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方法论思考

知识生产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动力,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知识生产。当前,中国法学知识生产存在着本土生产质料不足、生产技术依赖进口与部分生产人员主体意识缺乏三大问题。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需要优化中国法学知识生产材料的采购与检验,通过提升中国法治实践理论的系统性阐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域外知识的反思性借鉴来丰富我国法学知识来源。同时,进一步强化中国法学知识生产技术的核心掌握,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合理使用西方法学研究方法,并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提升法学知识的中国制造法宝。为此,法学知识生产人员必须增强主体意识,坚守正确学术研究导向,深刻认识中国法治实践;坚守“为人民做学问”立场,自觉服务法治中国建设。

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本土资源——以中国古代律学的传承与创新为视角

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研习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深入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借鉴世界各国法治文明的成果,密切关注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也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中国古代律学知识体系。分析“律学”一词的丰富内涵,明辨律学体系的各项固有缺陷,吸收中国古代律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研究方法、分支学科和法典(律典)化成果,可以助力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法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要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法学基本范畴的内涵和体系进行重构,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成事之要”。“政治新时代”和“科技新时代”的到来,为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提供了背景和动因。法学基本范畴从法学学科体系看构成了近代法律科学的“通用语汇”,从法学学术体系看可谓是法学理论创新的“思想芯片”,从法学话语体系看形塑了中国法学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法”。为了重构法学基本范畴,一方面要进行理论上的融会贯通,即贯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优秀法治文明和西方优秀法治文化三个传统,另一方面要对历史和当下的法治实践予以归纳提炼,并通过建构性解释上升为法学概念和范畴。重构的核心任务在于构筑兼具普遍性与中国性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为此既要加强对原创性概念和范畴的研究,也要加强对普遍法学概念和范畴的新内涵的研究,并按科学严密的内在结构构筑起以“法”和“法治”为核心、兼具静态性和动态性的二元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之法理学创新——以“权利本位说”的完善为中心

权利本位说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法学界确立通说地位。时至今日,权利本位说确立时的社会土壤和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下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时期,应当对权利本位说进行再检视,并推进其发展、完善。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应当继续以权利为中心,保护权利,客观看待权利和义务不均衡的情况;在充分考虑我国司法实践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前提下,对权利体系进一步细化,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保护模式;应当将权利本位说与中国传统法律价值理念相互整合、相互协调,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此外,在借鉴西方权利学说的过程中亦不能盲从。

中国近代与西方法学知识对接的经过——以法学家徐谟为切入点

自五大臣出洋考察伊始,中国法律近代化便逐渐拉开帷幕。随着变法修律的持续与深入,西方法学知识源源不断传进中国。在中西方法学知识的对接过程中,法学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考察民国时期法学家徐谟在法学研究、司法实践和外交工作中的系列作为和重要贡献,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并不是单纯地学习西方,也在一定程度参与和推动着世界法学和法治事业的进步。

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旨在增强新时代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从建构方法、建构策略、建构路径的角度来说,应当着眼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表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加强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这四个方面,分别针对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关系、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关系、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外来法学知识的关系。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合力促成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问题与方法

宪法是法治体系的根本依据,也是法学体系的制度坐标。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首先要科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今日国家治理领域现实问题艰巨繁多,对宪法理论课题的研究亟待加深,为中国宪法学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脉络,融通各种理论资源,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发展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宪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生发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中。在知识论语境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知识效应的发生机理、实践进路和法治现代化功能,是对法治中国实践成就如何由经验形态知识到原理形态知识转变的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涉及法治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促动知识转化的主体、知识生成的逻辑、政理和法理的联系、新概念到新范式的升级、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塑造、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治话语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有效沟通法治中国的实践成就与法学知识体系、破解法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促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下的法学论文选题趋向

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构建涵盖中国法学各学科门类的,突出中国学术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法学知识体系。这是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要求,也是学者在当下学术研究中应有的担当和期待。作为法学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法学期刊还是综合性期刊中的法学栏目,都应当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而编发具备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法学成果,更是学术期刊的工作使命。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趋势和要求下,法学论文选题之重要性不言而喻,确定前沿的、原创的、有思想突破的选题,是一篇优秀法学论文开始写作的第一步。法学论文的选题在新时代下的研究要求,要从原来的引介性、全面性、概括性选题,向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选题转变,向问题意识突出、研究目的鲜明的选题转变。即不仅要求研究选题要不断强化问题导向,形成问题意识,更对问题意识中研究“问题”的方向和内容把握提出了新的目标,这既是法学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学术期刊评判法学论文优劣的重要标准。期刊在设置栏目时,应尽量引导法学研究成果向该目标流入,形成研究合力。科学的研究方法给予法学研究新的视角和选题方向;法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推动了法学论文选题的新转变;而适当的标题设计会使法学论文的选题内容清晰而准确呈现。在确定文章标题时,有二类标题需要谨慎对待,即对“同质化”标题要严格择选;对“自说自话”和过度“装饰”的标题要进行学术判断。因此,法学研究如何面对中国问题,提炼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是时代赋予法学研究的新要求,也是法学界与期刊界的重要使命。这促使法学论文的选题以此为研究方向和基本要求,需要对研究方法进行深度开发,推动法学学术界与期刊界以对学术研究高度的责任感去践行这一目标。

刑法学知识论的发展走向与基本问题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刑法学知识论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以1997年刑法修订为契机,中国刑法经历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阶段。目前看来,刑法学知识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研究领域细化到位,研究问题也日益深化。刑法学知识论研究始终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深入研究中国刑法学知识论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刑法界也对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一些新的犯罪问题进行了前瞻的研究,力图在推进多学科交互的同时,寻求一条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的解决之道。

从国家社科基金看法学知识生产格局的变迁(1995-20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法学项目是法学知识生产的主途径之一。通过对1995-2004、2005-2014两个十年间国家社科基金法学立项数据的对比分析,可以呈现当代中国法学知识生产格局的变迁,分析法学学科在人文社科话语生产领域中的地位变迁,进而探寻这种变迁的社会动因,展示这种格局形成背后的社会需求与知识生产间的互动关系,反映一定时期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整合。研究发现,二十年来,国家资源的分配更加均衡,法学研究机构间竞争更加激烈,但法学重点学科与研究热点始终与国家需求紧密相关。法学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互相建构。

知识社会学视阈下的法学知识生产状况——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项目的统计分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的法学研究是法学知识生产的主渠道之一。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项目为样本,从项目数量、类别、地域、预期成果、学科分布、研究群体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展现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生产格局,并揭示国家主导下的法学知识生产所取得的成绩,审视其存在的不足,以期为法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转识成智:本科法学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困境与突破

现阶段本科法学教育教学需要继续坚守传统法学教育教学精髓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创新教育教学方法。这需要抛弃短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坚守法学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统一,系统传授法学知识,本末相顺地进行法学知识教学和狭义的实践教学,避免短期功利性的应付式教学。同时需要改革现有的教育教学管理体制为治理体制,以维护教师的教学、学术尊严和提高教学、教研的积极性;还要实质地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变理论为实践,确保知识教学和狭义实践教学琴瑟和鸣形成转识成智的合力,在不断改革供给侧结构的背景下,高校能够培养出高素质的复合型卓越法律职业人才。

中国特色刑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机理

中国特色刑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对"建构中国特色法学知识体系"的具体响应。中国特色刑法学知识体系以中国当下刑事法治实践为建构"平台",以"问题意识"为建构"支点",分别以"本土智识"和国外学说为建构"主杠杆"和"辅杠杆"。其中,"问题意识"应具有高质量性,而"本土智识"则包含中国古代的刑法文化、中国当代的传统刑法学理论和"特色理论"。于是,"一个平台,一个支点,两根杠杆"便结合为中国特色刑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机理。中国特色刑法学智识体系的建构是中国刑法学术共同体的应然目标,且应被施以"系统工程性"的不懈努力。

我国的法学知识引进运动述评(1990～2011)——从翻译域外法学文献的角度看

近20余年(1990～2011)我国的法学知识引进的突出表现是长期持续、大量且系统地翻译域外法学文献。分析显示出,虽然翻译域外法学文献为我国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资源,但从所引进的著作的作者国籍分布、法系分布以及所属学科等方面看,我国法学知识引进过程亦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颇。

中国法学知识生产中的学术标杆——以中国刑法学为语境

中国法学知识生产中的学术标杆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法治体系”中的一个“学术生态性”话题。虽然不直接生产中国法学知识本身,但学术标杆却在根本上关乎中国法学知识如何生产和再生产,从而关乎中国法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最终关乎中国法治的生活实践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治理。在具有激发和支撑中国法学知识生产的“特色学说”,从而推动和牵引其“普遍学理”的意义的同时,学术标杆还具有强化中国法学“学术操守”的意义,而后一种意义又有着强化和保障前一种意义的意义。中国法学知识生产和中国法学理论发展中的学术标杆应将“体系化的独创性”作为识别标准。进一步地,中国法学知识生产和中国法学理论发展中的学术标杆的树立应将中国本土当下生活与问题作为自己的“根基”与“根须”,并将古今中外的法学与法治智识作为补充营养。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目标意识”和“操守意识”凝结为“责任意识”的学术标杆,将给中国法学知识生产和中国法学理论发展带来不竭的动力。学术标杆在中国法学知识生产和中国法学理论发展中虽然“难立”,但也得“倡导立”。

法律、社科与人文:中国社科法学知识生产的反思

在中国法学界,“社科法学”如今已被许多学者视作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之一。但是,通过深入到中国社科法学知识生产的发展过程内部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在凸显“社科”的一面而较少关注“人文”的一面。事实上,不仅诸如法律史研究之类不那么硬核“社科”的研究在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中国“社科法学”的早期实践也同时包含了“社科”和“人文”两种不同的进路,尽管其外延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而逐渐收窄至凸显“社科”的一面。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社科法学”运动应当同时推进“社科”和“人文”两个面向的学术研究,丰富中国法学界的知识生态,从而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创造更多的选项素材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代中国法学知识内在进路的缺陷与重构——黄碟案的启示之一

一问题与进路二黄碟案及其争点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法学进路四基于法律原则的分析五对法律规则的演绎六教条主义取向七疏于事实分析八陌生于执法/司法的具体语境九结论:法学知识内在进路的重建一位挑水工一天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扁担挑水?他的结论是,用金扁担!——民间笑话我认为,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走哪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的;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走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

探讨法学知识在生活纠纷中的应用方式

在现实社会中生活纠纷不胜枚举,其解决方式必须以有效的法律执行力来约束。但是当法律本身的相关规定无迹可寻时,其法律应用维度需要以应用法学为基础,提出纠纷解决方式。而在生活纠纷中最为常见的法学知识类型存在双重思考维度,即“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应用法学对生活纠纷的解决途径也全面涉及其双重关系的界定与判断。那么在运用法学知识解决生活纠纷的应用维度中,始终需要围绕客观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予以诠释,最终方可解决生活纠纷的现实问题。

行政法学知识简介

(二)行政法律关系一、行政法律关系的概念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规范调整行政关系的结果。它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受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行政关系都能转化为行政法律关系。在现代社会中,行政的职能是非常广泛的,实现职能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行政活动要求相对一方当事人作出相应的行为,有的行政活动则不要求这样,如在行政管理中经常进行的行政指导、行政建议和行政咨询等,虽说这些方面的行为也属于履行行政职能的行政活动,但这些行为不具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并不要求相对一方当事人必须作出相应行为,因此这种关系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