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法官决策中心理控制源对后见偏差的影响

考察模拟法官决策中心理控制源对后见偏差的影响。实验采用2(心理控制源:外控型、内控型)×3(有无策略:后见组、分散注意组、指导组)两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采用自编两个案例及问卷测查模拟法官决策中后见效应的差异。实验结果发现,心理控制源是导致模拟法官决策中后见偏差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同时,两种策略能够有效减少模拟法官决策中的后见偏差。

论认知风格对法官决策差异形成的影响

认知风格作为认知双重加工理论中系统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决策活动产生的影响稳定且持久,但它在司法决策中的作用机制却是一个尚待澄清的核心问题。法官的认知风格是司法决策中个体差异的主要变量,处于整个决策心理机制的顶端,而这种认知风格的个体差异又决定着法官对裁判影响因子的排序。置于认知风格理论模型下,法官决策差异与同案同判、个案正义的悖论冲突可得到有效化解。在司法决策中引进社会科学理由及其训练,可较好地改善法官的认知风格,相应地提升法官认定事实的能力,最终有助于控制法官决策间的过度差异。从年龄阅历视角考察认知风格与法官决策的关联,可以发现司法决策的差异程度可能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而出现递减效应,而且专家式法官的认知风格甚至塑造出一国司法在特定时期内的传统形象,从而在长时段比较上司法决策会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

试论法官决策的原则

通过实证分析与比较分析,指出法官决策活动中主体的阶层性、过程与结果的倾向性和私利性,认为决策原则的确立应以消除法官群体性私利、个人倾向与各种偏见为价值取向。法官决策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人文环境友好与诸因素和谐互动,审理一般案件坚持克制守旧与节制审慎的决策原则,处理疑难案件采纳想象重构原则与逻辑务实原则,并在任何情境中严守及时审裁原则,逐步培养严守律法的风格、公正无私的禀性,提高其逻辑推理能力,高效发挥法官群体在构筑个案公正绿色通道中的重要枢纽作用。

刑事案件中影响法官决策的因素分析

影响法官决策的因素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路径或者不同的标准可做不同的分类。依据主客观标准,可将影响法官决策的因素分为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显性因素主要包括法律规范的适用、案件事实的认定、现代传媒的影响等,隐性因素主要包括法官的经验、法官的人格、法官个人的非理性因素等。

中美两国法官决策的研究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法院均是重要的司法机关,作为法官——司法机构中的审判人员、司法权的执行者,在决策过程中所展现不同决策方法、心理活动等等都体现了中美两国的巨大差异。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在司法建设中需要在保持自己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借鉴与吸收英美法系国家的优秀成果,通过对国外自由心证保障体系的研究,建立我国自己的限制法官肆意的保障体系。

公众意见影响法官决策的理论和实验分析

真实世界的法官决策受三种动机激励并追求多个目标,这些相互协作与对抗的因素构成了一张激励与抑制并存的联结主义认知网络。在其中,公众意见既可以作为情境性因素直接参与决策,也可能藉由法官态度等个体性因素间接地影响决策。实验表明,当被试法官在不受干扰的实验环境中裁判影响性案件时,公众意见对案件结论几乎不产生影响,对相关决策理由的激励或抑制效果也不明显,但能显著影响法官对利益衡量性质理由的评判。与个体性因素相关的测试还表明,因公众意见而调整决策的少数法官倾向于考虑更多因素,这体现了政治型法官的思维模式,他们在认知风格上更接近于"狐狸型"。其他法官动机和目标更明确、简约,动机和目标体系的融贯性更稳定,也更能抵御公众意见的影响,这体现了技术型法官的思维模式,他们在认知风格上更接近于"刺猬型"。

犯罪控制模式下的法官决策

诉讼模式是影响法官决策活动的显著因素。在犯罪控制模式下,法官决策在目的、思维、制度等方面都具有偏重秩序和安全的特征。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大致属于均衡型的犯罪控制模式,但是我国法官决策思维模式、职权分配、制度设计的发展方向是建立程序主义化、职权合理化和制度科学化的决策机制,该目的的实现有赖于法官职权配置、程序规制和物质保障等方面的完善。

认知风格对法官决策差异悖论的化解

同案同判与法官决策差异的悖论司法决策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为“同案同判”,法官“必须使当事人多多少少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存在着一种保障:审判是依照某些普遍性判断标准对案件进行裁决,无论是谁,在相似的情况下,都能得到相似的结果,谁也不致受到完全随心所欲的处置”。而认知风格变量却更多彰显为法官裁判案件的差异性,实际上这一形式性悖论不难化解,其理由如下:第一,“同案”指的是同类案件或相似案件而非真正相同案件,相应的“同判”指涉为同等裁判或类似对待,案件的类型化处理本是满足统一法律适用主旨的,这样即使不受认知风格影响,产生法官决策一定限度的差异也属正常。

大数据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

刘超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负责人。曾任外经贸部(现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贸易救济调查局三等商务秘书、副处长、一等商务秘书,负责国外对华贸易摩擦应对和对外贸易救济调查工作。2005年至2008年在中国驻欧盟使团常驻,任贸易壁垒组组长。曾出版个人专著两部,在中外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若干篇。

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法律移植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立法工具。关于接受国本土文化对被移植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影响,学界鲜有关注。从现有理论推演出的"与世隔绝的法律精英"假设和"文化决定"假设都不能充分解释中国法官在违约损害赔偿案件中对可预见规则的适用情况。根据中国法院的实践,可以对法律移植和本土文化的关系提出一个新的假设:一个法律规则被移植到另一国之后,接受国的法官能够了解该规则的含义,但当该规则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时,本土文化会成为补充考虑因素,影响法官对法律责任大小的判定,一般不影响归责。

法学中的实验方法

法学作为社会科学,其理论命题必然从社会生活中总结而来,也应当接受经验证据的进一步检验。这种从经验到命题,又从命题到经验的研究方法(或"猜想与反驳"的方法),被视为实证科学发展的关键甚至唯一路径。实验方法是一种总结经验并用经验证据论证或反驳命题的方法,在包括社会科学内的各类实证科学中得到普遍使用。与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比,实验方法更具科学的精确性和可验证性。在法学中,实验方法可以应用在研究法律实施效果、研究法官决策等领域。具体地,实验方法可以分为人工可控实验、自然实验、田野实验等。我们常强调要加强立法和司法的科学性。提高科学性,需要调查和研究,需要不断用实际生活来检验法律。实验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种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