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辨析——基于新《公司法》《民法典》和《反洗钱法》的视角

随着国际反洗钱监管规则的日趋严格,我国反洗钱监管标准水涨船高。近年来,在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尽职调查领域,主要呈现了从识别法定代表人到调查实际控制人、受益所有人的重要变化。但是,目前研究界和实践界对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的辨析研究比较有限,对法人代表、最终实控人和最终受益人缺乏对比分析,特别需要系统地辨析几者的区别与联系。通过弥补这一相对空缺的领域,从新《公司法》《民法典》和《反洗钱法》等视角理解几者的要求、演化和延续,提出“名义—实际—最终”的公司客户身份识别脉络,并对未来反洗钱管理提出展望建议。

见微知著:新《公司法》中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务实变革

面对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法定代表人制度所产生的选任范围过窄、委任辞任机制不明确、变更登记难等问题,新修订的《公司法》对此作出有针对性的修改和完善,重新形塑了已显僵化的法定代表人制度。所涉修改主要分散在《公司法》第十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等,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在选任范围上,扩大至所有执行董事和经理,但不应包括以履行监督职能为主的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二是在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关系上,明确了法定代表人可单方辞任、公司可决议解任、允许法定代表人短暂空缺、公司负有及时补任义务等规则;三是在章程记载事项上,将记载“法定代表人”修改为“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变更办法”,从而克服因公司章程修改障碍而导致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困境;四是在法定代表人登记问题上,明确凭公司决议变更、变更后新法定代表人签字等规则。为落实新法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应进一步调整公司登记的具体规则,简化登记的材料要求,容许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

公司治理中法定代表人的“权责核心”地位及其纯化

我国施行单一法定代表人制度,由一名自然人掌握公司的对外代表权和内部经营管理权,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权力与责任的核心”地位。法定代表人的这一法律地位不但与公司治理的分权制衡理念相悖,而且引发争夺公司控制权、法定代表人变更、越权代表等纠纷,危及公司经营管理秩序和经济利益。公司立法应当回应实践要求,摆脱“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代表说”下“同一人格”理论的影响,明确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意思表达机关的法律地位与义务,赋予公司选择单一或多元代表模式的自治空间,基于委托关系完善法定代表人退出机制,通过登记公示技术使公司对代表权的限制发生对抗效力。

出门旅游一次,智障患者莫名成了一家公司法定代表人

北京之旅结束后,王泽钟也被他们平安送回盖州。然而过了一阵子,王泽钟一家却陆陆续续收到了许多来自法院的法律文书,他们看不懂,也不明白这些文书都是什么意思,只是疑惑:“怎么出趟门,就惹上这么多官司?一定是被那几个亲戚骗了!”

法定代表人招用的人员是否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案情】王某于2022年7月经人介绍与北京某软件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邵某结识,邵某得知王某正在找工作,便邀请王某为其工作。王某自2022年8月1日起接受邵某的安排,其主要工作内容为驾驶某软件开发公司名下车辆在邵某有应酬时负责接送、帮助邵某家人采购生活物品、定期接送邵某父母去医院复查等,邵某按月向王某支付劳动报酬,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2023年4月,邵某告知王某其父亲准备回老家一段时间,所以暂时不再需要人帮忙了,要求王某另找工作。王某表示拒绝并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某软件开发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

诉讼风险与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检验

本文从诉讼风险的视角,探讨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内在动因及其经济后果,从而将我国所独有的法定代表人制度融入现有的公司治理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当企业的法律诉讼风险更高时,实际控制人更有可能通过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以规避自身的连带责任。进一步检验得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高、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越多、企业所在地区法治水平越高,实际控制人面临诉讼风险时越可能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本文还发现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会将风险衍伸至股票市场,增加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以上证据表明,企业实际控制人转出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行为动机更符合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假说,一方面拓展了法与金融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直面我国独有的法定代表人制度,为法律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应用提供了经验价值。

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涤除的实践困境与规范重塑

在法定代表人登记涤除纠纷中,法院往往在受理、裁判、执行的各个阶段面临困境。公司与法定代表人“同一人格”理论以及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因身份重叠而形成的“权责核心”地位,使商业实践与司法实践忽视了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真实关系,使审判陷入困境。基于公司意思表示的可分离性及公司治理分权制衡的特点,法定代表人是具有登记外观的代理人,其功能是对外代表公司,而不是掌控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形成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关系,公司享有设立多名法定代表人的自治权。

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与审计师风险应对——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分析

基于中国特色的法定代表人制度,以2006—2021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是否引发审计师的风险应对行为。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企业,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费用。机制检验发现,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后,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大股东资金占用显著增多,使得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以应对企业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内部控制质量、非控股大股东、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负向调节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与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对资本市场投资者识别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变动产生的风险变化具有借鉴意义。

被公司挂名法定代表人,员工可诉请判决涤除

小保:我所在公司因经营状况恶化,无人愿意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为了给自己留下逃避法律责任的后路,事先没有告诉我更没有经过我同意,即将作为普通员工的我挂名为法定代表人,事后我也从未参与过公司领导层的实际经营和管理。在得知真相后,我曾要求公司“下架”我的法定代表人,但公司却我行我素置之不理。请问:我能否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法定代表人制度修改背景下中小银行法定代表人“角色困局”及其解决对策

在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修改背景下,我国中小银行法定代表人同时兼任机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这三种角色在中小银行经营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不同且每种角色在当前公司法制和监管环境下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制约机构健康运行的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是中小银行长期存在的公司治理问题在法定代表人制度上的缩影。解决中小银行法定代表人问题也须纳入公司治理法治和监管框架体系内。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在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处于系统性修订的关键时刻,除了紧跟《公司法》修订步伐,及时构建符合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规律且契合本行实际运营情况的法定代表人选任、披露和退出制度外,还应有效提升法定代表人相关制度的有效性。

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判定与责任承担

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是法定代表人超越其代表权限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公司法》第16条系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法定限制,并未直接提供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合同效力判定的思路。在“代表权限制说”下,相对人与公司签订担保合同时应对法定代表人权限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若相对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则判定其主观善意,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构成表见代表,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公司需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反之,若相对人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则判定其主观上非善意,除非公司追认,否则合同不对公司发生效力。此外,基于公司并不具备缔约人身份,为保证过错承担的可行性与标准严格性,应坚持“否定说”,即公司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亦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以保证公司及股东与相对人利益的衡平,营造良性的市场融资秩序。

意思表示视阈下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认定

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担保的效力认定,不论在学界抑或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大争议,且时至今日尚未达成共识。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尤其在《民法典》已经出台、民商合一体例已成定局的背景下,回归民法本源,从公司这一商事主体的意思表示出发分析其对外担保意思并据此判断担保合同的效力正当且合理。立足于公司意思表示,需拆解担保合同中公司方的意思形成和意思表达,结合意思表示瑕疵解释规则,重新认定对外担保的合同效力。

公司法定代表人之代表权研究

法定代表人制度诞生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指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代表公司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权益,按照公司的意志行使公司权利,法定代表人在公司内部负责组织和领导生产经营活动,并对公司负责,对外代表公司,处理一切民事活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功能、性质附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现行《公司法》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急切需求,需要我们重新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做出研究。

论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中相对人善意的认定

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问题经历了合同效力解释论向越权行为归属论的转变,从依据《公司法》第16条直接判定担保合同效力,到根据表见代表规则区分相对人是否善意认定越权代表行为效果归属,相对人的善意认定问题最终成为判断越权代表行为效果归属的关键。因理论界及实务界对善意实体认定标准及程序认定标准存在分歧,导致同案不同判的司法乱象依然存在。应明确相对人善意的实体认定标准为“不知道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重大过失的判断应以类型化的外观事实为基础;善意的程序认定标准为通过履行合理审查义务实行有条件的善意推定,并根据相对人审查能力的不同综合认定,合理审查的内容为外观事实是否适格。

“新世界”领路人 侯教海 华润啤酒(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 贵州金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大事件时间轴】2月7日,金沙酒业2023年第一次干部大会上,侯孝海从产业地位、技术质量、团队建设三个方面对金沙酒业的未来布局进行了定位与规划。3月24日,华润啤酒业绩说明会上,侯孝海透露,华润啤酒将持续做强啤酒高端化,持续提升高端啤酒占比,并用三年时间做大非啤“基本盘”。

挂名法定代表人可能涉及哪些刑民行风险

什么是法定代表人依照《民法典》和《公司法》有关规定,法定代表人应由公司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是代表企业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全面负责,在行使职权时,代表公司独立对外享有民事权利,主要包括对外签字权、财务控制权、参与诉讼权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担任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掌控了公司的核心权力。与此同时,如果违反了法律法规,则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论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对公司的效力

在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不应当仅凭借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即认为其有相应的代表权限,《公司法》第16条实际上已经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提出了明确的法定约束。在公司决议无效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担保合同即为越权。同时,相对人实质上也有义务审查法定代表人的相关授权依据,用以判定相对人的善恶意。相对人的审查对象也应当由立法作出明确的规定包括公司章程和公司决议等相应文件。而其审查标准应当是谨慎的“形式审查”。如果相对人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则应当判定相对人为恶意。此时,公司不承相应的责任,由法定代表人和相对人予以分担责任。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单一法定代表人模式的潜在风险与制度破冰

法定代表人模式是指法定代表人产生、构成及对外其行使职权的方式。法定代表人可分为单一法定代表人和复合法定代表人两种模式。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继续实行单一法定代表人模式存在一定的风险:即无法避免"大股东"控制现象,容易导致分权制约机制的虚设,导致委托代理的道德风险,难以快速适应产教深度融合的客观需要。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法定代表人模式的制度破冰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其破冰的实质,并不是要否定现行单一法定代表人模式,而是要从根本上突破现有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局限,根据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不同类型,选择适合其发展的法定代表人模式,即复合多元法定代表人模式,以弥补单一法定代表人模式存在的缺陷。复合多元法定代表人模式,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一是单一法定代表人模式和复合法定代表人模式并存,二是复合法定代表人模式的具体形式多样。

法定代表人的不良权力行为危害严重

资料显示，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济南市审计局共对市属国有工交企业审计了１３４户（次），查出各类违纪违规金额共计４０７３２万元。其中，１９９５年查了４８户共２４１６万元，１９９６年查了５２户共１７５２５万元，１９９７年查了３４户共２０７９１万元。１９...

法定代表人与其公司有无劳动关系:由几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根据劳动关系的从属性标志、法定代表人在公司中的地位以及其与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关系,制定法定代表人应当归属于用人单位而不归属于劳动者。因而,对于法定代表人薪酬争议,应当定性为委托经营关系中的经营薪酬债权争议,适用民商法处理。我国劳动立法应当对劳动关系、劳动者、用人单位、雇主代表等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的雇主代表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归属关系作出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