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官庭外调查权取消论的质疑

赋予法官庭外调查权并不必然违背程序正义和违反控审分离、法官中立等原则。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赋予法官受一定程序规制的庭外调查权,还是实现程序正义的特殊要求或实现法官实质中立的必要途径。因此,主张取消我国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论调是值得商榷的。

论我国法官庭外调查证据的范围——以刑事诉讼为中心

法官拥有庭外调查权是刑事诉讼奉行职权主义的一种表征,其法理基础在于发现案件实体真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范围并无明确的限制,混淆了控、辩、审三方的职能,有违现代诉讼之控审分离、法官居中裁判的原则。为了达致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最佳平衡,应从两个层面对法官庭外调查证据的范围进行规制:形式标准,范围限于已出示的实物证据,排除言词证据;实质标准,证据必须具备关联性、必要性和可能性。

我国法官庭外调查权的存废与适用

法官庭外调查权存废是学界争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但从刑事诉讼目的论和追求案件实体真实等角度分析,法官庭外调查权在当下中国存在理论和现实基础。当前,我国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行使存在一些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和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规定,大大限制了法官庭外调查权的适用。在适用法官庭外调查权时,法官庭外调查权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和方式、控辩双方参与以及法官取得证据的效力和质证等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刑事诉讼中的法官庭外调查权

法官的庭外调查过程是对证据的认证过程,是一种自向证明的过程。法官的庭外调查权也即法官履行裁断犯罪行为是否成立的职责,享有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的权利。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经过改革后,仍然保留了法官的庭外调查权,这是由于其在我国有一定的确立基础,受到我国历代审、侦一体化立法模式、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等的影响。尽管法官的庭外调查权有其存在合理性,但是在立法、执法各个方面都有其弊端。建议立法应要在法官的执法素质和检察院的监督力度上有所加强。

家事审判中法官庭外调查制度探析

近年来我国家事审判改革逐渐启动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家事诉讼追求实质正义司法理念功能之发挥。具有职权主义色彩的法官庭外调查制度在家事审判中的运用则有利于克服家事案件当事人举证困难、追求案件实体公正与维护社会公益的作用。为了取得良好的家事审判效果,应准确界定家事案件的特性并从原则、证据效力规制与辅助制度三个主要方面来完善我国家事审判中的法官庭外调查制度。

刑事法官庭外调查权的再认识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赋予了刑事法官享有庭外调查权。文章对现行规定予以剖析,使读者明确法官行使庭外调查权的前提是对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产生质疑,难以判别真伪。同时,庭外调查权行使的路径有先后顺序,只有当举证责任主体穷尽手段仍无法证明证据真伪性时,法官才能行使庭外调查核实权。

刑事法官庭外调查活动的初步研究

刑事法官的庭外调查活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法官的身份定位、可能受到的追责压力,以及控辩双方无法提供必要证据的现实,使得法官进行庭外调查活动成为一种必然。要正确认识法官的庭外调查活动,需要从庭外调查活动的性质、所涉利益主体和程序设计等角度进行理论解读。对于法官庭外调查活动的未来发展,其性质界定是基础性问题,所涉利益主体与程序设计决定其未来发展空间,而法官自身定位、可能受到的追究、控辩双方取得证据的能力,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庭外调查权”的思考

我国刑诉法赋予了法官庭外调查权,法官的庭外调查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和保障无辜者不受追诉。但有关规定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庭外调查程序的启动任意性较大,容易导致法官中立性的缺失,亟需完善。

法官澄清义务研究

法官澄清义务以发现客观真实为目的，以法官的积极作为为表现形式。澄清义务由法官对辩方的诉讼关照义务、对控方一定的释明权、法官庭上积极的查证责任，以及庭外调查取证责任组成。在我国现阶段研究澄清义务，有助于体现审判中心主义原则，扭转法官在庭审中不合理的倾向性，提高简易程序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保证法官变更诉讼罪名的合理性。未来澄清义务将强调协助性和补充性，淡化义务色彩，成为对被告权利的有力保障。我国法官履行澄清义务应作为检察机关履行证明责任的补充手段，在不改变原证据构造的前提下对存疑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官应积极履行关照义务，特别是基本权利告知义务。辩方申请法官收集对己有利的证据，能够证明证据存在并提供取证线索的，法官应尽量允许。增加法官庭外调查言词证据的手段，强化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配合法官取证的义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困境分析

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行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排除非法口供、遏制刑讯逼供带来了新的希望,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审理、法官的庭外调查以及二审的救济机制四个角度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中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