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法典立法模式的理论研判

教育法典立法模式的理论研判是实现我国教育法典化的前提性、方向性、基础性工作。教育法典立法模式可分为建构型法典、汇编型法典、半法典型和类法典型四种,这四种类型的首要代表性国家分别为法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基于比较法、法律定位、学术积淀与立法技术可以证成建构型教育法典的优势性、必然性、可能性和可行性。我国建构型教育法典宜采取单一法律立法模式和不完全法典模式。在建构型教育法典的总则编设计中,可依次设置基本规定、教育法律关系、教育类别、教育配套制度和教育法律责任;在建构型教育法典的分则编中,可以按照学校教育编、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编、家庭教育编、涉外教育与未来教育编、其他教育编和教育配套制度编进行编排。

法律行为理论:影响民法典立法模式的重要因素

从各国继受法律行为理论的具体情况来看,其对民法典立法模式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法律行为理论的传播与民法典总则立法模式密切联系:采用“大总则”立法模式的民法典往往在立法上采纳“法律行为”概念,而不采纳“大总则”立法模式的民法典往往在立法上不采纳法律行为概念。在当代,对于在民法典总则中规定法律行为概念的传统做法,各国已经出台了不同的修改方案以避免该立法模式的弊端。我国编纂民法典时不宜采用德国模式,并应在立法中避免采用“法律行为”这一过于抽象的学理概念。

我国刑法法典化的应然立场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刑法典,即“现行刑法=刑法典”。刑法法典化的研究遵循着从风险社会到风险刑法,再到“刑法风险”的理论范式,对于刑法法典化路径的争论实则是关于我国刑法未来的应然形态及其修正模式的争论,主要分为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和多元刑法立法模式,这两种立法模式在立法技术层面不存在优劣之分。基于法典化时代刑法立法的应然立场,我国应当继续坚持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对现行刑法典进行一次全面纂修,将现有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统一纳入刑法典,使之在结构、内容、理念上更加完整和系统。在刑法施行过程中应采用刑法修正案模式,但应完善刑法修正案的立法程序和体系性要求,既要弥补统一刑法典固有滞后性的不足,又要兼顾刑法典的稳定性。

《物权法》视野下《矿产资源法》的局限性——兼论其法典化立法模式确立的可行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行的《矿产资源法》与中国矿业改革发展的形势出现明显不协调的情况,显露出一定的滞后性。《物权法》公布后明确了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及将矿业权视为物权等基本原则,这些规定也深刻地影响到矿产资源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的革新,同时也进一步冲击了现行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因而,在深入分析探讨现行《矿产资源法》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矿产资源法》的修改应采取法典化立法模式。

俄罗斯知识产权与民法典关系的立法史考察

俄罗斯在近200年的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在立法和学说上一直有将知识产权内容纳入民法典的历史传统,但并非是将知识产权法全部民法典化。目前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四部分的现状,既有俄罗斯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关系的传统见解的历史惯性作用,即在将知识产权法规范是否纳入民法典的问题上,也有当代俄罗斯立法者在立法抉择上的偶然性作用,即在是否将全部知识产权法规范都纳入民法典,并废除主要的知识产权单行法的问题上。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环境立法法典化的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了立法关注的重点领域,但现行生态环境立法决策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环境立法法典化被提上议事日程。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法治观在弘扬和创新“天人合一”中华法文化的基础上,阐明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过程民主立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人系统立法等环境立法决策的系列新观点新理念,构成了新时代环境立法法典化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为了建立完备的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和法治保障机制,新时代环境立法法典化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以环境治理决策法为目标导向,促进环境保护法向环境政策法的基本法地位转变,落实重大决策党政同责的制度,进一步规范地方环境立法决策体制。

单一刑事立法模式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治理的不足与改进--以澳门地区未经许可接受存款罪的刑事立法模式为参考

中国内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采用了单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罪、责、刑等内容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中,行政法规范仅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责任作概括性表述,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此种立法模式下,刑事治理挤压行政治理空间,行刑衔接问题被忽略,引发大量刑法与行政法衔接适用问题。对此,可参考中国澳门“未经许可接受存款罪”立法例,借鉴澳门多元刑事立法模式的优势,改变当下以刑法典为中心的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丰富“附属刑法”内容,提升行政法体系性地位,先行政后刑事,构建层层递进、衔接顺畅的犯罪惩治体系,实现高效的犯罪打击治理。

俄罗斯联邦技术秘密保护之嬗变:以立法演进为视角

在俄罗斯知识产权立法的法典化的过程中,在技术秘密的法律保护领域中,没有实现完全的法典化,而是保留民法典(第四部分)和单行法(《商业秘密法》)的二元调整特点,但是与以往的民法典仅规定一般调整,而单行法进行具体调整的格局不同,形成了单行法仅对商业秘密制度进行一般调整,而民法典对技术秘密进行具体调整的新二元体制格局。

改革与法治相衔接中的立法条件及其类型

改革与法治相衔接、相统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论断。在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的对接中,应立足不同立法条件的情形,采取和运用不同立法行为方式。常态立法、授权(国务院)立法、(地方)先行立法、(授权)特区(变通)立法和法典立法分别与改革的不同分布、不同阶段相适应。之所以在我国通过立法法、授权法(决定)等构设阶梯式的立法条件及其对应的立法类型,在改革、发展的社会情势所成就的现实立法条件与法定立法条件相契合之际,科学选择立法类型,发挥法治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根本上,是改革与法治两轮驱动、紧密结合的必然要求。但是,非常态条件下各个立法类型应强化建构性而并非停留在试验性。试验性立法是一种错误的归纳。现实立法条件与法定立法条件的吻合度,即现实立法条件的成熟度,是检验、评价立法行为是否“适时”“及时”,进而认定未做出立法决策是否构成立法过程中怠于履行职责、乃至立法不作为的要件之一。

民法典的编纂与商事立法

民法与商法的固有联系决定了商事立法在民法典编纂中的特殊地位,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编纂民法典的立法定位突显了商事立法的重大使命。民商合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民商分立也并不可取,民商立法体例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民法法典化与商法单行法并行的折中体例,此属真正本土化的中国创制。商法通则的制定不仅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根据,还将使商法的中国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模式的两难选择、并与我国民商立法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格局高度契合。

民法典编纂中商事主体立法定位的路径选择

在营业行为普遍化和民事活动泛商化、民事主体转型为商事主体十分便捷的当代社会,如何应对商事主体已成为我国民法典编纂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商事主体立法的最优选择应是民法总则一般规定与商事主体单行法特别规定相结合的体例模式,即民法总则通过引入营业概念,确认营业自由原则,以一般性营业条款作领引、统摄,由商事主体特别法负责具体化、精细化。如此,则可形成既有法理内在逻辑、又具类型活泼多样的庞大商事主体立法体系。

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立法研究

物权法是关于财产的所有与其物权的利用的法律,具有强制性、绝对性、对世性及严格性,关涉人民、社会及国家的根本财产利益,故此,民法典物权编的立法尤其应当谨严、审慎。于缓和物权法定原则的同时,也应持谨慎态度。物权变动规则应予维持,同时也宜吸纳司法解释的经验而予补益。在所有权上,应对所有权的定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若干规则、相邻关系规则、盗赃物、遗失物、取得时效、先占及添附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予以完善、厘定或确立。于用益物权上,应对用益物权的定义、"三权分置"、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役权及典权分别做出改定、明确及建构,但不宜确立居住权。于担保物权上,宜以追及效力保护抵押权人利益、让与担保不作为典型担保并对物权法第202条进行改定。此外,鉴于占有制度于物权法中的关键地位,立法还应较大地扩展、丰富占有规则。

论人格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人格权是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基础性权利。人格权的性质即人格权究竟是一种民法权利还是宪法权利，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论。该文对论人格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儿童监护人资格撤销与恢复事由的比较研究

监护撤销与恢复的事由是私权设置的一道双向防护网,其在帮助保护儿童利益的同时也防止公权力坐大导致的撤销宽泛化,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域外大陆法系各国随着"私法公法化"的监护制度大变革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法活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在立法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监护撤销与恢复的事由规定,鉴于我国《民法总则》第36条第1款的规定存在撤销或恢复监护资格事由设置不够周全、忽视财产权保护等问题,建议将监护人侵犯儿童财产权利与客观事实阻碍纳入撤销制度保护的范围内,并增加恢复撤销实质条件的规定,以完善我国相关立法。

论当代国际私法发展的几个新趋势

国际私法是一门古老的法律学科 ,它是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日益频繁而发展起来的。 2 0世纪以来 ,由于受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变化的影响 ,在国际私法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工作正在进行的过程中 。

俄罗斯民法典的编纂与知识产权立法法典化问题研究

俄罗斯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包罗万象的成文法典是立法者追求的终极目标,知识产权立法也不例外,将知识产权法纳入民法典中统一规定是俄罗斯民事立法的传统。本文拟通过对俄罗斯知识产权立法与民法典的编纂之间关系的历史传统及其法律基础的考察,探讨俄罗斯知识产权立法法典化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为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的提供有益的借鉴。

福建涉台地方立法不宜采用法典化模式之分析

立法模式决定着立法内容的取舍,但立法者对立法模式的选择并不能随心所欲。虽然,迄今为止福建涉台地方立法已经具有一定基础和规模,并主要以专项立法和涉台条款的形式呈现。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推进,闽台两地交流合作的发展,这种立法模式已日益暴露出局限性。但,改采用法典化立法模式,在现有涉台规定的基础上将其法典化形成专门的涉台法典,条件尚不具备。

Darboux Transformations and Soliton Solutions for Classical Boussinesq-Burgers Equation

Two basic Darboux transformations of a spectral problem associated with a classical Boussinesq-Burgersequation are presented in this letter.They are used to generate new solutions of the classical Boussinesq-Burgersequation.

《民法典对社会诚信建设的立法回应》

诚信一旦进入民法领域,就不再简单地作为自律道德而存在,它是道德的法律化,旨在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民法上的诚信可以通过概括条款的形式表现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可以通过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形式表现于民法典的具体规则之中,这都使诚信具有了他律的性质。民法总则中的诚信原则属于强行性规范,它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积极实现特定道德要求,设定了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必须满足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

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典关系之我见——兼论婚姻家庭法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实现

婚姻家庭法作为民法的核心内容应该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得到充分体现。作为具有强烈伦理要求和浓厚人文主义精神的法律制度,婚姻家庭立法应将伦理道德优先、以人为本、遵从习惯、适度干预和适度超前与相对稳定相结合等作为基本的法律原则。对于具体的立法体例,在坚持单一民法典立法模式的前提下,将有关自然人的一般规定与人格权、婚姻、家庭等内容混编在一编中以"人法编"命名。在立法方式上,我们既要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理念和先进制度,兼收并蓄、吸收创新,又要立足本国国情,发掘传统制度资源,凝聚民族智慧,以制定出一部能够同时容纳古代文明、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兼具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具有普适性、辐射性和可复制性的中国版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