息与对话中体验生命本体、艺术真谛。当下书法繁.荣然浮俗之气应时而生,唯沉住气,在文史的浩瀚中找到书法之为书和法的本质。方得臻神妙之境。高二适先生日:出入于千数百家而自成一格。

盛熙明《法书考》第二卷撰写的合理性探析

元代盛熙明编著的《法书考》作于其在奎章阁为官时期,是一部书法专论,书中有辑录前人言书法之事,亦有盛熙明自己所撰之评注,是元代一部重要的书法文献著作。全书共有八卷,第二卷《字源》中子目《梵音》部分,将梵语与八思巴文的字母与读音录入其中,子目《华文》部分则论述各种书体与作字之法。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中认为《法书考》第二卷可以删去未免武断。还原到元代那样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殊时期,在少数民族华化的进程中,《法书考》第二卷的存在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盛熙明作为奎章阁的一员,其职能对于他的要求使他需要将梵文与蒙古文作为编纂对象录入其中;其次,盛氏此书进献的特殊读者元代帝王对于书法的了解程度也要求盛熙明在编纂时考虑所要编纂的内容。

“醉茶轩”中的巨眼人——明人詹景凤的法书碑帖鉴定

明代万历年间的古物鉴赏家詹景凤对于古代书法碑帖的鉴定颇有其独到之处,尤其在厘清作品的书风渊源,根据纸张进行断代,考察作品的流传递藏,辨识古法书的“双钩廓填”等方面,都有着较高的鉴定眼力与扎实的学术功力,显示出詹景凤超越同辈的书法鉴定水准,一定程度反映出明中叶古法书鉴定的时代水准。

论法书目录之类型

法书目录是目录学家对各类法书进行编目、说明从而形成的著作。从历史所遗近千种法书目录来看,由于长期处于“失语”状态,故而对其类型的划分,要晚到近代金石学、艺术学的兴起方见述论,且尚嫌狭仄,学理不足。据法书的形成方式,收录的法书载体、书体、时代、地域和书家数量,编撰作者的身份、目的,法书目录的内容、形式等十个标准,可以闭环式地对历代法书目录进行观照而分为28种类型,而诸类型中,亦存在着“互著”和“别裁”之处。可以看到,法书目录与古籍目录在类型上有着交错重叠而又界域分明的关系。

中国法书对日本书法的影响

日本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法书的传入有相当直接的渊源关系。盛唐时,王羲之等的法帖传入日本,受此影响,日本书法开始确立,及至日本奈良时期,全面模仿唐朝,崇拜晋唐的书体在日本盛行。王羲之等的书体由那些来唐朝学习的遣唐使带回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有最澄、空海、橘逸势等。晚唐以后,追随和模仿中国的倾向衰弱下来,与此同时,日本自己的民族文化也萌出了新芽。南宋时候的日本书法界,宋朝的书体开始向以王羲之书体为基础的唐朝书体挑战了。明清以来,中国众多书法家的法帖流入日本,使得日本书法界异彩纷呈。

项氏法书鉴藏对董其昌书法的作用与影响

嘉兴项氏以鉴藏而著名,董其昌在书坛有卓越的成就。董其昌在年少学书的关键时刻进入项家,得见项氏家藏法书真迹,眼界得以大开,从而对书法的认识也为之大变。项氏法书鉴藏是董其昌在书法艺术方面得以成功的转折点。

李雯为摄政王多尔衮捉刀致史可法书考论

李雯为清摄政王多尔衮捉刀致史可法之事,在清代朝野流传甚广,但迄今未能考实。本文博采明清史料及其同人文集之记载,又从李雯《蓼斋集》《蓼斋后集》入手,考察其代言写作之训练与降清之心态。综合内证与外证,确证《摄政王致史可法书》出自李雯之手。此文措辞简劲,理足神完,乃传世之名文。

释“响搨”

“响搨”是“響搨”的简化写法,今多写作“响拓”。这里“搨”不简化为“拓”,以便与传拓之“拓”进行区分。“响搨”首见于唐代文献。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载何延之《兰亭记》,详细记录萧翼从辩才手中赚得《兰亭》的故事情节:因谈论翰墨。

唐代尚法书风的形成及其意义

唐“法”是一种特指,它是唐代人追求和树立书法艺术法度,并通过法度反映书法艺术规律,形成书法艺术学习与创作的规范,寻求文化传播等规则的过程与结果。并且随着发展,逐渐成为后人的一种普遍认同。南北书风的合流促使了唐法的确立,初唐、盛唐与晚唐书法在表现上各有不同,这一过程中,唐代的政治、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因素为书法的尚法提供了条件。楷书和草书体现着唐代的书法规则,也是唐代书法的最高成就。唐代尚法书风的形成更是直接受到同时代书法理论的滋养与促进。唐人尚法书风的形成,不仅提高了书法的社会地位,而且使书法成为传统文化的标志,成为一种文化的认识方式而作用于其它艺术,还为后人提供了长久学习、遵循与仿效的范本。现代中国书坛仍然需要唐人崇尚书法的精神。

从《宝真斋法书赞》看宋代书法的鉴藏与酬酢

《宝真斋法书赞》按分类法著录了岳家家藏旧帖,岳珂以每帖跋语后系赞语的形式,不仅论述了每帖的用笔、结体、精神,并且详细记录了其来历、印识、装裱等内容,在宋代书论中具有独特地位,为研究宋朝历史、宋代书画鉴藏提供了大量史料。本文通过对岳珂《宝真斋法书赞》跋语的综合研究,以其中关于书法鉴赏收藏的部分为切入点,力图从多方面探究宋代的官藏、民间私人收藏。

新发现的邓石如《四时读书乐》楷书六条屏赏析

2023年10月,中国嘉德在北京举行的拍卖会上,拍出一件邓石如楷书六条屏。遍查国内外各公私博物馆馆藏,以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该件邓石如法书均无著录,可知其应为长期在私人手中秘藏而第一次公开露面的“生货”。

薛绍彭《秘阁观书》诗考

秘阁是北宋时期皇家藏书之所。薛绍彭的《秘阁观书》作为一首论书诗,所包含的信息量巨大,他在介绍秘阁的藏品的同时,还对秘阁所藏法帖及法帖的印鉴、题跋进行评论考证,体现了其艺术品味和独到见解,对整个宋代书学思想流变起到补正史之不足的作用,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论隋人收藏整理前代法书之功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隋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汇拢和融合了前代书法的发展趋势,为唐代书法的发展开了先河,作了准备,由此确立了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收藏整理前代法书就是隋代书法的历史贡献之一。

从《宝真斋法书赞》看宋代书法的交易与市场

《宝真斋法书赞》按分类法著录了岳家家藏旧帖,每帖后大多或繁或简地记录了法帖的来历,许多涉及法帖的转手与交易,为研究宋代书画市场提供了大量实证,在研究宋代各类书法市场、不同交易群体、各异的交易方式与交易价格机制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宝真斋法书赞》所见南宋书法交易方式

《宝真斋法书赞》系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孙岳珂以其家藏前人墨迹所成之书,书中涉及官鬻、榷场、鄽鬻、当铺和卖家上门求售、中介撮合、托人代购等七种书法交易方式,对今人了解和研究南宋书法交易方式有重要参考价值。

西域书法理论家盛熙明和他的《法书考》

盛熙明,元代西域龟兹人,曾为元顺帝妥欢贴木儿时奎章阁书史,是自东汉摄摩腾以来众多著名西域书法家中精通梵、蒙、汉、龟兹等六种书法的唯一的书法理论家。盛熙明的身世详情,无考,但他的生卒年代系元代无疑。因为他撰著的《书法考》八卷,据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盛熙明传》所记述,是在元至正甲申进上的。

董其昌法书名画题跋中的重抄现象

对法书名画的品鉴题跋,是董其昌艺术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其数量规模远超他人,堪称有明一代之冠冕。正是通过这些题跋,董氏综合展现了他的艺术高度——论艺旨趣之超拔、文字之隽朗、鉴赏之独到以及书写之高度……他的一些重要题跋还收录于《容台集》《画禅室随笔》中,这对其艺术观念的传播以及宗师地位的确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若论影响之巨,或许还远在他的书画作品之上。

王阳明法书伪迹考论

王阳明法书传世作品真伪混杂。本文通过认真辨析与仔细甄别,以不同历史文献为依据,对临仿和伪造的王阳明伪迹作品一一加以考证,指出诸多伪迹的出处和来源,以此保证王阳明真实文献的可靠性。

叶恭绰《遐庵谈艺录》所见中国法书名画的流传

清末民初是以古典书画为核心的中国文物大流动时代,诸多书画名迹在短时期内频繁改变其所有者,纷纷流往香港、台湾,甚至海外的日本和欧美各国。本文以20世纪著名书画家兼收藏家叶恭绰的《遐庵谈艺录》为线索,考察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和黄庭坚的《经伏波神祠诗》卷等这些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珍品是如何从中国流失海外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