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立法官委员会实现审判独立的思考

审判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 ,法官独立则是实现审判独立的前提。设立法官委员会可以保障法官的实质独立、身份独立和内部独立 ,因此 ,这是我国实现审判独立的必要之举 ,也是改革审判制度健全法官制度的重要保障。

设立法官委员会:实现审判独立的必要之举

审判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法官独立则是实现审判独立的前提。设立法官委员会可以保障法官的实质独立、身份独立和内部独立，因此，这是我国实现审判独立的必要之举，也是改革审判制度健全法官制度的重要保障。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草案)》的说明——1994年5月5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草案)》作如下说明。 为了建立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法官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从1986年开始进行法官法的起草工作。1988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法官法列入立法规划。几年来,我们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官管理的实践经验,搜集了国外和台港澳地区有关法官制度的资料,并派团赴一些国家考察法官制度。起草工作本着以宪法为依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符合不同单位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的精神,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未来,照顾到现实,井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以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官法。在起草过程中,多次征求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人民法院的意见,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了论证。1991年8月开始,先后在上海、黑龙江、广西、吉林、云南部分法院和海南全省法院进行试点。通过试点,摸索了经验。充实了法官法(草案)的内容。在中央、全国人大的关怀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易稿30多次,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法官法》修订后法官惩戒的程序规制研究——以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度激活为中心的分析

"两非"原则是对法官追责的基本要求,即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依法履职不受追究。司法责任制改革之初创设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度是落实法官追责"两非"原则的重要支撑,为法官惩戒提供了专业评鉴和程序规制,已被新修订的《法官法》所吸纳;但实践中一直进展不大,几被搁置,亟待激活。要在整体把握制度演进的基础上,综合理解新修订《法官法》中"违反审判职责"的含义,并与《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等司法改革文件精神相协调。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内容不仅包括法官是否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没有违反职责,而且还应包括重大过失与案件裁判错误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因此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等。法官惩戒委员会有从专业角度提出审查意见的权力,但不应享有无责、免责或给予惩戒处分的建议权。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组成应坚持专业性原则;在审议程序设置方面,应彰显司法化方式;在与监察机制衔接方面,应尊重法官惩戒委员会的专业审查意见,建立异议和复议制度。在未来的制度发展中,可将职业伦理责任纳入法官惩戒委员会"视情审议"的事项。

关于法官委员会的构建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司法权运作的两大目标。司法从产生起就作为定纷止争的手段，用于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因此公正与效率也应当是现代法院管理机制的终极价值目标。同时，法院管理应当体现司法化、现代化，这就要求法院管理改革必须符合司法特点，要按照审判工作自身规律，以法官为中心，实现对各类审判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管理。另外，法院自身无法突破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框架的某些束缚，法院改革必须客观面对现有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结合实际，寻找一条涌向公下与抻率的帚件徐释．

法官遴选委员会制度构建研究

在确定我国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宏观方向是设立独立的专门机构来负责法官选任的相关工作的前提下,对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的意义、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分级设立、隶属关系、组织结构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在综合考虑政治体系中和司法体系内的分权与制衡关系、保持不同法官选任程序中考察标准和程序的统一性和系统性、机构运作的效率要求、机构可以承担的工作量等因素的基础上,设定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职能范围和运作机制。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官法(草案)和检察官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1994年12月21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法官法(草案)、检察官法(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会后,法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了由部分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意见。同时,法制工作委员会还将草案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有关方面和法律专家,征求意见。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法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很重视,分别对草案作了修改,提出了修改稿。11月30日、12月1日,法律委员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对这两个法律草案联合进行了审议,认为为了加强法官、检察官队伍的建设,提高法官、检察官的素质,保障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行职责,制定法官法、检察官法是必要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修改稿吸收了常委委员和各方面提出的主要意见,基本可行,同时,对法官法(草案)和检察官法(草案)提出以下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修改稿中已作了修改):

论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对法官履职是否构成违法审判提供专业意见,是完善法官惩戒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创新。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定位与职能,学界的建议与实际的制度建构并不完全一致。各地在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过程中,因对其法律地位的理解不深、不透甚至存在偏差,导致其处于“无功能”的状态。作为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在有域外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吸收其有益经验,再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来建构,是制度建设的有效途径。当前,应根据修订后的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明确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在设立主体、委员构成、设立模式上下功夫,并做好与其他职能部门的衔接工作,确保法官惩戒委员会依法建构并保证制度得以顺利运行。

法官惩戒委员会设立与运行的底层逻辑转变

司法责任制改革以来,全国各地相继设立了省级法官惩戒委员会,但其并未发挥异体惩戒的功能,甚至呈现普遍性的功能“虚化”状态。若要发挥法官惩戒委员会的预期功能,则应彻底转变当下法官惩戒委员会设立与运行的底层逻辑。为此,应将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建构基础由“司法化”转变为“职业化”,法律定位由专业咨询主体转变为惩戒决定主体,管辖权范围由“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案”“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转变为违法审判行为,职责配置由审议、建议职责转变为审议、决定、救济职责。

法官遴选委员会中律师代表的职业伦理风险思辨与防范

对法官遴选委员会中律师代表的职业伦理风险防范,应在坚持伦理与专业并重、风险防范系统化和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原则基础上,通过构建系统严密的程序和规范来加以实现。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律师委员的选用和履职的程序机制,其重点在于实行"双库制"和"随机抽选制",从而形成律师委员的"非固定制"。其次则应构建法官和律师双向制约机制,实行与法官之利害关系律师申报并申请回避制度,建立法官与律师日常互评机制。最后则是应当对律师委员违反职业伦理行为予以惩戒。

法官惩戒委员会设立模式的现状、困境和出路——以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为背景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既是主体框架改革举措的进一步落实,也是对主体框架改革成果的进一步巩固。在司法体制主体改革阶段,确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改革的基本框架,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专门负责法官惩戒工作。对此,各地方积极开展法官惩戒委员会改革的实践探索,呈现出不同的法官惩戒委员会设立模式。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现阶段,通过对现有改革实践的分析与评价,法官惩戒委员会应当采用遴选委员会与惩戒委员会分立(职能分立),检察官惩戒与法官惩戒合并(对象合并)的设立模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三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01年6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以审查为中心的法官惩戒程序改造

法官违反审判职责行为严重败坏司法声誉,需要在兼顾审判权自身特点与要求的前提下,追究其法律责任。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陆续设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针对法官违反审判职责行为建立了单独的惩戒机制。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现行法官惩戒制度仍然存在惩戒主体缺乏中立性、法官惩戒委员会功能不彰的弊端。未来法官惩戒制度改革应以审查为中心,着眼于维护法官惩戒程序的中立性,从惩戒标准、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委员组成、惩戒程序的确定性、审查意见内容与效力等方面入手进行程序改造。

法官惩戒委员会认定违法审判责任的困境及其因应

法官惩戒委员会认定违法审判责任具有权力专属性,其正当性在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专门逻辑,并意在防止对司法权的不当干预。惩戒委员会审议范围确定的基准应与司法自由裁量权相链接。不涉及自由裁量权判断的违法审判责任的认定,只需通过查清事实便可作出认定,无需法官惩戒委员会介入。为进一步框定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议范围,有必要澄清《法官法》第四十六条第四、五项与其他各项所涉违法审判责任的关系,阐释第四、五项两种违法审判责任的构成要件。化解法官惩戒委员会认定违法审判责任的困境,应在立法上明确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议是追究法官违法审判责任的前置程序,并强化法官惩戒与纪检监察工作双向衔接,同时还需要细化《法官法》第四十六条第四、五项的具体情形。

论我国司法改革中初任法官选任制度的完善——以广东省试点改革为视角

针对我国初任法官选任制度存在的问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原则上提出了多元招录、法官遴选委员会、标准多元、逐级遴选、适当提高任职年龄等改革政策,并给予地方探索空间。对此,广东省在总结本省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试点改革,在选任模式的区分以及比重,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设置模式、组成与运作程序,遴选标准和程序以及任职年龄和资格等方面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些地方经验为后续的司法改革,乃至《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的修订均提供了有益经验。

进一步完善法官的履职保障

2019年4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新法将于同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法官法自1995年出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订。从具体内容来看,本次修订的重点有二:一是确认和巩固司法体制改革成果;二是全面推进高素质法官队伍建设。

法官责任追究制度考察——以司法责任制为背景

作为司法运行机制关键的法官责任追究机制是近几年司法改革的重头戏。特别是在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度之下,对于法官的追究制度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既要科学设计,达到预期的立法功用,又要防止此制度形成法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高法院经过调研评估,综合各方意见,2015年9月21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全文指出我国法院系统审判职能的权能划分和责任承担,尤其是违法审判责任的认定和责任承担是全文的核心内容。此次出台不仅为我们贯彻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做出了制度设计,又为违法审判责任的追究构造了程序衔接。

司法改革背景下对人大选任法官作用的反思

在当前法官选任中,人大常委会仅能对提名的法官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且大多全票通过,难以充分发挥选任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司法制度改革,人大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合理发挥其在法官选任中的作用,落实宪法赋予的权力。纵观各试点省份的司法改革,不论是司法改革指导意见的制定,还是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设定,人大都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因此,必须回溯到宪法条文关于人大在法官选任中的立法原意,结合《法官法》的具体规定,反思人大在司法改革特别是法官选任中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并通过制度完善促进该功能的实现。

人民法院法官绩效考评制度改革回顾与展望

自1978年以来,受人民法院在不同时期承担的不同任务、中央对人事制度的适时调整等因素影响,人民法院法官绩效考评制度改革历经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至1996年初步展开时期,首次针对法官绩效考评建章立制;第二个阶段是1997年至2013年走向成熟时期,围绕法官的职业性、专业性探索符合审判规律的法官绩效考评制度;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至今全面深化时期,主要措施包括及时调整《法官法》相关规定,加大考评院庭长,重塑考评指标、考评方式和考评结果运用,优化考评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等。改革遗留的问题与改革新要求均预示着有必要继续推进法官绩效考评制度改革。面向未来的人民法院法官绩效考评制度改革在理念上应当秉持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径、坚持公正与效率并重的目标设定、深度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根据中央召开的历次司法改革会议所提要求、法律修改内容,下一阶段的人民法院法官绩效考评改革重点应当从考评模式、考评内容、考评等次和结果运用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论法官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以审判权独立运行为视角

法官是整个司法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直接维系着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对法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全面考察,给予法官及时、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将评价结果运用于法官遴选、任职、晋升等环节,有助于激发法官队伍的内生动力,促进法官自觉提升司法能力和职业素养,从而增进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赖。对法官业绩的评价不同于一般的绩效管理,更应考虑到法官岗位的特殊性。＂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