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的法外用刑

本文总结了明太祖朱元璋法外用刑的特点 ,揭示了朱元璋为维护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而有法不依、肆意诛戮的本质特征 ,反映了明代法律条文的规定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 。

朱元璋法律意识二重性心理探析

朱元璋法律意识二重性心理探析姜晓萍透过朱元璋的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朱元璋的法律意识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二重性，集中体现为既坚持以法立国，又大搞法外用刑；既主张恤刑、慎刑，又大搞重典治吏；既重视礼的教化作用，又强调法的威慑力。（一）以法治国与法...

谈朱元璋的法律思想

封建社会的没落,阶级矛盾的尖锐复杂及个人的经历,使朱元璋的法律思想更富于实践性与针对性,表现为:以重典为治国之本;强调法贵简明:提倡礼刑并用;大搞法外用刑及重视法制宣传。

明初重典治吏探析

朱明王朝建政初期,加强中央集权,反映在司法上就是“三国三典”,重新兴起重刑主义思想以廓清吏治,以期达到“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目的。大兴律例,同时法外用刑。从立法的思想、经济背景以及社会后果来讨论明代的重典治吏,以期从中得到启示和反思,探讨法治之路。

枭首与死刑制度

枭首是古代一种死刑方式,在最初阶段仅是一种牺牲祭祀的方式,随着国家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纪功与威吓的手段,进而成为法律规定的刑种。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残酷的死刑方式在法律上予以清除,但在传统的"明刑弼教"方针下,也经常以"非常法"的形式出现。为了限制统治者的任意,通过条例规定部分罪名可以枭首。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枭首已经成为历史,但在法律清除或限制枭首酷刑的同时,律外用刑、法外用刑还非常普遍,从立法与司法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于刑讯逼供历史沿革之探讨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伴随着法的产生,即出现了审判活动。原始的审判方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从“神明裁判”开始的。因为它借助于“神”的威力,基本上不存在根据口供判决的情况。我国的奴隶制度发展到周代,口供逐渐被重视,有所谓“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之说。当然,与“神明裁判”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由于口供代替了神判,刑讯也就应运而生。我国刑讯的雏形可能起源于周代。《礼记·月令》中记载:“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所谓肆掠,就是指的刑讯。仲春之月(每年阴历二月)停止肆掠,言外之意,其他时节是允许肆掠的。这是关于刑讯制度在我国发端于奴隶制时代的佐证。

论明初的重典政策与让步政策

长期以来,史家们每每以让步政策来阐述朱元璋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至于洪武年间对人民实行的“重典之治”,则很少提及。还有的人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尚未对明初法制做全面研究,就从“让步政策”的结论出发,把明初的“刑用重典”解释成“治官不治民”的。我认为,这种笼统地谈论让步政策而不能正视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治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那么,明初对劳动人民到底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政策呢?为了揭示事实的真相,就有必要对朱元璋的重典政策与让步政策的关系作一番探讨。

《皇明祖训》──一部传授治国之道的皇室家训

《皇明祖训》──一部传授治国之道的皇室家训舜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自始皇帝赢政起，到末代皇帝溥仪止，无不希望皇位永固，国祚延绵，并为此殚精竭虑，费尽心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此方面更是慧眼独具，为后世子孙制定了一部《皇明祖训》，训诫他们“一字...

明代重典——《明大诰》简介

《明大诰》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指导编纂的一部严刑惩治吏民的特别刑法。共4编236条,其中“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先后颁布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年间。这些“大诰”主要包含有三方面的内容:①摘录洪武年间的刑事案例,特别是洪武十七年至十九年朱元璋对臣民法外用刑的案例。

论明初的重典治吏

明初洪武时的重典治吏,就其法网之严密、诛戮之广泛以及实行之彻底而言,可称得上是"历朝之冠"。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治组的杨一凡同志认为,我们之所以说明初实行的是重典治吏政策,是因为当时所颁行的用以约束官吏的法律,基本上都属于重刑性质。在洪武时期颁行的法典中,吴元年律令、洪武七年律和三十年律、诰是三个最基本的法典。这三个法典包含着大量的有关治吏的法律规定。量刑均很严苛。法外用刑,是明初重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