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法学视野下的数字法问题

数字法律现象呈现出客体复合性、主体多样性及法律关系多元性特征,决定了传统研究范式转型升级成为数字法学的必然选择。领域法学作为调整交叉领域法现象的研究范式,与数字法问题相吻合。领域法学具体化、立体化以及复合化思维,可与部门法学协同互补;其立体性、自足性和因应性特征可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进行吸收和补充。运用领域法学研究范式,可立体化提炼数字法现象,多维度整合数字交叉学科,以达到全方位解决数字法问题的效果。在宏观上,归纳“数字赋权-代码规制-数字正义”的数字治理逻辑;在微观上,演绎数据权利分类确定、数据交易分层规范、算法治理多元共治、权益救济多方协同的数字治理机制,构建完整的数字法学知识体系。

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要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法学基本范畴的内涵和体系进行重构,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成事之要”。“政治新时代”和“科技新时代”的到来,为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提供了背景和动因。法学基本范畴从法学学科体系看构成了近代法律科学的“通用语汇”,从法学学术体系看可谓是法学理论创新的“思想芯片”,从法学话语体系看形塑了中国法学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法”。为了重构法学基本范畴,一方面要进行理论上的融会贯通,即贯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优秀法治文明和西方优秀法治文化三个传统,另一方面要对历史和当下的法治实践予以归纳提炼,并通过建构性解释上升为法学概念和范畴。重构的核心任务在于构筑兼具普遍性与中国性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为此既要加强对原创性概念和范畴的研究,也要加强对普遍法学概念和范畴的新内涵的研究,并按科学严密的内在结构构筑起以“法”和“法治”为核心、兼具静态性和动态性的二元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数字法学定位再反思

目前关于数字法学的定位存在强版本与弱版本两种立场。强版本认为数字法学代表着对现代法学的代际革新,但数字社会并不构成对现代社会的迭代,数字法学也没有面对数字空间提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弱版本主张数字法学属于部门法学,但目前尚不存在独立的数字法部门;或者主张属于交叉法学,但数字法学既不是方法意义上的交叉学科,更不属于交叉“法学”。要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目前比较恰当的做法是将数字法学定位为领域法学。作为领域法学的数字法学是一种无需(部门法意义上之)“数字法”的法学研究,它既表征着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思维,也可以成为一门新的法学教学科目。数字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并不等同于对它的定位。

数字法学:多维知识的组织方式

数字法学、网络法与信息法等类似名称的学科建设需要理论基础。数据法学具有领域法学的特征,并且影响广泛、变化快速,在制度适用上具有挑战性。作为特殊领域法的数字法学有其知识组织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其知识体系可以采取家族类似的网状知识结构,下设数字法学基础理论、网络法学、数据法学、人工智能法学、智慧法治等知识模块。数字法学应注重部门法研究,但并非单维部门法的切片式拼盘。从单维部门法的角度看待数字法学,将无法合理分析具有多维性的数字法学议题。部门法研究也应从单维走向多维,多维视角可以拓展部门法的观察角度,避免部门法制度被困于单维或低维的制度想象。

大模型时代我国人工智能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在大模型时代,人工智能法学及其理论体系迅速发展,逐渐形成独特的学科分支。新兴的人工智能法学不仅重构了传统的法学研究对象,也带来了创新的研究方法,同时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正义观念。这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如ChatGPT)的出现密不可分,后者在推动理论更新、促进法治实践全面提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在建设自身的人工智能法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得益于已有的法学理论基础和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然而,研究水平的不均和学科间壁垒的存在,成为建设中的难题。未来的工作需要将基本概念、框架建设以及多维、动态、可进化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重点。技术的进步将不断推动法学理论的演变。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的转变为法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在这个过程中,确保人类价值观、权利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构建人工智能法学理论体系,需要避免技术的潜在恶意应用,同时引导它向善。这不仅是一个学术上的努力,更是社会对于法律新概念和实践的重塑。这一工作涉及多学科合作,需要全球共识的形成和实践的更新,对法治的未来和法律体系的完善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法学理论创新

旨在解决发展问题、促进全面发展的发展法学学科,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存在高度耦合,提供了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视角。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战略与发展法学的理论创新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战略,构造了发展法学的新背景,要求从系统主义维度进一步创新发展法学理论;另一方面,系统主义发展法学理论在方法论、制度体系、理论体系三个维度的递进式创新,有助于促进与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具体而言,在方法论创新方面,发展法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应融入系统论方法以及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进行以中国发展问题为中心的新综合研究,指导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在制度体系创新方面,系统发展法学理论应从促进全面发展出发,通过合理配置发展权利、义务与责任,创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型制度体系;在理论体系创新方面,系统发展法学理论应从发生论、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方面进一步创新,在发展研究领域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为世界法学理论之进步与世界共同发展之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实证法学”的概念术语回顾与回归--基于文献的实证法学研究整合路径

伴随着实证研究概念和范畴的思想大讨论,法学界在过去几十年涌现出大量相关的方法或学科术语。虽然各种术语本来根植于实证研究,但由于每种术语未对既有术语作细致的文献回顾和概念分析,而呈现出术语间前后矛盾、自我否定、相互攻击、相互整合的泛化和分化现象。从方法和学科层面来看,要实现实证研究的发展和繁盛,就必然需要在开放和团结的学术平台下统一学术理念,“实证法学”应该是整合研究队伍的最妥当路径。将当代实证法学研究的源头定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解钱学森和吴世宦所引领的法学研究方法大讨论对实证法学的影响,可以澄清有关起源问题的误解。实证法学的传统术语在早期都包含定量和定性,近十年才因个人理解或方法偏爱引发术语之争。新兴术语虽然在定量或定性、样本大小、理念内涵、技术方法上有所差异,但都是基于实证研究发展起来的,其术语之争也源于割裂文献所致的自创概念。回归实证研究的本质,停止术语和概念之争,只要正确和恰当地定义实证法学,便可以实现整合实证法学研究的目标。

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本土资源——以中国古代律学的传承与创新为视角

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研习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深入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借鉴世界各国法治文明的成果,密切关注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也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中国古代律学知识体系。分析“律学”一词的丰富内涵,明辨律学体系的各项固有缺陷,吸收中国古代律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研究方法、分支学科和法典(律典)化成果,可以助力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法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

构造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既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有关学科建设的指示精神,也是为了改变国际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状况,以及弥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严重短缺的短板。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需要进一步厘清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以及涉外法学、国际法与法学一级学科的关系。在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构建国际法学一级学科专业。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任务主要包括: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传播中国国际法观、提升中国国际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提高运用国际法的能力以及补齐涉外法治的短板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创新,则成为今后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应然使命。未来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方向涉及架设国际法与国内法沟通的桥梁、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以及在国际法教育与研究中凸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等。

部分嵌套式设计在中医药“同病异治”疗效评价中的应用及方法学探索

目的本研究针对中医学同病异治、辨证论治的特征,引入部分嵌套式设计。方法部分嵌套式设计以复杂干预对照标准化治疗,中医组按“证型-治法-方药”分割为多个子集(存在嵌套结构),对照组采用标准化西医治疗(无嵌套结构);并以一项溃疡性结肠炎“同病异治”数据为例,套用该设计类型并采用多水平模型分析。结果部分嵌套式设计符合“同病异治”诊疗特征并满足循证评价的设计要求,通过多水平模型可实现类似数据结构的分析。结论利用部分嵌套式设计能实现对“同病异治”整体效果的评价,可为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提供方法学参考。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现时代向度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溯源正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而同时全面依法治国在战略布局、全面推进、系统执行上又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推动其不断地时代化、中国化。文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结合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现状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形势要求,以“现时代向度”视角切入,系统探讨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化创新。

区域国别法学的理论内涵与体系架构

区域国别法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在新时代法学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学科地位和时代价值,我国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在厘清该学科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系统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该学科是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进行研究,探究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体系的运行规律,从整体上把握该国或该地区的法律特点和法律发展方向,进而探寻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念与契合点。区域国别法学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外交思想,服务于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并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作出贡献。该学科的人才培养,要打破常规,走跨学科、跨院系的协同创新之路,构建国别法律人才“双协同”培养机制。

卫生法学专业眼科教学视频案例库的应用

目的探索卫生法学专业眼科教学视频案例库应用于卫生法学眼科教学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方法将在北京朝阳医院临床见习的2020级20名卫生法学专业本科生纳入试验组(视频案例组),该组学生在课堂授课前需观看录制的卫生法学视频案例和阅读相关学习材料,其后展开课堂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教学相长、获取知识。与在北京朝阳医院临床见习的2018级20名卫生法学专业本科生(传统教学模式、对照组)进行对比研究,该组学生根据教学大纲参加教学讲座,并按教师规定完成作业、获取知识。教学结束时首先收集反馈问卷,比较学生对他们所经历的教学方法的看法,评估学生的自我感知能力和对眼科学习的兴趣。其后进行眼科学专业考试,包括眼科理论知识考试和临床见习知识考核,并对两组的成绩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结果更多的法学系学生认为卫生法学专业眼科教学视频案例库引入教学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提高他们对卫生法学在眼科临床应用的理解,提高他们的沟通能力和应用法学思维去深入理解医学问题能力,两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的眼科理论考试成绩和临床见习知识掌握情况均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卫生法学专业眼科教学视频案例库应用于临床教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广泛接受和实施之前,需要进一步补充、应用和完善。

由“体验式”到“验证式”:“新文科”背景下法学实验教学的模式优化

“新文科”的内涵可以被解构为学科交叉之新理念、科教融合之新目标与文理交融之新方法;法学实验教学作为法学教育体系中最具实践性、前沿性与创新性的环节,应当及时回应上述新诉求。目前,法学实验教学模式仍表现出“体验式”路径依赖,即便是融入科技元素的虚拟仿真也是以体验各类诉讼程序或非诉流程为目标,未能体现出“假设与验证”的实验教学本质。将类案司法裁判文书作为大数据素材,有助于在法学教育中融入计算科学的思维与方法,以一种科学发现的姿态去探索与验证所学法学理论,呈现法学实验教学的“验证式”面孔。依托于“构想提出、确立假设、文书检索、数据分析、理论检验与方法总结”等核心环节,可以确立“验证式”法学实验教学方案。

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而加快建构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期圆桌,邀请法学专家学者,探讨新文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系,法学期刊的使命,以及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目的、基础、方法、路径等,以期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贡献智慧。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方法论思考

知识生产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动力,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知识生产。当前,中国法学知识生产存在着本土生产质料不足、生产技术依赖进口与部分生产人员主体意识缺乏三大问题。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需要优化中国法学知识生产材料的采购与检验,通过提升中国法治实践理论的系统性阐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域外知识的反思性借鉴来丰富我国法学知识来源。同时,进一步强化中国法学知识生产技术的核心掌握,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合理使用西方法学研究方法,并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提升法学知识的中国制造法宝。为此,法学知识生产人员必须增强主体意识,坚守正确学术研究导向,深刻认识中国法治实践;坚守“为人民做学问”立场,自觉服务法治中国建设。

使用模拟目标试验框架对脑出血患者是否应停用他汀类药物相关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目的:使用模拟目标试验(TTE)框架,对脑出血(ICH)患者是否停用他汀类药物的观察性研究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总结可以避免的常见方法学缺陷,为后续研究设计提供方法学参考。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法筛选符合纳入与排除标准的文献,使用TTE框架评价所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包括纳入与排除标准、治疗策略、随机分配方法、随访的开始及结束、结局指标、因果对比、统计分析方案等7个方面。结果:共纳入8篇队列研究,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暴露组患者停用他汀类药物,非暴露组患者继续使用他汀类药物。方法学评价存在以下问题,2项研究将基线后的信息作为排除标准;4项研究未具体描述治疗策略;4项研究无模拟随机分配的方法;3项研究的协变量选择没有明确的文献依据;1项研究未描述随访的时间节点;所有研究均未明确指出采用意向性治疗(ITT)分析或符合方案(PP)分析;仅2项研究描述了处理缺失数据的方法,但选择了直接删除有缺失数据的患者。结论:未来ICH后中止他汀类药物对临床预后影响的类似研究应避免使用基线后的信息来定义纳入与排除标准,明确因果推断(理想情况下同时包括ITT和PP分析),并考虑使用文献综述或临床经验进行协变量的筛选(最好使用有向无环图)。

数字法学的理论品格与学科定位

数字法治文明除了延续工商业法治文明强调的民主、合作、平等、信用、法治等核心要素外,还强调把现代制度与数字技术结合起来,通过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将科技伟力转化为法治伟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并不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新颖性,而在于其是否具有相对独特的理论信念、概念范畴和学术命题。数字法学的理论信念主要包括对数字向善的坚持、对人的主体性原则的捍卫、对技术权力约束理念的信守和数字思维的运用等。数字法学的概念范畴包括本体论范畴、价值论范畴、运行论范畴和方法论范畴这四类。数字法学正在从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逻辑环节和理论论证、标志概念和术语革命四个方面形成一系列的学术命题。数字法学的学科定位主要包括学术意义上的学科定位和功能单位意义上的学科定位两个层面。

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在线课程的构建

针对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课程传统教学中遇到的痛点问题,结合信息技术,积极进行在线课程建设。从在线课程的设计理念、构建、实施等方面加以论述,从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构、拍摄前的准备工作、上线前的准备工作和运行前的准备工作4个方面重点阐释在线课程的构建过程。从实施效果看,该在线课程实施效果良好,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学术期刊与中国近代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以《法律评论》《中华法学杂志》《法学季刊》为例

近代以来,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载体,伴随着近代中国学术知识体系的形成,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日益成熟。以《法律评论》《中华法学杂志》《法学季刊》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法学学术期刊,虽然主办单位、出版周期和办刊风格各异,但在近代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关于中华法系的研究、中外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及英文版期刊的编辑出版,都对当下的法学学术与出版具有借鉴意义。从这三本法学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总体情况来看,重视传统文化、直面实践疑难、保持全球视野,是中国法学学术共同体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也理当成为中国法学学术与出版界继续坚持的学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