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地方法院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法制近代化(1927-1937年)

江苏上海地方法院是近代上海区域法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该院在江苏上海地方审判厅的基础上改组设立。作为法制近代化产物的新式法院,不仅没有获得系统性制度和资源的支撑,反而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郑杨案”的发生更是使得法院一度陷入困境。沈锡庆接任院长后,面临案件数量激增,司法行政事务繁杂和涉外案件众多的艰难处境,通过其积极努力一一作出了应对。上海的特殊地位常引来中外各方势力在此博弈。上海特别市建立后,更出现与江苏省的省市之争,使得江苏上海地方法院身处夹缝之中,处境日囧。然而在有限的空间中,其仍实现了华界法制的全面近代化并协助收回了租界法权。

近代商会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会立法是1904年《奏定商会简明章程》,1914年和1929年公布实施了新的商会法和施行细则。中国近代商会法律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法制近代化意义深远,不仅为中国近代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且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并为中国近代经济立法和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晚清赴日法政留学生与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再思考

日本著名的中日关系史专家,原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实藤惠秀在论及清末赴日留学指出:明治年代(清末)的留学教育有两个特征,其一教授的内容并非专门之学,而是普通之学;其二并非正式的教育,而是速成教育.[1]晚清末年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由于需要大批法政人才,许多留学生负笈东渡,在东瀛日本学习法政.他们学成归国后,在本世纪的法制近代化的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对晚清赴日留学法政以及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影响进行简单地回顾和检讨.

日本法制近代化成功的原因探析

日本是亚洲法制近代化比较早的国家 ,他们成功移植西方法制的原因是由日本幕藩体制下所特有的经济、政治。

中国商事法制近代化的回顾与反思

晚清修律宣告了中华法系7的解体,形成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第一次变潮,中国近代意义上、私法意义上的商事立法的出现,便是这场法律文明历史性变革的杰出成果之一。随着我国当前商事法制建设的进展,有无必要和可能制定一部统一的商法典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要考虑的问题,而从中国商事法制近代化进程中寻找历史经验的支持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体西用”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体西用"是我国近代法制化立法的主导思想。在帝国主义的排挤干扰和国内顽固保守势力的抵制阻挠下,我国艰难地实现着传统中华法制文明与西方先进的法制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使中华法制文明迈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基本确立了中国近代法制的总体走向,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人道主义思潮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人道主义思潮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流,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显示了一定的影响力。从改良运动时期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人道主义思潮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影响,历经自改良派、革命派到民主派的相继推动,呈现出了阶段性分明的特征。

清末修律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修律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政是清末统治者为挽救苟延残喘的政权而采取的应时之策，带有明显的反动性；但同时不可否认，它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修律也是如此，它是为挽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具有它的反动性；同时它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一些近代的法律思想和原则，推动了中国法制的巨大进步，促进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论孙中山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贡献

法制近代化,是指法律及其制度脱离古代传统,迈向近代文明的转型与发展过程。孙中山的法律思想及法治实践,涉及了与法制近代化相关的一系列核心问题,诸如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民主共和宪政主张,进行了建立民国、民主立宪、保障民权等伟大宪政实践;提出了法律至上的法治主义主张,以此否定人治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提出了"五权分立",主张并推行司法独立;反对等级特权,主张并实践平等自由人权;从理论与实践上改变"诸法合体"的传统;反对重刑酷罚,主张并实践刑罚人道主义等。因此,孙中山对中国法制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其历史贡献也是巨大的。

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原因探讨

中国古代法律自成一系，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但在19世纪40年代，中华法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工商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也包括法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口。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开始了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洋伧洋炮等军事工业，到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从器物文明到观念文化文明，逐渐深入，最终在19世纪末开始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历程。

以“法律”语义演变标记的中国法制近代化探究——以来华传教士文献、清末日译法律工具书为依据

"法律"语义的演变过程能够标记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从词源上来说,"法律"是中国本土化词语,但是其语义却在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之下,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第一次演变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礼逊、卫三畏等传教士将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引入中国,将古汉语中的"法律"与西方"law"的语义对应起来,打破古汉语"法律"语义的封闭系统;第二次演变是在19世纪末20纪初清末法律移植的过程中。随着大量日本法律工具书被译介到中国,"法律"语义再一次演变并得到当时社会自上而下的认同,影响极其深远,"法律"语义完成了近代化定型。"法律"作为最为核心的法律术语之一,准确细致地描写其语义近代化演变过程,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法制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法制近代化论略

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道路是一条充满艰辛与众不同的独特道路,这并非仅是人为的决策,历史本身的抉择在这一过程中显示了顽强的力量。本文拟就对近代中国社会法制系统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化过程作番探讨,以求揭示出中国法制近代化过程的主导趋势和带有规律性的内容。

中、日两国法制近代化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两国在西方舰炮打开国门之后，分别开始了法制近代化的历程。尽管西方法律文化较早地传入了中国，但中国却在法制近代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进展缓慢，而日本却通过确立明治宪法体制，很快实现了由传统封建法律文化向近代资产阶级法律文化的转型，...

从历史出发:探索法制近代化之路——论张晋藩先生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研究与贡献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法制近代化是法律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张晋藩先生在厘清近代化与西方化的基础上,对中国法制近代的可能性及其必然性作出了深刻研究。

论儒家思想在我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儒家思想以其兼容并包的精神容纳着各种不同思想,在我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几乎一直作为正统思想存在,并融入了各代的法制理念中。自我国现代化进程开始,儒家思想作为封建主流思想的代表就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的冲击。但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固有的优势也被部分人发现,使之在法制的近代化之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末法制近代化为什么失败——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

清末中国法制近代化是晚于明治日本法制近代化几十年的历史进程 ,但即使如此 ,前者的成果显然远远不及后者。两个国家后来的政治法律制度发展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尽管清末法制近代化是否完全失败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但是 ,清末法制近代化何以不及日本明治时期的法制近代化 ?这却是一个非常有深意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法学问题 ,而且还是一个历史、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对此 ,作者以较为充分的资料和颇为深刻的思考从不同层面做了阐释 ,或许能够给读者一些有益的启示。

清末民初法科留学生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清末民初法科留学潮大致历经了晚清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历经了从"西洋不如东洋"到"西洋东洋并举"再到"西洋胜过东洋"的演进。法科留学生或筹建法政学堂,或借鉴西学建构中国的法学体系,或著书办报弘扬法治思想,或参与立宪修律活动引领法制潮流,或主持警政狱政改革推动法制进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近代化过程。

晚清赴日法政留学生与中国早期法制近代化

日本著名的中日关系史专家，原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实藤惠秀在论及清末赴日留学指出：明治年代(清末)的留学教育有两个特征，其一教授的内容并非专门之学，而是普通之学；其二并非正式的教育，而是速成教育。晚清末年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由于需要大批法政人才，许多留学生负笈东渡，在日本学习法政。他们学成归国后，在本世纪的法制近代化的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对晚清赴日留学法政以及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影响进行简单的回顾和检讨。

论上海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出现过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其表现形态可以分为一城两治、三治、四治等。这一变迁、终止的主要原因是条约和侵略。上海形成的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还产生了结果,主要是给华人的行动带来了不便、提供了法制借鉴、给规避法制带来了机会和造成了对其他城市区域治理的影响等。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区域治理依然存在,但其基础和表现形态与上海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都不相同。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可以从上海的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