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最高刑与最低刑之设定研究

法定刑的设定决不是可以随意进行的,它应该依据犯罪可能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来设定,而且社会危害程度的判断又必须依据相应的价值观念进行。只有这样,法定最高刑与法定最低刑的设定才有充分的依据,各罪法定刑的设计才可以达到平衡。我国在法定刑的设定上并非尽如人意,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量刑与其上游犯罪法定最高刑的关系

一、基本案情2017年6月,熊某因明知是他人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非法收购,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缓刑期间,熊某又向况某腮、况某军、伍某林、况某元等十余位非法狩猎犯罪行为人(另案处理)十余次非法收购他们非法狩猎的丝光椋鸟、八哥鸟、画眉鸟、喜鹊等野生鸟类2044只.

如果刘晓庆偷税罪成立,其法定最高刑期是多少年?

2002年7月24日,刘晓庆以涉嫌偷税犯罪被依法逮捕.这位曾以巨额身家名列中国内地富人排行榜第45位并自诩为"中国亿万富姐第一人"的大牌明星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量刑情节影响追诉期限之问题与调适——法定限制肯定说的提倡

当犯罪人具有可以变更法定量刑幅度的量刑情节时,法定最高刑的可能改变是否可以影响追诉期限的计算,素来是中国学理和实务中有争议的问题。持否定说立场之通说,会得出合理性和合法性均存疑的结论;既有的各种肯定说方案,又会不当扩大或者限缩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应当提倡“法定限制肯定说”,即基于实质解释论立场,对《刑法》第61条进行扩大解释。解释结论为,只有幅度变更必然情节才能影响追诉期限,幅度变更或然情节则不应影响追诉期限。此说既能合理地确立量刑情节对追诉期限的影响,又能实现对司法裁量权的有效制约。

减轻处罚之“法定刑”含义新探

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传统的见解认为,法定刑的含义是法定最低刑,这样,会出现管制难以减轻的难题。难题解决的方案一是可以减轻管制的期限,其缺点是缺乏法律的规定和支持。难题解决的方案二是将其理解为法定最高刑,根本不会出现管制减轻的难题,其优点是符合数学常识和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同时,在司法的运用上更具有合理性。

浅谈SMS相关人员权责方面的若干误区

本文阐述明确SMS相关人员权责方面对安全管理的重要意义,从审核工作实践出发,列举该方面的易发错误并初步分析其危害,有助于航运公司正确理解及编制体系文件并有效执行,持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政权建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8年3月14日《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发布以后,引起各方面的积极反响。为了进一步发展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再次公告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10月1日施行以来,一些地方法院就刑法第十二条适用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向我院请示。现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处刑较轻”。

超过诉讼时效核准追诉制度的实践展开

我国《刑法》规定了超过诉讼时效核准追诉制度及其适用条件,但却未对适用条件的具体内容做出详细规定,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核准追诉案件的证据标准应采用“双标准”模式;判断“法定最高刑”时,应考虑能够影响“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量刑情节;“认为必须追诉”的主体应包括司法机关、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于“必须追诉”的认定应对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在事实、证据达到立案标准后立即报请。

减轻处罚的含义新探

通行的见解认为,减轻处罚应该和从轻处罚相区别,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较轻的刑罚,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以外判处刑罚,即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这种理解建立在现行的立法基础上,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现行立法关于从轻和减轻的规定,却没有把握二者的制度宗旨,二者不是任由法官自由裁量的价值判断,必须作为方法问题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减轻处罚更是如此。

对危害税收征管罪刑罚预防的思考

对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的犯罪的预防 ,绝不仅仅是税务机关部门性的任务 ,而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一个与预防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与该法律体系相应的司法体制。在司法体制中充分发挥税务机关的专业属性和职能作用 ,是预防该类犯罪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简论严格限制民营企业家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

长期以来，对于富裕者阶层或管理者阶层的犯罪，除了其惹人眼球的新闻价值和成为人们荼余饭后的闲谈话题外，其实真正关注的很少。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法律，一直习惯于把犯罪主要看成是社会下层人员的问题；我们关注、研究和讨论的也多是盗窃、诈骗、抢劫、强奸、伤害和杀人等“街头犯罪”。于是，当作为创造社会财富与推动经济技术进步的基础力量的企业家群体犯罪日益突出时，强烈的现实反差使我们充满了种种困惑与迷茫：作为财富精英的企业家们，为何还会实施犯罪？中国企业家因触发刑事风险而倒下的事例层出不穷，这是企业家的“中国式失败”，还是更具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作为管理者阶层或“体面者阶层”的企业家，其犯罪又与社会下层人员的犯罪有何不同？对本应以诚信为立身和立业之本的企业家，当其犯罪屡见不鲜时，能否再简单地归因于“无商不奸”或“唯利是图”之类的伦理道德因素？在中国经济经过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为何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还难以达成追求财富与道德自律同步发展的社会期待？面对企业家犯罪远比街头犯罪更为广泛和深重的现实危害，我们仍然局限于以“街头犯罪”为重心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其问题意识、价值导向与实践贡献是否应当受到质疑？在科学治理犯罪的时代语境下，应当如何看待预防企业和企业家犯罪的特殊战略价值？顺应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普遍规律下，我们调节市场经济的法律和制度应当表现出什么样的规制与宽容，才利于在维护秩序与激发企业家创新潜能之间的和谐？对上述种种问题，我们往往迷茫着……迷茫，是因为知之甚少的无知，因而需要基于现实的问题意识加以理性的启蒙；迷茫还出于学界的功利与责任感的缺失，因而需要“接地气”的研究予以矫正和引导。这正是本次笔谈的初衷。以企业家犯罪现象的解析为支点，以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犯罪存在样态及变化轨迹的建构性和促进中国企业与企业家健康成长为主线，基于深刻反思与批判立场，揭示企业家犯罪的原因和形成机理，把握企业和企业家犯罪的规律与特点，形成正确看待和理性应对企业家犯罪的基本观念，并以此在拓展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形成治理犯罪的新理念和提出预防犯罪的新思路的同时，助推中国市场法治水平的提升与企业和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实践的发展。

论减轻处罚的适用困境及其对策

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答复认为,法定刑是指法定最低刑,减轻处罚是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处罚。当法定最低刑是管制刑时就出现难以减轻的困境,通过减轻管制的刑期或将法定刑理解为法定最高刑均可帮助走出困境。

入罪门槛降低:记者应远离敲诈勒索——析“两高”关于敲诈勒索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

敲诈勒索犯罪一直是我国常见多发的犯罪，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为有效惩治敲诈勒索犯罪，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八）》对敲诈勒索罪作出重大修改，降低了入罪门槛，提高了法定最高刑，并加大了财产刑处罚力度。不过，对于司法实践中已经屡屡出现的记者或假记者敲诈勒索犯罪，修正案（八）并未单独作出规定。

略论保险诈骗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16条将保险诈骗行为独立为罪。本文仅就该罪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保险诈骗是一个独立的罪名 就保险诈骗而言,它能否成为独立的罪名,取决于它是否被诈骗罪所包容。从诈骗罪与保险诈骗的比较来看,首先,它们在犯罪构成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1.在犯罪客体方面,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而保险诈骗侵害的是正常的保险秩序及法人财产权;2.在犯罪主体方面,诈骗罪的主体限于自然人,而保险诈骗的行为人则包括了自然人与法人;3.在犯罪客观方面,诈骗罪泛指隐瞒真象、捏造事实以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而保险诈骗仅指保险活动中虚构事实、隐瞒真象的行为。其次,它们在法定刑方面也有区别: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且罚金刑未明确规定罚金的数额;保险诈骗的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15年,而且罚金刑明确规定了罚金的数额。可见,保险诈骗不为诈骗罪所包容,它有自己独立的犯罪构成与法定刑,是一个独立的罪名。

金融危机下的反腐新视角

在不久前与网友的在线交流中,温家宝总理提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政府廉洁是支撑一个社会稳定的3个顶梁柱。而在这3者当中,政府廉洁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才能够一心一意促进经济发展,才能够采取各种措施实现社会公正。"然而,目前在我国。

简论经济犯罪与死刑

我国是世界上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极少数国家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犯罪也日益严重,立法机关希望通过死刑的适用来遏制经济犯罪。但事与愿违,死刑的适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还违背了刑罚的目的和罪刑均衡原则。因此,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废除对经济犯罪的死刑,规定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并附加适用财产刑。

对以“可能判处”确定级别管辖的反思——兼谈简易程序和职能管辖

在刑事诉讼中,以“可能判处”这一较为主观的标准来确定审判级别的管辖范围,确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和自诉案件的受案范围,是不妥当的,又有未审先定之嫌,影响庭审的质量和法官的裁判。故而建议修改采用“法定最高刑”作为其标准。

《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亟待修订

《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亟待修订张保强，张晨《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已于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由八届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该《决定》无疑对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公司合法权益以及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