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典化背景下证据排除规范的体系重构

法典化以逻辑性与体系性为特征。在刑事诉讼法典化背景下,刑事证据排除规范有必要从规则研究走向体系化重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两分的阶层式审查框架为厘清刑事证据排除规范的逻辑前提,证据排除属于证据能力审查范畴,以取证程序违法为标准,包括非法证据排除与瑕疵证据排除。我国刑事证据排除规范有必要基于法定排除与裁量排除逻辑重构:法定排除以取证程序严重违法为标准,而裁量排除以取证程序一般或轻微违法为标准。《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第1句已规定了侵犯公民供述自由权的证据法定排除,但仍需就剥夺辩护权、侵犯绝对隐私权等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的证据法定排除完善立法;第56条第1款第2句及刑诉解释已规定了补正解释型裁量排除,但仍需就一般性裁量排除展开裁量理论建构,最终形成理论、立法与司法互动式的证据排除规范性体系,为刑事诉讼法典化提供理论支撑。

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排除的标准确定与制度构建

我国现有立法对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排除的情形规定过于局限,难以因应法律之实践,应适当扩大。股东在决议事项上与公司存在严重利益冲突从而威胁到公司的组织独立性是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排除的原因。应据此划定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排除的法定事项,但同时也应给予有限公司更多的自治空间,允许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约定股东表决权排除的适用或者选择不适用股东表决权的法定排除情形。瑕疵出资股东的表决权排除是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排除的一种特殊情形,其理论逻辑在于与股东身份受限对应削减的表决权,对此可运用法解释学对现有法律规定做出合理解释来建构。

新刑诉法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探析

今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此前"两高三部"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从实体规则和适用程序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内涵。新法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由非法言词证据扩展到非法实物证据,并对违法严重程度不同的多种非法侦查行为进行了理性的区别对待,经过对多元价值的权衡,最终确立了富有层次的三种排除模式。为保证制度实效,新刑诉法和两个证据规定还为排除规则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适用程序。这些突破性规定标志着我国向现代、文明、法治的刑事司法制度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德国刑事证据禁止利益权衡理论的演进及其借鉴

德国历经百年确立了体系化的刑事证据禁止理论,其中利益权衡理论在学理与判例的共同推进中逐渐确立通说地位。利益权衡理论以取证程序违法与法律后果为核心内容,实体层面以程序违法程度及犯罪严重程度为核心权衡因素;法律后果层面,存在证据使用、证据禁止及第三范式的后果。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背景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应秉承以理论推动立法与司法的思路,构建"行为不法—结果不法—惩罚必要性/责任"递进式非法证据排除判定之逻辑进路,以教义学理论推进证据排除的体系化建构,并为实务中裁量排除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应确立裁量排除的原则与规则,加强法官自由裁量权与判例的引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