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法定主义现状与应对策略研究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提出并被各个国家所接纳,其存在的价值意义不可否认。同样在我国,践行税收法定主义也具有主客观的必要性,这是由我国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决定的。而目前,因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征税执法不严等现状,贯彻税收法定主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本文欲以税收法定主义为研究对象,对其理论基础与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格权法定主义的讨论

人格权法定主义是当前我国民法体系中对人格权的设定方式,兼具法定性与开放性。应对人工智能在现在以及将来对社会产生的诸多影响,采取人格权法定主义较为稳妥。因此,为规制人工智能这类新型技术,不应排除未来法律上进行人格权的拟制,法定主义优于非法定主义,通过人格权法定化是合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有效路径。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与公共利益维护

为切实维护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公共利益,法定主义提出应警惕来自司法途径的新型知识产权创设,但针对是否也应防范来自立法途径的新型知识产权创设,既有理论分歧较大。通过对该问题做较细致的分析,以及通过返回法定主义的理论起点,尝试提出一种全新的法定主义理论构想,这是对原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论税收法定主义

笔者对“税收法定主义”加以语义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引起立法者对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视，并希望能在在适当的时机将其明确在宪法条文中，从而对我国的税收法治的完善有所裨益。

物权法定主义研究

物权法定主义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学者们对其褒贬不一。本文在探究其内涵及产生根源的基础上 ,认为物权法定主义并不违背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 ,物权法定主义在我国物权立法中应当得到坚定的坚持。

论税收法定主义之内涵——对日本学者金子宏学说的一点质疑

日本学者金子宏在《租税法》一书中 ,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 ,合法性原则和手续之保障原则”等四项 ,该观点值得商榷。从三个方面可以证明税收法定主义所解决的是税法中的实体问题 ,而非程序保障问题。这三个方面是 :该原则的目的是反对政府无故剥夺国民财产 ;税收法定主义的诸多功能来自对政府征税的要求进行约束 ;程序保障包含于税收法定主义将使得该原则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因此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只应包含税种法定、税收要素确定这两个方面的实体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的逻辑及其在我国的实现

现代社会中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原则而被各国所接受或采纳。税收法定主义旨在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本质要求在于以法律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和公民在税收立法上的广泛参与。以此为对照,我国在税收立法实践中并未实行税收法定主义。我国目前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条件已逐步成熟。应在宪法中全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完善税收立法,以及在税收立法中实行听证制度。

司法能动、法官造法和知识产权法定主义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作为私法体系的一种结构性原则,其理论基础同于物权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础。历史地看,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与司法能动关系密切。坚持知识产权法定主义,推不出来应当反对司法能动,限制法官造法的结论。

税收法定主义之演绎逻辑与落实路径

税收法定主义之精神实质在于国家征税应获得人民的同意。基于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信赖,该种精神实质被片面地演绎为规范和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并由此遭遇实践中的困境。为此,必须重新检视税收法定主义之演进路径,将税制公平纳入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在我国税收立法权受行政权侵蚀严重,纳税人之税负不公已近极限的视域下,落实税收法定主义必须坚持限制行政机关征税权与规范人大税收立法权两条并行的路径。实现税收立法权自行政机关向全国人大的移转,同时着力于正当税收立法程序之构建,以充分保障纳税人的立法参与权与表达"同意"的权利,从而促进税收良法之产生。

物权法定主义及其当代命运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是物权法定主义之要义。但是,物权法定主义过于僵化,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故对物权法定主义应采取缓和态度。物权法定主义之"法"应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能依习惯创设物权;物权法定的内容仅包括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禁止类推适用。

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阐释

从宪法视域来看,税收法定主义具有特殊的规范意涵,它是宪法价值在财税法中的具体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纳税人权利,既是宪法基本权保障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税收秩序的宪法圭臬。税收法定主义蕴含着深刻的宪法精神,与现代宪法的民主理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关联,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法治精神不断形成和完善的历程。在宪法文本上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渊源,并选择合理的税收法定主义模式,是构建税收法定主义必不可少的宪法要件。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缓和——兼对《民法总则》第123条条文的分析

《民法总则》第123条通过列举知识产权客体的方式,对知识产权进行了概括性定义。该条确立了知识产权类型的"7+N"模式,即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商业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这7种权利,再加上代表"N"的兜底款项。不过,这一兜底款项采取严格的法定主义,排除了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创设新的知识产权类型。因此,司法实践中要进行扩张性立法解释,并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工作,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权利体系。

论支配利益的多样性与物权法定主义之协调——以罗马法役权制度为角度

在罗马法上,当役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而具有了他物权的性质的时候,物权法定主义便随之确立。由此,物之支配利益的多样性与物权法定主义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为了协调社会需求与法律需要之间的矛盾,罗马法向我们展现了诸如详尽细化、适度抽象等一系列物权法定主义的役权法律技术。这些法律技术促成了罗马法役权基础上用益物权体系的建立,为近代大陆法系民法所借鉴,并对我国物权立法具有启迪意义。

论知识产权法定主义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知识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知识的公共性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是一对矛盾,为了协调这一矛盾,本文提出了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即知识产权的种类、权利的内容以及诸如获得权利的要件及保护期限等关键内容必须由成文法确定,除立法者在法律中特别授权外,任何机构不得在法律之外创设知识产权。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政府税收立法权的界定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首要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税收要素、税收程序基本方面的立法权都应由议会机关保留。政府部门只有对税收程序中的具体问题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即使在授权立法的情况下,对政府部门的授权也只能针对个别、具体的事项。

从程序法定主义到程序人文主义——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发展述评

如果说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是一部实践技术法典,1975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则是一部诉讼艺术法典。1806年法典的立法者受当时诉讼理论空白的局限,忽略了对诉讼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定的制定,仅为抵御法官裁量恣意制定一系列枯燥和复杂的程序规则,造成法典的法定主义和形式主义特征。1975年法典制定时,诉讼法学已处于成熟阶段。立法者在法典开篇之处规定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并且引入程序合作主义理念,改变了诉讼程序中传统的自由决斗性质,而将诉讼定义为法官和各方当事人共同合作寻求纠纷解决的领域。从20世纪末开始,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发展则更为强调追求纠纷的人性化解决,倡导当事人参与纠纷解决,鼓励他们基于合意寻求纠纷的协商解决,由此形成法典的新特征——程序人文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应成为我国税收改革的指导原则

税收地位的确立是财产权与其本身的派生形式──政治权力之间在几千年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二者的斗争与妥协贯穿了人类经济、社会制度变迁的始终。在现代社会，税收的法定主义原则是为适应市场经济，保护财产权免受政治权力的干扰而得以最终确立为税收的基本原则。市场竞争的主体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是市场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税收法定主义理应成为我国税收改革的基本原则。

劳动关系建立的法定主义方式——以解释论为视角

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劳动关系的建立至少存在两种情形是用意定主义方式无法解释的,双方合意并不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唯一方式。究其深层次原因:劳动关系不仅仅是债的关系,这就为劳动关系建立的法定主义方式奠定了基础。以法定主义方式建立劳动关系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法律的不合理规定在现实中的体现,另一种则是现实中的不合法行为在法律中的反映。至于罪犯劳动的问题,无论以哪种方式,罪犯都不能建立劳动关系。从立法目的上来看,我国应当遵循以意定主义方式建立劳动关系为主,法定主义方式建立劳动关系为辅的协调模式,追求意定主义方式建立劳动关系的极端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论物权法定主义与私法自治

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是物权立法的基石。物权法定主义与物权法的制度价值和规范设计密不可分。物权法中虽多强制性法律规范规则,但物权法定主义并不排斥私法自治,仍留有当事人自由形成其权利义务的空间。物权自由主义的观点不符合物权立法的目的。

组织法定主义视野下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实行监察体制改革,组建监察委员会,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改变了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体系,创设了新的国家机关,并且对既有国家机关的权力进行了重新配置,引起了既有组织法律体系的大幅度变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当立法先行。作为涉及到宪法体制的国家机构调整,不是一部《国家监察法》所能完成的,必须按照组织法定主义原则,修改宪法,制定《监察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产生、组成和职权,理顺国家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从组织法上保障国家监察机关依据《国家监察法》规定的监察任务、权限和程序履行法定职责,实现国家监察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