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法制历史地位的再认识——对20世纪以来宋代法制史研究成果的检视与分析

20世纪以来,国内法史学界对宋代法制历史地位的认识呈现出不断重视的发展趋势。这一认识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法社会史研究方法的采纳。但研究者对此尚缺乏充分的自觉,以至于未能从宏观和整体的层面认识宋代法制的独特性及其历史地位。从研究策略言,法社会史研究方法的首要之处在于用法律调整取代传统的法律制度,作为法制史研究的着眼点。由此,宋代法制所发生的变化在于法律调整重心从国家向社会的扩展。这不仅是宋代法制的独特之处,更是其后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本趋势。

20世纪以来唐代漕运法制史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关于唐代的漕运法制史研究有两个较为集中的时段,一是50年代以前,二是80年代以后。50年代以前的研究源于史学界对运河史的关注和发掘,对漕运史的研究也大多作为运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80年代以后的研究则开始将漕运法制史从运河史研究中独立出来,开始从财政、法律、市场等多方位对其进行解读和剖析。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存在人文关怀不足、法制性研究缺位以及没有国际性视角等问题,这为今后的漕运法制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即价值立场要以人为本,加强主体性分析;研究视角要以法律法制为本,注重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要树立问题意识,梳理法制变迁的基本脉络。

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可喜成果──评《中国行政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可喜成果──评《中国行政法制史》赵馥洁西北政法学院教授中国自古就颇重行政管理，春秋时代已有“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的主张，以政与刑、德并列。在以后漫长的封建时代，更形成了甚为严密的行政管理制度和行政法规范，构成了中国古代...

秦法制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云梦秦简的出土极大地促进了秦法制史研究的繁荣。但由于对秦法律发展的特殊性认识不够 ,使得秦法制史研究在方法论和史料的运用等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 ,并因此妨碍了秦法制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新论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文明史上,中国法制史是其中悠久而丰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对法制及法制史的研究。

日本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现状与特色

本文概要介绍了日本学术界近十几年来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课题与状况。特别是注重基础研究，包括对基本史料、法律文献的整理和译注；简牍资料、敦煌文献的研究与译注；中国研究文献的翻译等；以及在断代法制史研究领域取得的长足进展。文章同时分析阐述了日本关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及其研究特点。期望通过对日本在这个学科研究状况的回顾与总结，达到交流信息、开拓视野。

要重视和加强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法制源远流长,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我国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在法制建设上都曾起过重要作用,所谓中国法系,不仅包括中原王朝法律,也应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法律在内。少数民族法制的内容十分丰富,具有着民族的多样性和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反映着各民族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形态、政治组织、管理手段、文化习俗的差别。研究这些纵向和横向的差别与联系,对探讨中国法律的形成与发展,对认识当代少数民族法律习惯、传统、心理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日本明治时期教育法制史研究——评《日本近现代教育史》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文明的进步就是强国的基础。日本能够在百余年间迅速突破封建社会的桎梏转型为现代化国家,使民族发展兴盛,完全取决于其"教育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日本近现代教育史》这本书,在解读日本政府有关国民教育的发展战略与法制决策的基础上,细致分析了日本近现代教育体制的演变过程。日本在明治时期一开始是个封建闭塞的东方小国,在世界版图上毫不起眼。

法制史研究要有科学的定位和方法——钱大群教授《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一书读后

有名家说: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有三部法典弥是珍贵,足以代表某一社会形态法律规范发展的最高峰.这三部法典是奴隶社会的罗马法、封建社会的唐律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拿破仑法典.唐律的这种地位自然决定了其研究者众多,但象钱大群先生这样十效年如一日,对唐律情有独钟且又成果卓著者则很是少见.

《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评介

《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评介徐娜韩国磐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全书２５万余字）以多角度、多层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古代法制的产生、建立、实施、演变及发展过程。此书为韩先生多年对我国古代各朝代法律潜心研究的结晶，对研究...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综述

就2005年8月在西宁市召开的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上与会学者就其中心议题“20世纪外国刑事法律的理论与实践”提交的一些重要论文及就此展开的学术讨论进行了概括性和综合性的介绍。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于我校举行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今年3月于我校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交流外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研究经验,探讨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外法制史学科体系,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关于外国法制史学科的地位、现状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外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科研普遍不受重视,现正处于低潮时期。这虽然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主观原因,主要表现在:我们对本学科的价值缺乏正确、全面的判断,对当前法学界和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课题、基础理论问题的争论也未能积极参与,从而没有发挥我们学科所特有的优势和作用。大家认为,要摆脱这种不佳的处境。

马克思主义与法制史研究

法制史作力法律学科的重要分科,正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明古以知今,我们要正确地借鉴法制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就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法制史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有丰富的典籍、资料和几千年从未中断的发展沿革。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从事法制史的研究,倘若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听任糟粕的传播,就会给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带来有害的影响。

出土法律文書與秦漢法制史研究

序 言筆者曾以《秦漢簡牘研究介紹》(《法史學研究會會報》五,2000)爲題,撰寫了以出土資料爲中心的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綜述。作此文的原因是,在中國由竹簡、木簡、木牘構成的古代文字資料陸續被發現,圍繞這些出土資料所進行的研究數量眾多,對研究情况作全面性把握就變得很困難。綜述采取了如下方法:首先將出土資料逐個列出條目,進行概要性説明,接著全面搜集國内外利用這些資料所進行的研究,并加以解説。

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若干重要问题

新中国已成立70年,中国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也走过了70年历程。在这70年中,有些重要问题值得回顾与前瞻,使中国法制史研究再上新台阶。这些重要问题包括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动力、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发展阶段、前瞻中国法制史研究等。这70年来,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对中国法制史专业、学科重要性的认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发展阶段主要可分为起步、停滞、恢复与发展、高潮四个阶段。前瞻中国法制史研究,需要在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再下功夫,为70年后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再创辉煌。

1979-2007年我国法制史研究综述——以《法学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1979-2007年29年间《法学研究》上所发表的有关中国法制史论文的分析和研究,考察了这一时期这些论文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并对其内容进行了概括总结。在此基础上,笔者分析了这一时期我国法制史研究的特点,并对今后的研究中所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军事法制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军事法制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是构建军事法制史学的理论基础。军事法制史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特征;军事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军事法制史与军事制度史、法制史、军事法学有鲜明的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军事法制史研究价值分为一般价值与核心价值。

从精深走向博大的一代学术大家——记张晋藩先生与清代法制史研究

清朝法制史在中国法制史中占有十分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它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法制史的继受和最后总结,而且开创了近代法制历史的先河。如果将着眼点伸展到清入关前的法制史,那么,有清一代几乎经历了从“部落到国家”,从原始民主制到成熟的封建专制进而到开启近代的全过程。

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新视角——评《“明主治吏不治民”: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官吏渎职罪研究》

官吏渎职罪是中国古代刑法典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对官吏渎职罪法律的重要性问题目前在国内外法史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不乏相关的论文,但是缺乏对官吏渎职罪进行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胡世凯教授在国内外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官吏渎职罪,其专著《"明主治吏不治民":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官吏渎职罪研究》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是近年来中国法制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明主治吏不治民":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官吏渎职罪研究》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海外学人法学丛书》2002年4月以中英文双语版形式推出的第一部著作。在该书中。

史料与创新——法制史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高仰光的一个讲座记录稿,内容涉及如何利用图书资料、史料并进行学术创新。相信本文对关注法律文献信息利用的同行,有很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