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变革 政策重构 助推政府采购高质量发展——2023年“政府采购”湘江论坛在湖南省长沙市成功举办

2023年7月17日—18日,2023年“政府采购”湘江论坛在湖南省长沙市成功举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府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于安,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蒋新苗,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唐建文、院长肖北庚等专家代表出席此次论坛。在论坛的发言交流环节,各位专家围绕数字中国背景下政府采购法制建设和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重构主题,从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政府采购法律政策转型重构、政府采购功能实现途径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从清末检察制度的创立谈法制变革的阻力

清末法制变革的倡行者尽管在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上形成普遍共识,但是对司法权是否应当独立于君权这一关键问题的认知却存在歧义。检察制度在清末得以顺利创立的主要原因在于检察制度的相关内容既与权力争夺的重心关联不大,也不触及传统的伦常纲教,同时还有利于君主利用司法权的分散来操控司法。从清末检察制度创立可以看出,法制变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如何协调与平衡法制变革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决定法制变革成败的关键。法制变革的顶层设计必须警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纷争对法制变革的阻力,而设计者对自身利益与改革目标两者之间得失权衡所表现出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自贸区试验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法制变革需求

对于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验，决策者的定位很清楚，即并非创设一个政策洼地，而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局性改革方案和路径。这必然会引发中国法律体系新一轮的“变法”。

晚清法制变革对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启示

中国法律近代化改革,迄今已经百年。回顾总结百年法制变革的历程,对于正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法制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法律文化的视角,通过对晚清法制变革这一历史进程的分析,提出其对当今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启示,即应正确对待中西法律文化、注重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的协调发展、实现法律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良性互动。

法律国际化与中国法制变革——兼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

为了适应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日趋紧密的需要，法律国际化构成了一国法律体系架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这种法律的国际化既非形成统一化的世界法律，亦非纯粹的外来法律移植，相反，它乃是一国基于本土现实社会条件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自主理性选择。

晚清法制变革中的法官考选制度研究

清末中国首次进行了法官资格考试,从制度上规范了新型司法人员所应具备的综合素质标准,体现了全方位引入西方司法体制的特点。清末法官资格考试在制度的提出,实施过程上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范仲淹的法律思想与法制变革

作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范仲淹具有修德省刑的法律思想和精审法令的立法主张。在法制变革的实践中,范仲淹又持有令出为行的执法理念、明法慎罚的用法原则。其法律思想集中体现了儒家重情恤刑的慎法精神。

论清末法制变革的脱中入西倾向与西学影响

中国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由表及里的过程。作为政治体制重要构成的法律制度 ,同步经历了被动接受西方法学思想 ,到最终对西方法律体系的认知。这种由封建宗法法律制度向近代西方法律体系的转变 ,虽然有其残酷和痛苦的一面 ,但同时也有其进步的一面 ,这就是西学东渐、东西法律文化冲撞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传承 2 0 0 0余年的中华法系到清末已近解体 ,封闭的、内国法为主的中国法律制度走上了近代法制的道路。

民初刑事诉讼法制变革论略

从清末至民国前期 ,传统司法以欧、日体制为蓝本 ,开始其近代转型。在刑事诉讼法制领域 ,确立起检察公诉、四级三审、言词辩护等新式制度。此一时期的刑诉法制建设 ,涤荡封建法制残余 ,着意采纳欧日各国先进诉讼原则 ,其所定刑事诉讼程序 ,已大异于封建时代的旧法 ,彰显出融入世界先进文明的特点。

黄遵宪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

黄遵宪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多年的外交生涯使黄遵宪逐步形成法律思想并最终确立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他在输入近代西方法文化、主张“以法治国”、批判“治外法权”、创设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WTO与中国法制变革的基本思路

中国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适应WTO的客观需要 ,必须在权力架构上进行重整 ,即要通过法律界定国家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国家权力与WTO的关系。建立回应型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及与WTO协调的机制是中国法制变革的重要内容 ,而重建权力调控机制将是推进中国法制变革的关键所在。

人·社会人·公民——环境法制变革的人学分析

当前,生态文明的演进及生态危机对法律的利益调整机制及其功能提出了更深层要求。对于生态文明背景下的主要法律构成——环境法而言,环境法的利益调整机制如何适应社会需求、实现相应变革是当前一个需要深入论证与研究的重要问题。就目前的环境法调整机制而言,因受到"五大中心主义思维倾向"(末端应对中心主义、命令控制中心主义、制定法中心主义、利益限制中心主义、个体中心主义)约束,极大限制了环境法调整机制的优质运行。因此,突破"五大中心主义思维倾向"的桎梏是环境法调整机制变革的重点。从本源上而言,环境问题的产生非囿于其他因素,而恰恰源于人类自身。因此,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存在应归因于人类的"原罪",源于生物人与社会人的对立和冲突。毫无疑问,问题的解决唯有依赖社会人。其中,公民就是社会人的制度内涵,基于"公民主体范式"的环境法制变革可以解读为:法律体系即公民环境伦理与道德、环境习惯与惯例、正式制定法与环境政策同构的统一体;法律关系即公民概念内涵的主体间性;法律规则即公民整体对自然环境整体的"责任"规则。为此,我们推出关于环境法调整机制变革的专题讨论,以求引起学术界关注,从而促进环境法调整机制的优化。

日本军事法制变革对南海局势的影响

近年来,日本军事领域内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法案,突破了战后的和平宪法,使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军事“先发制人”理念的指导下,日本先后从法律制度和国家实践方面力图改变其在法制上受制于和平宪法、在国家军事防备和军事行动方面不独立与不自由的地位,为成为军事大国扫清了障碍。日本军事法制变革带来的军事力量扩张对我国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为南海周边国家在岛屿争端、海域划分、资源开发等一系列问题形成定势增添了相当的变数。

法制变革的路径选择

无论是政府推动型路径还是民众推动型路径,都不能稳妥、有效地解决中国法制变革问题。中国的法制变革应当建立在实践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走理性温和的中间道路,即在宏观层面上要强调开明政府的法治导向及其对法制变革进程及力度的适度控制,使法制变革在紧凑、有序的状态下有节奏地进行,防止变革过程中出现失控现象;在微观层面上则要强调积极构建和完善地方及个体的利益表达机制,鼓励制度创新,使各项制度在多元主体不断试错的过程中优胜劣汰,进而推进法制变革稳步前进。这种路径取道中庸,兼顾了政府推动型与民众推动型两种基本路径的优势,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尊重了中国威权主义的传统与现实。但是,这种路径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宪政视阙下的晚清法制变革

晚清宪政改革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它对于近代中国的法制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探讨晚清的法制变革来更好地了解中国宪政的发展。

略论当代中国法制变革之特点——兼与清末修律比较

当代中国的法制变革是由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引起的,这之前的法制观念的更新,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通过改革,法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确立了至上的权威。这种变革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通过法律移植,中国的法律进一步国际化、现代化。法制变革高扬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帜,强调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其重要价值取向是实现社会正义。这种改革通过政府的主导推进,基本形成了我国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预示着不久的将来,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法系将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地方督抚与清末法制变革

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法制变革 ,旨在实现中国法律与国际的衔接、并轨 ,以期维护我国的司法主权。而地方督抚作为执掌地方军政的朝廷重臣 ,亦积极介入其中 ,成为推动与左右变法方向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保守立场不仅表明旧有政治体制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强大惰性 ,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变法的症结所在 ,并对当今的法制建设给予了启迪。

后SDR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双重制度困境与法制变革

人民币入篮后,人民币国际化有了新的动力和机遇。但是,要借助入篮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重制度障碍。人民币的汇率制度、三个月国债利率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本项目开放制度存在明显缺陷,SDR的立法也脱离实践,其作用极其有限。当前,中国应提升国内法制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作用,并顺应SDR的制度要求,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形成合理反映市场信用状况的国债定价制度,建立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协同匹配的资本项目制度。同时,为了弥补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不足和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中国应促进SDR法律制度的完善,扩大SDR的官方使用范围,并逐步建设有深度、流动性强的以SDR计值的金融工具市场。

论清朝末年法制变革模式

法制改革是晚清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围绕中国法制与西方法制如何衔接、并轨，晚清曾出现了张之洞、沈家本两种不同的变法模式。从宏观看，沈家本模式代表了中国法律发展演进的主流方向，而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人士的主张亦不容忽视。正视并充分估量法制变革的难点与阻力，以渐进方式逐步推进法制变革，实为清末法制变革的上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