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行为转换的法官裁量标准

无效行为转换是一种导致无效法律行为再生的法律机制,法官在适用时的裁量空间很大,为了规范起见,应设定适当的裁量标准,可以概括为解释先于转换、无效行为适格和不得悖于真意等裁量标准。这些标准均立足于意思自治的原点,从不同侧面显示出意思自治对无效行为转换的约束,从而构成法官裁量的标;位根据这些标准,法官在个案中必须最大限度地探究当事人的本意,并尽可能将具体的行为目的和利益状况纳入考虑范围,从而使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确如当事人所愿。

法律推理视角中的法官自由裁量

法官自由裁量客观存在于法律推理过程中;审判三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分别蕴涵着法官对适用法律和案件事实的自由裁量;在实质法律推理中法官通过价值判断进行自由裁量。

精细司法与法官自由裁量

个案公正是在尊崇理性形式法的前提下,按照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对个案整体进行综合性价值考量,从而作出恰当性处理的司法过程。个案公正的实现依赖法官对个案正义问题的敏感度,也依赖于法官在制度框架内的勤勉程度。个案正义的实现需要司法精细化,而司法精细化需要法官能动地运用自由裁量。法官是戴枷的舞者,法官不能戴枷不舞。

法官裁量与中国刑罚体系的完善

刑罚权,是立法权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刑罚制度和人权制度。江苏省高级法院最近公布施行了刑事审判中的《量刑指导规则》,引起了司法界和法学界的争论。确定量刑标准必须考虑物价、地域、历史、形势、政策、物价、民心、法官素质等因素,属于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应属最高法院行使,但中国刑事审判特别是经济犯罪审判长期存在着量刑轻重混乱的情况。江苏高院的做法只是将一直享有具体案件的裁量权和具体标准的适用权规范化成文化而已,这主要是最高法院指导全国刑事审判的失范造成的。可考虑放宽刑法中的量刑标准、减少死刑等,以及设置司法解释审查机制,编制全国量刑通报,同时必须加强法官判案释理和强调法官独立。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与法官自由裁量制度分析

对如何确定赔偿数额——这个既是热点、疑点,又是难点、重点的问题,至今尚未能形成众所普遍认可的比较科学、客观、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如何客观地评判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中的法官自由裁量行为,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论西方法官自由裁量思想的发展历程

法官自由裁量思想探讨的是司法实践中法律规则与实施法律的人之间的关系,它贯穿了整个西方法律思想史并存续至今。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法官自由裁量思想主要体现为基于对法律局限性的认识,出现衡平思想并得以传承和发展。近现代法学流派对待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与否、权限大小和怎样运行,有保守、激进和折衷三种态度。西方法官自由裁量思想以是否承认法律存在局限性为理论前提,各流派不同程度的论及了影响法官自由裁量的因素。

裁判文书改革与法官自由裁量

裁判文书改革是近两年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官自由裁量是司法权行使的重要体现,也是司法改革的关注点。裁判文书改革对法官正确自由裁量意义重大。改革后裁判文书应该从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两方面体现并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

民商事案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15号指导案例为例

2013年1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指导案例15号,即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法院在裁判时类推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涉台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协调和解决

两岸民商事交流的日益频繁显示出了一种趋势，而这个过程中同样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由于相互间法律法规的差异，在交易交流过程中通过相互磋商仍不能达成统一的案例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个案变通方式协调解决冲突是最直接有效的，而这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显得尤为重要。

论民事审判中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的意义在于克服制定法的局限性，实现个别性，保证法律的灵活性，避免突变性。行使自由裁量权是有条件的，应当在司法实践中总结出一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实事求是原则、合法性原则、公正性原则、适当性原则、参照先例原则、考虑相关因素原则等等。

举证责任分配自由裁量权研究

举证责任分配是我国证据法学理论与实务中的难题。如何准确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特别是在裁判的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显得尤为重要。

量刑建议制度刍议

长期以来，刑事审判的量刑权一直被视为法院的专项权力，量刑不公开、不透明、不规范带来的量刑失衡，加上我国刑法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的量刑幅度过大，使司法实践中，出现罪情基本相同的案件，在不同地区、甚至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法院、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乃至同一法官在不同时间上，其判决均存在一定差异的现象，这无形中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影响司法公正和公平正义的实现。

中国古代法官自由裁量制度的发展脉络

自由裁量是指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法无明确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执法者依照法的原则和精神，并结合具体实际所作出的一种自主判断。它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在古代即已广泛存在。这不仅存在于行政执法中，也存在于司法实践中。从历史来看，司法制度中的自由裁量主要是法...

对我国犯罪附随后果立法实践的审视与重构

犯罪附随后果涉及对犯罪人基本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对这些个体有深远影响。犯罪附随后果是必要的预防再犯、保护社会的手段,但随着其运用日趋严厉,它逐渐成为犯罪人的沉重负担,背离了预防犯罪的目标。为改善立法过度设立的问题,需要限定有设立犯罪附随后果权力的规范性文件类型,规定再犯风险的实质条件和相关性要件,并以法官裁量且有期限型附随后果为原则。

最接近规则:证人特殊作证方式的选择——兼评新《民事诉讼法》第73条之规定

我国证人不出庭的特殊作证方式,30年来经历了由单一化到多样化的发展过程,使法官在其中作出选择成为必要。依学理分析,证人特殊作证方式可分为单向叙事、双向交流、多向交流三种类型,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接近直接言词原则。法官的选择应有一定顺序,根据证人作证条件和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按照最接近直接言词的规则确定证人不出庭情况下的具体作证方式。

诉讼调解异化原因辨析——以“调审分离论”为对象

"调审分离论"认为,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内合调解与判决之间的矛盾,存在结构性缺陷,故应将调解从审判制度中分离出来。本文的分析说明,诉讼调解制度中的法官自由裁量与依法审判、当事人的自愿与法官强制、让步患诉与权利保障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否就是诉讼调解制度在实践中异化的原因,是值得追问的。

裁判方法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司法实践中,法官依据法律、斟酌情事进行自由裁量,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在一些重大、新型案件的裁判上,法官裁判的思维进路受到社会各界广为关注。近一段时间,个别案件的判决引发各方争议,甚至广受诟病,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法官在裁判方法上的偏差,或者说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方法论上的失误,无疑是一个值得检讨的重要方面。在现代法治条件下,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受到正确裁判方法的约束或指引。在这些"铁律"面前,法官的"自由"裁量其实是"不自由"的。就民事审判而言,法律推理的严密性、请求权基础的准确性、法律解释方法的妥当性,笔者认为应当是最为重要的三个问题。

论中国反垄断群体诉讼模式的选择

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和公益诉讼规则虽已构成我国反垄断群体诉讼的制度基础,但未解决众多垄断受害人积极参加反垄断群体诉讼的问题,因此推动反垄断法实施的动力不足。为此,我国反垄断群体诉讼制度建构应采用选择加入制、选择退出制、禁止退出制等多元模式,具体适用时由法官根据救济类型、诉权保护和诉讼效率等因素裁量确定采用何种模式,在具体规则方面需以诉讼激励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讼程序机制保障之。

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

法官裁量正义的充分实现面临困境裁量正义的实现与法官个体素质、法治文化背景、司法运行机制、司法技术发达程度等因素息息相关。从法官自由裁量的行为过程和结果呈现来看,当前法官裁量的正义性主要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质疑。第一,判决的说理性不足引发对法官自由裁量合理性的质疑。法官自由裁量的说理性不足主要是指大量的裁量说理形式化、简单化。

构筑于人文价值之上的精神损害赔偿略论

多年以来 ,经过我国学术界不懈的探讨以及司法实践 ,虽然在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进展 ,审判实践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但是 ,我国目前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不够成熟完备 ,尚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文章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人文内涵和价值追求的角度出发 ,对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基本概念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