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法上配偶法定居住权立法研究

我国《继承法》在配偶继承利益保护中存在制度性设计缺陷,与当代各国逐步提高配偶的继承地位、扩大配偶的继承份额的继承法发展趋势不符。两大法系很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居住权或优先权。法国、美国关于配偶居住权的规定对配偶生存利益的保护较为周全,值得我国借鉴。我国继承法修改过程中,应明确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法定居住权,并对生存配偶法定居住权的成立要件、必要限度、权利丧失情形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从而在切实保护配偶继承利益的同时实现继承人利益的平衡。

继承法上配偶法定居住权与后位继承

最近有学者明确提出继承法上配偶法定居住权,指在被继承人死亡后生存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法定居住权。后位继承是遗产利益在继承过程中需要发生多次转移的产物。在婚姻住房作为遗产的情况下,两者的制度安排极为相似。但实质上两者在权利属性、立法理念、制度功能等方面均存在重大差别。明确两者的关系能够为继承法修订中的制度选择提供重要依据,在《物权法》尚未对居住权作出规定的情况下,不宜规定继承法上配偶法定居住权,但在遗嘱继承中可先规定后位继承。

论法定居住权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称《物权法》)在千呼万唤中出台了,这在中国立法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但欣喜之余却有些微遗憾,就是《物权法》没有规定居住权制度,更勿论对法定居住权进行规范。在物权社会化的世界趋势下,社会公共利益日显重要,而在建立和谐社会的世纪号角声中,弱势群体的保护应该奏出最强之音。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广义的物权立法框架中确定法定居住权制度,并使其定义、性质、法律关系的内容在法律上有所反映,从而实现法律保护弱者利益的目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物权法体系。

法定居住权制度的法理基础与类型化展开——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

住房问题是我国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建设多方位的住房保障体系,《民法典》增设了居住权。居住权制度让合同和遗嘱设立居住权的方式得到了立法上的认可,但是现如今的居住权设立方式存在局限性,性质也含混不清,并不能达到保障特殊群体居住权益的立法目的,因此需要对居住权进行完善。在完善层面,设立具有人役性的法定居住权来完善居住权制度。在居住权的具体类型方面,以婚姻、监护和赡养关系中的居住权为主。考虑到我国还有拟制型的人身关系,法定居住权制度应当纳入这些拟制型的人身关系。

法定居住权立法探究--兼论《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完善

增设居住权是《民法典》的一大亮点,但是《民法典》仅在物权编总则部分规定了意定居住权,而未规定法定居住权,这是居住权制度一大缺憾。我国司法实践已有法定居住权的适用,且在适用范围上突破了传统法定居住权只适用于婚姻家庭领域的局限。法定居住权入法是法律和现实的需求,具有现行法律制度无法比拟的优势,从性别视角分析更有利于女性利益保护。《民法典》应在物权编和婚姻家庭编分别规定社会保障型法定居住权和家庭保障型法定居住权。

论我国法定居住权制度之构建——兼评《民法典》物权编中的居住权条款

自罗马法以来,人役权体系下的居住权便承担了保护弱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我国《民法典》首次将居住权纳入物权编,然而《民法典》只是针对意定类型的居住权进行立法,却忽视了居住权的法定设立类型,即法定居住权。而法定居住权制度的立法在我国存在必要性。本文基于法定居住权案例的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类型化的通过法官判决生效的居住权,由此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将居住权的效力法定化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法定居住权制度在我国立法历史上曾经初现端倪,然而之后的居住权制度全面废除终止了这一项进程,并且德国、法国、英国、美国都存在法定居住权制度或类似制度的立法和司法经验,我国在未来修订《民法典》物权编时可以吸收借鉴这些成熟经验,构建法定居住权制度。

论法定居住权的设立及其实现路径——以《民法典》第366条~第371条为中心

由于意定居住权自身存在无法消弭的弊病,而《民法典》又未明确规定法定居住权,这可能会使居住权制度的增设目的落空。为发挥居住权保障弱势群体居住利益之功能,可从目的性扩张解释、物权法定原则以及保障性居住权之本质等方面肯定法定居住权设立的正当性。法定居住权由人民法院通过裁判形式设立,这不仅存在法律根据,也有相应的理论与实践支撑。囿于法定居住权具体构成要件之阙如,而理解、解释与应用是《民法典》生命得以延续的重要方式,为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通过解释路径建构法定居住权的各规范要件,以弥补法定居住权构成要件的适用空缺。

《民法典》居住权的三层构造之解释论

《民法典》居住权呈现出结构化、层次性和价值多元的特质,但其制度设计未适当提取公因式,有待透过宽松的解释立场,完善和充实其三层法律构造的具体细节。《民法典》第366-370条形成第一层构造中的合同居住权,对其主体、客体、权能、消灭事由应该采取文义解释、目的性扩张、目的解释及体系解释等不同解释方法,在恪守物权法定原则之外有效保护契约自由。《民法典》第371条形成第二层构造中的遗嘱居住权,其在设立方式与形式、继承与转让、登记效力等方面,参照适用合同居住权规则的空间非常有限,法律适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民法典》第243条第3款、第1090条等形成第三层构造中的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于其类型化的基础上,需要朝具体化的方向填补漏洞。从而,促进居住权在我国的规范体系化和内容本土化之成长。

《民法典》时代居住权制度研究

通过对司法判决进行归纳,可以发现我国居住权存在设立方式比较单一、主客体适用范围模糊不清、居住权制度变动模式模糊等问题。对居住权制度进行历史回溯后,可以通过增加法定居住权、明确居住权的主客体、规定居住权公示配套措施、明确各物权优先级规则等举措,解决居住权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设立规则不明确、主客体范围模糊、权利冲突解决规则缺位的问题,使居住权制度实现中央提出的“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机制”要求,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功能。

《民法典》视阈下居住权的规则检视及体系构建

《民法典》物权编新设的居住权制度弥补了法律的空白,为相关物权纠纷的裁判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立法规则较为简单。为有效应对未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困境,本文旨在通过对《民法典》居住权规则的检视,指出权利、义务的界定亟待明确、居住权消灭事由亟待细化、“法定居住权”规则亟待补缺、遗嘱设立居住权规则亟待解释等规则缺失问题以及抵押权人和居住权人利益冲突等权利冲突问题,并以此提出完善、构建居住权体系的三个建议:1.权利主体、客体、内容的完善;2.法定居住权的填充;3.协调抵押权人和居住权人的利益冲突,以在《民法典》的基础上,配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的规范适用与完善路径

居住权源于古罗马的人役权,具有突出的保障性特征。我国《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仍坚持了人役性属性,以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居住需求为目的,但不再限于家庭亲属关系和无偿性。《民法典》依法规定了合同和遗嘱两种意定居住权的设立方式,在实践中亦存在法官依法以裁判方式设立居住权的情形。法定居住权缺位、权利主体有待明确、权利义务规定不明、权利消灭事由尚待补充,是居住权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完善居住权的相关规定以促进社会大众对居住权规则的准确理解与适用,应当增设法定居住权、明确居住权权利主体的范围、进一步深化居住权人权利义务的相关规定及补充居住权的消灭事由。

《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价值取向与适用问题:意定与法定的抉择

立法机关以保障特定自然人的居住利益为立法目的与价值取向订立居住权。然而,在《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设计中仅规定了意定居住权,这无法妥善保障家庭关系中弱势一方的居住权益。此外,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登记时的法律效力也存在争议,居住权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也亟需进一步明确。本文认为,应尽快设立法定居住权,明确不同方式设立居住权的登记效力,细化居住权制度实施规则,充分发挥居住权制度优势,从而达成房屋所有人、居住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民法典居住权规范适用的疑难问题研究

《民法典》对居住权的规定过于简单,需要通过解释论加以展开。《民法典》的规定坚持了居住权的人役性,但其与传统人役权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其人役性主要体现为权利主体的特定性,家庭关系和无偿性都不再是其属性要求。《民法典》并未排除法定居住权,可由法院在案件审理中通过裁判确认。基于人役权的属性要求,居住权人限于自然人。为了准确界定居住权人的范围,应当对居住权的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进行区分。居住权的消灭事由除了期限届满和居住权人死亡之外,还应包括居住权人抛弃居住权、居住权人和所有人身份混同、居住房屋灭失和居住权人滥用居住权等。以遗嘱设立居住权时不限于书面形式,只要满足遗嘱的形式要求即可,遗嘱居住权与合同居住权一样自登记时设立。

我国居住权类型化研究

从居住权的流变史可以看出,居住权的演进过程是一个被现实需求不断推进的过程,其功能的发挥取决于不同主体对居住权的各种需求.从居住权的演化历程出发,进而论述《民法典》将居住权的设立以意定方式确立了依合同设立、依遗嘱设立和法院裁判的居住权,但其设立方式仍有不足,难以实现房屋的有效利用.故从实际出发,厘清居住权类型,对居住权制度的功能进行拓展,探寻法定居住权与投资性居住权类型的设立确有必要.

《民法典》居住权制度探微

《民法典》居住权制度对于实现房屋利用的多元化、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居住权法律规范的正确适用有赖于对其予以妥当解释。居住权的功能定位应为“满足生活居住需要”;其主体应当限定为自然人;其客体应为“住宅”,既包括城市居民的住宅,也包括农村村民的住宅,既可以是住宅的全部,也可以是住宅的一部分;居住权的取得和消灭均应当在《民法典》的视野下作体系化理解。居住权制度适用中居住权人与所有权人、抵押权人、住宅买受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应基于民法理论予以解决。从体系化的角度来看,《民法典》中的居住权还应包括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

论裁判方式设立居住权

《民法典》仅规定了“合同”与“遗嘱”两种居住权设立方式,难以完全实现保障弱势群体居住利益的立法目的。基于功能主义释意模式的基本立场,法律解释应以法律所欲实现的功能为指导,这为人民法院以裁判方式设立居住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裁判方式设立居住权的规范基础,乃家庭成员之间的赡养义务、扶养义务等。在离婚财产分割、赡养、扶养以及继承纠纷等案件中,若原告未主张居住权,但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为存在设立居住权的可能,可就此向当事人释明。作为司法对私主体所有权的强制介入,只有经过再协商程序以及必要性审查后,才能作出设立居住权判决。判决书应明确居住权的主体、客体与期限。裁判方式设立的居住权采登记对抗主义。当居住权人不再符合享有居住权的条件时,所有权人可基于不同情形,分别向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以裁判方式设立的居住权。

论《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居住权设立方式之完善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的一大亮点就是将居住权纳入到我国物权体系之中,赋予居住权绝对的物权效力。这对于解决当前社会上纷繁复杂的居住权益纠纷具有重要意义。草案中关于居住权设立方式的规定只提及了基于意思产生的合同和遗嘱,当前立法者就居住权的制度设计仅仅落脚在意定居住权。但根据司法实践,意定居住权的内容通过合同、继承等法律制度即可解决。借鉴国外居住权设立方式,结合我国社会现实情况,法定性才是居住权设立的最大价值。法定居住权对于保障老年人特别是再婚老人的基本住房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就我国居住权设立方式的完善而言,一方面,必须增加居住权利法定取得的方式,其适用主体主要是老年人,特别是再婚老人;另一方面,应对意定居住权的特殊适用情形予以讨论,包括离婚配偶居住权和房屋所有权人为自己设定的居住权等。

《民法典》中居住权设立方式的困境与完善

居住权纠纷涉及婚姻、继承、物权的交叉领域,当前立法对于居住权的设立仅局限于意定方式且规定较为模糊,导致居住权的司法适用陷入困境。完善居住权的设立方式,一方面,以合同方式设立居住权约定不明时应进行类推适用;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自继承开始时生效,但未办理登记的,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另一方面,增设法定居住权,使居住权制度能够更好地发挥“扶弱”作用。

我国离异妇女居住权制度的构建

现行民法体系对居住权规定较少,《民法典》现有规定中对离异妇女居住权存在定位不清晰、适用主体不明朗等问题,导致大量离异妇女缺少基本住房保障,难以保证基本生活。为了更好地维护离异妇女权益,应扩大居住权内涵,明确居住权主客体,引入法定居住权制度,进一步构建完善的离异妇女居住权制度。

论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取得制度

我国民法典中关于居住权的取得制度以意定居住权为主,未涉及法定居住权取得制度,弱化了居住权制度在保护弱势群体基本居住权益方面的功能。为充分发挥居住权制度的优势作用,从根本上保障有基本居住需求人群的权益,应增设法定居住权取得制度,并限制法定居住权的启用,保障所有权人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