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伦理是强化和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兼评新《公司法》第五条

企业社会责任是建构现代企业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一种重要思想和制度。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首次在法律中明确了公司(企业)的社会责任主体地位,无疑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企业社会责任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法制伦理是强化和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和机制。首先,相关法律制度必须内蕴社会责任的伦理追求。其次,应进行道德立法,将企业应对社会承担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具体化为明示的法律规范,将企业的逐利行为纳入自愿守法的轨道。

法制伦理学论纲

法制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中国现实存在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模式,其基本任务是在对传统道德扬弃的基础上改造人们对道德的片面认识与依赖,建立合乎法制理性的新型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模式,其基本研究方法是以西方法理学方法批判和剖析伦理道德,探讨道德改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我国新时期的立法活动和执法活动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法理渊源和基础性法律原则。

论中国特色管理伦理、制度伦理和法制伦理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特色管理伦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和理论体系下的管理制度与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相结合的产物。而制度伦理和法制伦理是管理伦理的现代化发展推进社会道德、组织道德、个体道德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阶段,也是推进社会伦理道德制度化和法制化的结果。文章解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管理伦理、制度伦理、法制伦理的基本概念,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及与现代社会的交互作用,揭示了推进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制度伦理和法制伦理的当下性建设就必须推进三个伦理概念及其现代化建设。

法制伦理审视下的高等教育公平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大多源于高等教育立法的不健全以及教育的制度性障碍。文章从教育法制的伦理视角来审视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指出教育法制的伦理困境:教育法制合理性的缺失导致教育不公平、教育法制自身公平性的缺乏导致教育不公平、教育法制的不完善导致教育不公平。进而寻求加以突破的对策,提出转变高等教育立法的观念是保障教育公平的思想基础、明确并理顺高等教育的法律关系以保障教育公平、建立有利于保障教育公平的较为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及创新教育法律制度。

行政伦理法制化的界限及可能性证成

个体道德理性约束的有限性和社会伦理价值的多元化,使得以公权谋私利的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凸显。仅凭公务员的道德自律不足以对其行为进行规约,需要有一种外在力量制约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和权力滥用现象。行政伦理法制化是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转化成法律规范,以发挥法律的强制力对破坏规则的不道德行为进行严惩。在实践中,行政伦理法制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制度主义、责任意识与伦理自主——关于行政伦理法制化的逆向思考

当前行政伦理问题研究存在的缺陷是:行政伦理问题界定过于宽泛,导致行政伦理建设途径设计的宽泛化。而且,这种途径设计集中到一点,就是制度化(法制化),制度化设计方式是解决行政伦理问题的有效途径,但不应该构成在行政伦理领域重制度、轻德性的充分理由,相反,我们应该提倡从制度———责任意识———伦理自主的逆向思维,培养和确立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这应该成为行政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也应该成为行政伦理建设的核心内容,广大公共行政人员应该切实树立"行政为民"的思想。

算法劳动管理的伦理诉求及其法制建设研究

在平台劳动管理中,算法技术扮演了多种角色,主要表现为“劳动过程的控制者”“工作表现的评估者”“奖惩制度的实施者”等。然而,从实践情况来看,在算法技术为企业带来巨大管理效益的同时,基于算法的平台劳动管理也面临着算法伦理、发展伦理、责任伦理等多个维度的诉求。这些诉求须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才能获得其应有的价值。具体而言,国家应当基于算法设计者、平台从业者以及平台企业三个方面的立场,对应展开伦理的法制建设:其一,将算法设计者纳入算法伦理的建设环节,以回应算法伦理诉求;其二,构建平台企业与从业者的对话机制,制定专门的从业者报酬劳动基准,以回应发展伦理诉求;其三,强化企业关于算法管理的社会责任,强制平台企业承担用工责任保险义务,以回应责任伦理诉求。

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滞后成因及解决路径

当前,我国公务员职业伦理的迷茫与失范、公务员伦理制度的缺失与空白现象突出,亟需建立公务员行政伦理的法制规范体系。公务员伦理法可以重塑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价值观念,并将行政伦理规范体系的要求转化为他们的内在品质,从而达到加强公务员为政之德、预防腐败的目的。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

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是解决当今社会行政伦理失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行政的特殊地位及行政伦理失范的现状、个体道德意志的有限性及伦理道德的非全能性使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成为必要。而法律制度与伦理道德的内在联系及历史与现实的实践经验又使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成为可能。但行政伦理法制化的限度问题是需要我们审慎把握的。

多元思想背景下的伦理法制——兼议东晋南朝法律思想的时代特点

东晋南朝时期,玄学成为当时具有时代特色的主流学术和政治思潮。但此时的思想界又呈多元化局面,玄、儒、佛、道各家思想对意识形态及政治领域各个层次的影响和作用并不相同。在统治者治国的实际指导思想方面,儒家学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江左君臣们仍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立论的出发点,还表现在儒家思想对当时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司法者主张情、理、法结合,提出了符合伦理人情的原则和方法。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作用和影响推动着封建法律伦理化进入新的阶段。

日本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国通过建立完备的公务员伦理立法,培养公务员伦理法制意识,构建适时完善公务员伦理规范的更新机制等,将其公务员伦理法制化推上了现代化进程。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坚持党管干部的国度里,在还不能推行公务员政治中立的时期,加快我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必将有利于我国政治改革的推进。因此,我们应该借鉴日本的建设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务员伦理法的制定,真正推动我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中国行政伦理法制建设与制度反腐

重视行政伦理建设是中国历来的传统,也是传统社会反腐败的重要途径。当代中国的行政伦理建设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伦理法制化,这既是制度反腐败的要求,也必然会对反腐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代中国的行政伦理法制化取得了重大进展,必将对反腐败发挥重要的制度作用,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

关于建设新农村背景下农村伦理道德体系的重建问题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其中城乡矛盾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矛盾之一,故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作为行为约束机制之一的伦理道德体系的重建,在新农村建设中将发挥着重要的现实作用。本文通过对农村道德水平现状的分析,提出重建农村伦理道德体系的措施和方法。

关于民主、科学、法制与伦理关系的思考

未来社会是一个政治生活民主化,社会生活法制化,人际关系伦理化,科学技术高度尖端化的时代。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将普遍提高,伦理法制观念不断增强,民主范畴也将逐渐渗入到人们性格和心理深层中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和心理素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科学的昌盛、法制的健全、民主的深入都将对伦理道德建设的稳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民主与伦理、科学与伦理、法制与伦理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密切,其作用相辅相成。考察和认识这几者的关系,对于我们把握现代社会的生活全貌,指导和调节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期浙商伦理文化建设的内涵

改革开放大潮中形成和兴起的浙江中小企业家群体——浙商,既是创造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重要主体,其本身也是浙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重要成果。浙商之所以在缺乏诸多物质条件的艰难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杀出一条经济社会发展之路,这与浙商伦理文化有紧密联系。如今,浙商生存的大环境已经改变,浙商要重铸辉煌,再创业绩,为浙江从"两创"到"两富"再创功勋,必须从创新、树立远大理想与宽阔视野、打破"差序格局"、法制伦理、制度伦理等方面进行建设。

《躲藏之处》中伦理选择的政治隐喻

怀德曼的《躲藏之处》是一部以主人公持枪抢劫和逃离躲藏为主线追溯家族历史的小说。将小说置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特殊政治背景进行解读会发现其关键的伦理选择充斥着丰富的政治内涵。主人公托米持枪抢劫的对象是以经济形式长期剥削黑人民众的白人商店主,这是黑人以主观暴力对抗白人客观暴力的体现,本质上是黑人民族"以暴制暴"的政治隐喻。托米的逃离躲藏暗含的是弱小民族对严重失公的专制法制的拒绝和抗议,揭示了黑人民众对公平正义法制伦理的期待。怀德曼以普通黑人的个人经历为视角反映了黑人民族从"以暴制暴"到建立法制伦理的民族出路探寻,认为公平正义的法制伦理才是美国黑人民族的最终出路。

生态城市建设的环境伦理支撑

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为原则所建立的现代城市造成了众多的城市环境问题,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二元对立的状态,促使城市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边缘。在对现代城市环境问题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生态城市建设应运而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生态城市是为了解决当前城市环境危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与环境伦理具有内在一致性,它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公正的环境伦理观。环境伦理引导生态城市建设,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首先,环境伦理价值观、环境伦理道德规范和环境伦理信念等环境伦理价值理念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其次,生态伦理文化、生态道德教育、低碳经济模式和生态伦理法制等环境伦理实践行为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发达国家行政伦理建设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行政伦理建设是各国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发达国家在长期的行政伦理建设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如行政伦理法制化、独立的行政伦理管理体系、依靠社会力量开展行政伦理建设和监督等。借鉴国外行政伦理建设的基本经验,对于有效地促进转型时期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即加快行政伦理立法、推进公共行政公平化、强化行政监督的独立性以及增强公众对行政伦理建设的参与程度。

大学生培养中商业伦理教育的缺失与对策

我国商业伦理危机的出现,除外部因素以外,内因是商业伦理教育的缺失,尤其是大学生商业伦理教育的缺失。商业伦理教育的缺失既加剧了诚信危机,又妨碍大学生伦理决策能力的形成与提升,同时危及商业信用,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此,应重视大学生的商业伦理教育,并提升教师的专业伦理素养,要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学生的商业伦理实践应用能力,要改革传统考试制度,健全对学生伦理道德的评价机制,应强化商业伦理法制建设,营造重视商业伦理教育的氛围。

政府治理能力建设进程中行政伦理的价值意涵与功能实现

制度建设和技术运用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最基本路径和关键所在,但仅依靠技术性和工具化手段,忽视对公共行政伦理的重视和追寻,必然导致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方向上的偏差,无法实现公共福祉,易出现权力异化和行政伦理困境。因此,政府治理能力建设须重视行政伦理的价值和作用,构建和完善“人民至上”的行政伦理理念和相应的行政伦理规范,并通过宣传教育、制度伦理化、伦理法制化等多种途径将这些行政伦理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熔铸于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制度和政府治理行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