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哲学根据

刑事责任的根据是以道义责任论为根基的规范责任论。作为刑事责任负担最主要形式的刑罚,它的合理依据是扬弃了报应刑论的僵硬又结合了目的刑论合理性的并合主义。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哲学思考为刑事立法者提供了立法依据,并且指导着司法实践。

马克思法哲学实践论的革命

在文明社会法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法哲学实践论的创立,确立了实践概念在法哲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开辟了从实践出发认识法的现象基本性质的崭新的法哲学思想先河。与唯心主义法哲学和旧唯物主义法哲学及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法哲学截然不同,马克思的法哲学实践论坚持从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出发,深刻理解人类现实的感性活动的本质性意义,强调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并且从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把握法的现象的客观基础,理解法的现象的运动机理,分析法的实践世界的基本指向,进而开启了人类法哲学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哲学语言转向维度下的法律语言研究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对当代语言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了现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思潮,开拓了语言学与哲学学科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了语言研究的内容。本文基于哲学语言转向这一理论基础,提出法律语言研究的哲学思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究法律与法律语言的交融关系以及法律语言研究的任务,为法律语言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论禽滑釐的法哲学

在先秦诸子中,禽滑釐是一个可以与墨翟并称的墨家代表人物。为了全面理解先秦墨家的法哲学,对禽滑釐的法哲学有必要给予专门的论述。借助各种文献,禽滑釐的法哲学作为他建构文明秩序的一种构想,同时也作为一种源出于禽滑釐的文明秩序原理,可以被概括为四个要点:在文与质的关系上,主张质先于文;在己与物的关系上,主张舍己济物;在强与弱的关系上,主张扶弱御强;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主张以器载道。禽滑釐的法哲学具有兼容综合、因行成义、实效主义等方面的特质,在继承墨子法哲学的基础上,又有一定的发展创新。禽滑釐虽然不尚多言,但他对文明秩序及其建构方式的思考与选择、言说与行动,具有知行合一的品质,个性鲜明,自有其相对独立的法哲学意义。

马克思财产理论:一个法哲学视角的考察

从法哲学视角探讨与马克思的财产理论相关的四个重要话题,包括财产的定义、私有财产的起源、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本质以及马克思财产理论与萨维尼、黑格尔、洛克财产理论的关系。马克思的财产理论是基于唯物史观的法权哲学,既受到萨维尼、黑格尔、洛克财产理论的影响,又与他们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的财产理论既不是单纯的自我所有权理论,也有别于洛克把外部资源的均等化占有作为隐性前提的劳动产权理论,而是凸显外部资源(劳动的初始客观条件)的非均等占有(原始积累或第一桶金)在私有财产起源中的作用;从早期到晚期,马克思财产理论有两条线索,一是从客体到主体的进路,二是从主体到客体的进路,但完整的马克思财产理论包含了客体(劳动的客观条件)和主体(劳动的主体本质)两个维度。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法哲学思想中的人民理性观

在西方传统法哲学思想中,对理性的不同理解直接关涉到国家和法的基础问题。康德坚持的是形式主义的理性观,黑格尔则对理性做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处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认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及其需要就是法律的基础,从而把理性和广大人民的生活习惯及其利益联系起来,体现了人民理性观。在立法问题上,马克思认为由法律的理智思维方式所决定的立法途径的局限性使得穷人合乎理性的习惯法在法律上得不到体现;在国家中,封建政府官僚的理智思维方式也导致他们只会简单按照法律做事,看不到普通劳动人民利益的普遍性质。这种人民理性观影响着马克思此后的思想探索路向。

紧急避险中团结原则的法哲学证立及其反思

紧急避险中团结原则的正当性是刑法教义学中的重要问题,多数见解尝试基于法哲学来加以证立。然而,此进路难言成功。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主张忽视了具有利他属性的团结原则作为自由实现的实质条件,并不为外在自由的合致所必需,故无法通过康德法权理论的检验。以黑格尔哲学为基础的见解根据黑格尔关于抽象法权和福祉权的冲突及化解的相关论述来诠释团结原则,可是黑格尔哲学所呈现的绝对国家观,和我国宪法不相适契。以罗尔斯正义论为基础的观点也难以成立。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虚拟主体所签订的契约,无法对现实世界中的公民产生拘束力。团结原则正当性基础之探寻应当转换道路。此原则可通过宪法中社会国原则得到证立:社会国原则要求国家对陷于困境之中的公民予以照料,在国家自身力所不逮时,应当通过立法设置团结原则,以弥补国家照料的不足。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形式主义批判的逻辑进路

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法哲学的批判构成其哲学革命的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围绕黑格尔形式主义原则的两个层面,抓住市民社会同国家在哲学逻辑层面与社会历史中的矛盾,通过两条路径阐释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内在矛盾,揭示其理论的全部非批判性。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指出黑格尔采用一种主谓颠倒的论证逻辑推出理性国家观,其整套思辨哲学的方法未能进入定在以现实化,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造成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经验事实的批判揭露黑格尔将普遍性的国家理念下降至粗陋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中,由此导致政治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成为脱离市民社会的抽象,实则是一种保守、折中与倒退的政治立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形式主义的基础上颠倒主语和谓语,取代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以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立场力图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制,实现个体与类的统一,完成对现代国家的超越。同时这一批判也预示着马克思将走出一条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从现实的客观经济关系中生成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全面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理论,为进一步转向市民社会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主要是在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科书的传统下展开,形成了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步入自主自觉和加快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开始迈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研究的主题更加丰富、特点愈加鲜明、队伍不断壮大、成果更加丰硕。回望70余年的研究历程,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始终坚持“回归经典”与“关注现实”相结合、坚持“历史探源”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坚持“实践主导”与“多元推进”相结合。展望未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应当加强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应当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应当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研究。

情感计算的法哲学追问与隐忧

情感计算实质上是一种以理性计算至上为导向的思维方式。情感是生物人与智能人最后区隔的疆域。人工智能通过计算侵入情感领域,意味着算法帝国对生物人最后疆域的侵夺,这将使人类彻底失去与智能人区隔的屏障。同时,情感计算使算法通过复杂的技术和强大的信息捕捉、识别、处理、判断等能力打破了人之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分界限,从而为实现全面、彻底地模仿、预测生物人乃至控制人类情感提供了可能。情感计算最终可能会将生物人的主体地位置于动摇、丧失和颠覆的未知风险之中。情感计算不仅会导致人与人之间更隐蔽、更复杂、更牢固的新不平等性的产生,而且在强人工智能或超强人工智能成为现实后,或许将使生物人在整体上被作为理性情感共存体的智能人全面超越,进而陷入被物化、客体化的新型“奴役”之中。情感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新技术,更可能是潜藏的颠覆人类自身的“利维坦”,它可能带来的隐忧值得人类认真对待。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辩证性的继承与超越

黑格尔在自然法、近代法原则统一基础上,完成抽象的法与道德的法、国家实体性的法与体现自由意志的法的统一;政治国家层面的实体自由同样也离不开市民社会中特殊性的自由,离开市民社会中特殊性的自由,国家的现代性则不复存在。马克思既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性内核,也在此基础上在实践的维度通过从逻辑到现实、以特殊性为前提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超越。

“数据权益绝对化”:缘起、困因与破局——一种法哲学视角下的阐释

现行司法实践之于数据权益呈现“绝对化保护”的倾向,即将企业为数据活动投入的“劳动”上升为享有绝对排他权益的基础,对未经许可的数据获取、使用行为多数均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已招致各方的批评与诟病。从法哲学的视角来看,其理论依据系肇始于17世纪的洛克劳动理论。然而,劳动理论之于现行司法实践既缺少自洽的逻辑话语体系,亦不具备完备的社会解释力,仅仅是对洛克理论思想的片面理解,脱离产业实践与比例原则的裁判思路亟待纠正。对此,可将洛克朴素的财产观念转化于数据权益配置的立法表达当中,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逐步完善“商业数据专条”,明确企业仅能对其依法依规持有的商业数据享有有限的财产权益,以为数据产业的规范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吗?--关于奥斯丁法哲学的再思考

学界对奥斯丁及其法哲学思想的反思、批判一直没有停止。在当下特定时空,应就对奥斯丁的上述既有批判进行反思与剖析,从中梳理出其背后所共享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基础,以对奥斯丁的法哲学核心范畴及其理论体系做更为精准的理解和把握,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这一命题,并进一步思考奥斯丁的法哲学能给当下构建中国自主法理体系、法学体系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带来的启示意义。

法哲学视域下女性权利地位演进概述及批判研究

人类一半由女性构成,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出现分工以来,女性的价值、要求和权利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本文在法哲学视域下回顾和评述古希腊政治哲学、自然法学、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对待女性权利地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变化为抓手展现女性各时期权利地位的演进,并通过分析女性主义对各时期女性问题法哲学的批判和回应,概括出女性在争取权利斗争中的努力。文章旨在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女性问题和女性立场,使大众认识到女性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三重向度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其内在包含存在论批判、认识论批判和价值论批判三重向度。存在论批判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理论基础的前提批判,马克思力图瓦解黑格尔构筑的“法的形而上学王国”,揭示黑格尔法哲学与社会现实和时代发展的本质联系。认识论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建构法哲学体系的方法论批判,他克服了黑格尔法哲学的“认识论幻象”,揭开了被绝对精神遮蔽的“现代社会”在本质结构上的矛盾及其不合理性。价值论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价值立场批判,其以共产主义的“人民立场”克服了黑格尔耽于对私有制进行辩护的价值观局限。

司法、市民社会与伦理——基于学说发展史的《法哲学原理》“伦理”篇要义考论

黑格尔伦理架构的要害在于市民社会论述中揭示出的设定性特质和封闭性困境,而国家也只有在以更高伦理层面克服市民社会弊端的意义上,方可充当市民社会的出路。我们先从黑格尔法哲学思想发展史着眼,确定市民社会论述对于黑格尔成熟时期法哲学至关重要,再从市民社会中的司法问题切入,由此获得对市民社会自我巩固方式的初步观察,最后由此扩大到对整个伦理层面困境与出路的思考,以期达到对“伦理”篇内部各章要义的把握。

黑格尔和康德对待法哲学的两种态度

康德和黑格尔都把法哲学的基点置于人生而具有的自由之上,并认为自由意志的自律是内在的自由,法哲学则处理自由意志之间、“我的”与“你的”之间的外在自由的普遍性关系。不同的是,康德致力于从法的现实形态中揭示出底下的自由意志的理念,黑格尔则描述了主观内在的自由意志实现为客观法权的现实过程。康德以经验的现象为“模型”而对彼岸的自由法则提供类比,这种类比不是科学认知,而只是道德理想的展示;黑格尔则从自然状态中将“第二自然”的法权状态发展出来,形成精神哲学的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最终则在历史主义的客观进程中将国家神化,鼓吹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充当“历史法庭”的裁判者。因此,康德的“永久和平”的“目的王国”虽然不具现实有效的可操作性,但作为永恒的人类理想而提供了人际关系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公平正义的评判标准,对现实具有批判意义;黑格尔历史观中的道德虚无主义则取消了一切正义标准,最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国家神学。

延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先后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进行了丰富的法律实践,其中饱含深刻的法哲学思想。一定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形成和发展起来了。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对延安道路的法哲学表达和建构。其主要成就有:肃清贪污腐化、坚持官民平等的廉政思想和制度建设,强化党员和公职人员管理和处罚的监察思想和制度建设;以为人民服务、加强权力适当制约、以民主超越传统政权更替周期为主的新民主主义民主思想;依宪执政、人民司法为主的新民主主义法治思想。这些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

不确定时代反家庭暴力法哲学观的疗愈法理学之维——兼论《反家庭暴力法》第22条的修正

人类生活正在从理性、秩序、确定、稳定、均衡等理念的“确定性时代”,越来越趋向于非理性、复杂性、脆弱性、失序性、流动性、变动性、风险性等为特征的“不确定性时代”。不确定性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并成为当代世界思想界的基本共识。将新型疗愈部门法理学理念应用在《反家庭暴力法》法哲学理念的分析上,是对该种思想的初步尝试。当下公权力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介入,总体而言呈现出惩罚性法哲学观和疗愈性法哲学观两种理念。一般而言,惩罚性法哲学观面相下的家庭暴力治理,惩戒功能值得肯定,但其着眼于一时家庭秩序的恢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家庭暴力的恶性循环问题。在特定情况下,有时还会发生民转刑等严重的暴力伤害事件乃至命案。而疗愈性法哲学观面相下的家庭暴力治理,着眼于社会疗愈,治理时间虽跨度较大,但往往能使家庭秩序恢复圆满和谐。但在恶性案件中,因其过于柔和,欠缺严厉的惩戒功能,故而有时也会失去功效,效果不彰。因此,在个案中或择惩戒,辅之以疗愈;或选疗愈,辅之于惩戒。个案处理,刚柔相济,灵活机动,阴阳和合,威猛与阴柔共存,惩戒和疗愈并举,“和合”治理家庭暴力之社会顽疾,不失为家庭暴力法律—社会治理之明哲之道。

也谈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题:宪法革命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以宪法革命为主题,但由于国内对德文词Verfassung的翻译和理解存在一些问题,该主题一直没有被鲜明地揭示出来。为此,首先需要把握马克思批判的对象黑格尔法哲学和马克思为撰写《批判》而摘录的《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两个关键点。从人民是否有权制宪、制定新宪法是否需要革命以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哪一个是基础三个方面,可以整体把握马克思在《批判》中进行的宪法革命。同时,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宪法革命也是马克思本人的世界观革命和思想革命。辨明这部著作的主题,有助于真正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了解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成长过程,进而深入了解青年马克思何以超越黑格尔和同时代的人并成为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