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中国建设中图书馆社会普法策略

在不断推进法制中国建设中,作为人类知识和智慧的储水池,图书馆必须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社会普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从多形式举办普法活动、以文献推介促读者学法、代查服务解民忧、定题服务当助手、联合他人构建普法平台、提高文献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就图书馆如何进行社会普法进行深入的思考,旨在为"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法制史教学中案例法的应用分析

案例教学能够将教材的知识与具体事件结合,充分实现理论结合实际,引导学生深入分析和思考。案例教学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应用,有助于教师利用知识指导实践,使学生学以致用。针对法制史这种实践性较强的教学,案例法在课堂中的应用,提高了教学课程的趣味性,对于教学开展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法制中礼法刑的关系

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发展,中国传统法律体系内涵丰富精深,其中礼制与刑罚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历史渊源悠 远、内涵复杂且互动关系微妙的议题核心,礼法刑三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持续运行过程中相互作用,对于整个传统法制 体系的逐步孕育、发展和完善都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通过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法制中礼法刑的关系,可以全面深刻 地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及其历史演变。

基于OBE理念的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路径探索

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专业十六门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路径的探索从未停止。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变迁,认识法律在不同历史时代发生的作用,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培养具备现代法律精神的法治人才,本文提出在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将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引入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首先,要求教师转变教学理念,实现主体转变;其次,要求教师采用多样化教学方法;再次,要求学校建立持续、多元的教学考核评价体系;最后,要求学校健全制度化的评估反馈机制。

中国古代法制文学“定型于唐”刍议

中国古代法制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漫长的孕育期后,正式定型于唐代。中国古代法制文学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公案小说,唐代法制文学以唐传奇中的公案类法制小说为代表,内容涉及侠义、复仇、婚姻等诸多方面。这些作品在叙事情节、人物塑造、结构艺术等方面,已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特征,使公案小说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学样式。此外,唐代诗文中的法制文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正是在唐代法制文学的基础上,宋元“说话”艺术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制文学的发展,使明清时期出现了法制文学的大繁荣。

“中国法制史”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资源。作为高校法律专业主干课程之一的“中国法制史”,蕴含着节俭、孝悌、仁爱、民本、诚信、法治、和谐、创新等非常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当采取史论结合、点面结合、古今贯通等方式充分运用这些文化资源,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染和熏陶,切实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亲和力,从而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使他们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自觉自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双师+”体验式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创新探索——以“中国当代司法制度”课程为例

“双师+”体验式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培养目标,一体构建“双师+课前慕课”“双师+课堂教学”“双师+课后实践”体验式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具体设计了名家微课、实务精英线上讲座、旁听庭审、模拟宣誓、课堂辩论、实务专家面对面、项目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等8个体验模块,在每个模块运行后进行总结反思,考查学生“三种精神”的养成,有效实现协同育人实践育人,打造法治人才培养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法制建设回顾及思考

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对腐败问题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不仅立志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党、廉洁的政府,还努力要建立一个廉洁的社会,并在局部执掌政权时交出了一份较为出色的反腐答卷,这一经历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的自信。执掌全国政权后,面对着环境的变化和不断出现的腐败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借助民主和自我革命等两种方法,通过高压型、教育型和制度型三种反腐模式,希望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反腐败道路。

OBE理念在“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研究

传统的“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教学理念滞后、教学方法简单、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考试形式单一等。在法学领域内,OBE教学理念注重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为导向,致力于培养适应当代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具备较强实践工作能力的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治人才。因此,要在OBE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指导下,积极进行“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丰富多元化的教学体系的创新路径。

法制(治)中国化:历史法学的中国使命(论纲)

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160余年历程,是西法东渐的历程,是法律移植的历程。在对移植法制的利弊得失进行深刻的反省之后,我们必须提出法治主义前提下的法制(治)本土化或中国化方案。一方面,要使未来中国的法律制度体系更具有民族个性、民族风格、民族精神,使其更能解决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特殊问题,包括以具有中华民族个性的途径方式解决人类共同问题;另一方面,"法治"或"宪政"的普世价值追求和社会生活方式应该发展出"中国版本",应该实现法治普世价值与中国民族伦理特色的完美结合。

郁嶷《中国法制史》与中国法律史教科书的书写

郁嶷《中国法制史》采用广义法制观,将法制视为历代典章制度,而其缺失清代法制,是由它的时代性和历史局限性造成的。郁嶷《中国法制史》是一部未完成的法制史教科书,所以法史学界对其评议不一。郁嶷的《中国法制史》是“以古说古”,而当下的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史则是“以今释古”。所以当下的《中国法律史》应该解决法治与法律之别和法律史教科书法学化的难题,而从《中国法制史》到《中国法律史》的迭代升级,也考验着法律史学界对传统法律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能力。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中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学理研究——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渊源思考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中的中国法制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渊源。该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中国法制建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地位,指明了当代法制建设发展的正确方向,提出了实现国家与社会生活法律化、以法制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目标和价值指向。中国法制现代化模式是以中国本土的变动因素为基础,受国外法律文化的影响与冲击,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法制现代化模式。这一理论在法治依靠力量、法治道路构建经验、法治发展战略举措、法治建设基本方针等方面对推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形成、发展与深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律专业课程思政要素的挖掘与融入——以“中国法制史”课程为例

在法学教育中,课程思政是一项重要任务,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作为法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中国法制史”课程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思政要素,对于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和综合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中国法制史”课程为例,探讨法律专业课程思政要素的挖掘与融入。

多维视角探索中国法制的变迁和发展——评《中国法制史(第二版)》

中国法制史作为拥有庞大理论体系、丰富内容的交叉学科,在高校教学信息化改革中颇受瞩目。探索中国法制的变迁和发展,结合高校中国法制史的信息化教学改革来研究法制教育创新路径,是值得探索的课题。由《中国法制史》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19年1月出版的《中国法制史(第二版)》一书,从多元化视角出发探究中国法制的变迁与发展,为高校中国法制史教学创新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促进我国高校学科教学科学全面发展。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与前景

本文认为，２０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过三次历史巨变与三大法律革命。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所发生的一场法制创新运动，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我们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发展道路，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文章就如何看待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如何理解传统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再认识

此前,学界习惯性把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起始定位于20世纪初的清末法制改革,而且还认为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由面到点”的过程等等。其实不然。如果以中国租界法制为出发点,再对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进行考察,就可以对这一现代化进程有个更为客观的认识。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始于19世纪中叶,最早的是上海英租界的法制。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个“自下而上”和“由点到面”的现代法制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量变过程,为清末法制改革的质变过程作了准备。因此,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是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由点到面”和“由面到点”相结合的进程。它们都不可偏废,否则,这一进程就残缺不全,缺少了整体性。

论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古代法制影响深广。首先,唐代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论争,实质上是佛教平等思想与儒家忠孝思想的冲突关系在法制上的反映,体现了佛教礼仪影响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一个侧面。其次,由佛教慈悲思想衍生出信徒应禁杀的"断屠月"与"十斋日"之礼,不但是对传统"秋冬行刑"制度的有效补充,而且也对古代法律的残酷刑杀起到一种比"秋冬行刑"效果更为显著的缓和性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是刑罚文明化、人道化的一种表现。再次,佛教的戒律不但有利于德主刑辅的教化,而且也鼓励一般民众修持向善,因此戒律的提倡能够起到减少犯罪的发生,有助于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但以佛教戒律来替代刑罚处罚,则是司法不公正与司法恣意性的反映。最后,禁止盗毁佛像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戒律与礼仪对立法的影响;禁止"私入道"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规模与国家税制、兵役制度的冲突关系对立法者权衡利弊考量的影响;僧侣犯奸罪加重处罚的特殊规定,实质上彰显了僧侣身份的特殊性对立法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法制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全面指导作用,中国的法制建设也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法学指导之下进行。无论在中国法制建设初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对于究竟是学习、移植西方法律制度还是建立自己独特的法律制度,一直存在争议,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立场、方法的指导下,法学研究和立法者树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初步建设完善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中国法制传统中隐型系统价值再思考——以法制文化为视角

在我们过去法制研究中,并不重视法制的隐型系统。形成这种认识的原因在于没有把法制进行结构性分析,形成在法制建设上显型系统与隐型系统两张皮现象,造成显型系统和隐型系统发展极不平衡。论文从中国法制传统隐型系统及其特点入手,揭示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价值。具体分析了中国古代以礼入法、礼法融合法制传统、明德慎罚法制传统、明德无讼法制传统中对法制隐型系统的重视及其功能。

二十世纪中国法制成长模式论

回顾20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国法制的起步经历了三个步骤:一是学习日本法或者说通过日本学西方;二是学苏联,开始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三是对英美法系依恋与模仿。新中国法制的历程经历了革命的法制、管理的法制——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法制、并正在进入治理的法制。整个这一过程的法,我们称之为"混合法"。"混合法"说明我国的职业法学家阶层没有形成,法律处于仿效与探索之中,法学教育与研究方法需要改进,法律人才需要交流,职业共同体的建立具有迫切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