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官庭外调查权取消论的质疑

赋予法官庭外调查权并不必然违背程序正义和违反控审分离、法官中立等原则。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赋予法官受一定程序规制的庭外调查权,还是实现程序正义的特殊要求或实现法官实质中立的必要途径。因此,主张取消我国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论调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法官庭外调查权的存废与适用

法官庭外调查权存废是学界争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但从刑事诉讼目的论和追求案件实体真实等角度分析,法官庭外调查权在当下中国存在理论和现实基础。当前,我国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行使存在一些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和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规定,大大限制了法官庭外调查权的适用。在适用法官庭外调查权时,法官庭外调查权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和方式、控辩双方参与以及法官取得证据的效力和质证等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法官的证据调查权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我国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应当在借鉴二者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即证明责任可以分为实体层面的证明责任与程序层面的证明责任。以此为依据,法官行使证据调查权的行为并非其履行证明责任的表现,而是一种职权行为,因此应当符合程序中立原则的要求。为防止法官产生不利于当事人的偏见。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庭外调查权”的思考

我国刑诉法赋予了法官庭外调查权,法官的庭外调查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和保障无辜者不受追诉。但有关规定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庭外调查程序的启动任意性较大,容易导致法官中立性的缺失,亟需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法官庭外调查权

法官的庭外调查过程是对证据的认证过程,是一种自向证明的过程。法官的庭外调查权也即法官履行裁断犯罪行为是否成立的职责,享有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的权利。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经过改革后,仍然保留了法官的庭外调查权,这是由于其在我国有一定的确立基础,受到我国历代审、侦一体化立法模式、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等的影响。尽管法官的庭外调查权有其存在合理性,但是在立法、执法各个方面都有其弊端。建议立法应要在法官的执法素质和检察院的监督力度上有所加强。

刑事法官庭外调查权的再认识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赋予了刑事法官享有庭外调查权。文章对现行规定予以剖析,使读者明确法官行使庭外调查权的前提是对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产生质疑,难以判别真伪。同时,庭外调查权行使的路径有先后顺序,只有当举证责任主体穷尽手段仍无法证明证据真伪性时,法官才能行使庭外调查核实权。

古代审案官员司法调查权溯源——以秦汉爰书为背景

中国古代审案官员司法调查成制于秦汉,秦汉爰书的相关记载可以成为现代法官调查权研究的溯源之本。爰书内容全面反映了秦汉审案官员司法调查以被告人口供、控告人陈述为中心、注重对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调查以及详查细勘获取客观性证据等特点。这些特点经后世演进、改良,形成彰显中华法系特色的司法制度。至今,古代司法调查权的某些特点仍明典于律文或暗行于实践。通过对古代审案官员司法调查权的研究,可发掘现今法官调查权存在问题之成因,亦能为完善法官调查权提供制度之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