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熵值法定权的组合模型在变形预测中的应用

本文在介绍新陈代谢GM(1,1)、BP神经网络、卡尔曼滤波等三种单一的预测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熵值法定权的组合模型,通过实验分别对单一模型和组合模型进行分析和论证。实验结果表明:基于熵值法定权的组合模型预测精度要比单一的预测模型进度有所提高,为高精度变形预测又提供了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权利法定视角下著作权兜底条款的适用进路

当前的著作权兜底条款存在学理定位不清与适用机理不明的问题。解决此问题,首先需要廓清权利法定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的本来面目。知识产权法定应作设权原则来理解,而非功利主义权利观的替代表述,其规范目的在于证立知识产权的绝对权属性。著作权亦须遵循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具体包括权利类型法定和权利内容法定。以规范目的为评价标准,著作权兜底条款不违背知识产权法定。在规范适用方面,著作权兜底条款是隐藏的法律漏洞,需根据规范目的限缩法条文义后适用。在法院援引兜底条款为裁判依据时,需从规范的适用条件、解释路径及适用效果等方面来综合判定。

物权法定视角下让与担保的信托构造与解释

让与担保作为罗马法中一项古老的物上担保制度,现已广泛运用于我国民商事交易活动。《担保解释》第68条首次对让与担保的合同效力和优先受偿权予以肯定,但让与担保的法律构造至今仍未明晰。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让与担保的物权效力时,也因其可能违反物权法定原则而存在裁判不一的现象。虽然实践中对让与担保的物权效力认定标准渐趋宽缓,但通过习惯法物权、担保物权将让与担保纳入物权体系仍存在解释上的问题。让与担保的实质是运用财产所有权以保障债权的实现。游离于物权体系边缘的让与担保不宜通过扩大解释《民法典》第116条将其纳入担保物权之中,可以通过信托法解释实现其与物权法定原则的契合,使之发挥类担保物权的功用,保护债权人利益。

《民法典》居住权的三层构造之解释论

《民法典》居住权呈现出结构化、层次性和价值多元的特质,但其制度设计未适当提取公因式,有待透过宽松的解释立场,完善和充实其三层法律构造的具体细节。《民法典》第366-370条形成第一层构造中的合同居住权,对其主体、客体、权能、消灭事由应该采取文义解释、目的性扩张、目的解释及体系解释等不同解释方法,在恪守物权法定原则之外有效保护契约自由。《民法典》第371条形成第二层构造中的遗嘱居住权,其在设立方式与形式、继承与转让、登记效力等方面,参照适用合同居住权规则的空间非常有限,法律适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民法典》第243条第3款、第1090条等形成第三层构造中的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于其类型化的基础上,需要朝具体化的方向填补漏洞。从而,促进居住权在我国的规范体系化和内容本土化之成长。

优先权之反思与重述

优先权的概念范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源自法国民法的狭义优先权长期游离于我国债物二分体系之中,已造成权利性质难辨、公示机制阙如和其他衍生的学理弊端。广义优先权谱系的创设存在语境虚假、效果无益、集合异类等显著缺陷。在狭义优先权中,一般优先权实为债权,特别优先权实为法定抵押权。此种法定抵押权与受其担保的主债权相区分,具有债法和物法的双重面相。其他所谓的“优先权”子项主要包括竞争中享有优待地位的资格和对因顺位判定原则或规则所生结果的描述。

物权法定原则下对船舶优先权法律性质的再思考

船舶优先权的法律性质问题在《海商法》出台30年后的今天仍争议不断,但《民法典》的出台整合了民商法体系在单行法时期的碎片化思维,使民商法的法律体系得到统一。在此基础上,应从民商法体系出发,对船舶优先权的法律性质再次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考。基于体系层面的思考方式,以物权法定原则作为思考视野,借鉴国外立法与实践的有益经验,通过比较法分析得出,船舶优先权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下既非物权也非债权,目前只能将其认定为一项具有担保物权功能的民事权利,而造成该结果的原因系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及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制下,对船舶优先权的具体性质归属欠缺体系层面的依据。这一问题需要通过在《民法典》中增设优先权这一担保物权种类或缓和物权法定原则予以解决。

论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功能与改进

居住权制度是我国民法典中新增的一项制度,回应了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我国民法典所确立的居住权制度具有完善住房保障制度、重视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体现住宅所有权人意志的财产保障等价值功能。在肯定居住权制度的价值功能时,应当看到这种制度存在设立类型单一、客体范围不明晰、权利义务有待明确、消灭事由不完整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居住权制度立法的相对保守,以及居住权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功能扩张。为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有必要进一步改进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内容,以期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功能。

物权法定原则的规范内容及发展

物权法定原则的规范内容即是指“定什么”和“法什么”的问题。从法条文义来看,物权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只能是物权的种类和内容,且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形成了一一对应的组合。通过对于物权法定原则立法目的及适用范围的分析,软化物权法定原则有必然性和可行性。我国对物权法定原则所依据的“法”做了最狭义的解释,但物权法对物权内容的框架性规定,使得物权法定原则下仍有一定的自治空间。为了使物权法定原则不流于虚名,习惯物权必须审慎适用,并受到物权法定原则的严格审查。

著作权法定的理论检视与内涵释义

著作权法定的内涵认知,既关乎著作权立法规范的科学配置,也影响著作权法律规范的有效适用。一方面,作为所谓的“著作权法定”参照物的“物权法定原则”,并不排斥兜底条款的立法设置,以及法官造法的司法适用;另一方面,基于著作权在制度生成、权利结构、权利属性上的特殊性,更使其无法得出所谓“著作权法定”的结论。基于此,“著作权法定”应看作是法定权利来源之义,而不是权利类型、权利内容和权利限制的类型法定和体系封闭。其具体内涵应解读为不宜采取“权利法定”的“物权化思维”,不该排斥“兜底条款”的规范设置,不应限制一定范围内的法官造法。

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格权法定主义的讨论

人格权法定主义是当前我国民法体系中对人格权的设定方式,兼具法定性与开放性。应对人工智能在现在以及将来对社会产生的诸多影响,采取人格权法定主义较为稳妥。因此,为规制人工智能这类新型技术,不应排除未来法律上进行人格权的拟制,法定主义优于非法定主义,通过人格权法定化是合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有效路径。

《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价值取向与适用问题:意定与法定的抉择

立法机关以保障特定自然人的居住利益为立法目的与价值取向订立居住权。然而,在《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设计中仅规定了意定居住权,这无法妥善保障家庭关系中弱势一方的居住权益。此外,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登记时的法律效力也存在争议,居住权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也亟需进一步明确。本文认为,应尽快设立法定居住权,明确不同方式设立居住权的登记效力,细化居住权制度实施规则,充分发挥居住权制度优势,从而达成房屋所有人、居住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民法典视域下习惯物权的困境和纾解

我国民法典坚持刚性的物权法定原则,而其本身规定的物权种类偏少,不能满足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需求,这就给与法定物权相对应的习惯物权带来了发展空间。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习惯物权由于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导致相关案件缺乏裁判依据,不利于人民权益的维护。为了切实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对习惯物权视而不见,应当通过民法典第10条的适用对刚性的物权法定原则予以适当的缓和,再通过立法的方式对习惯物权予以承认,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中对其认定,最终由不动产登记机关对习惯物权进行登记。

裁判设立居住权的解释论

在意定居住权之外,存在法院裁判设立居住权的空间,但应限定为在离婚财产分割、遗产分割及离婚经济帮助案件中以居住权为救济手段的情形,且法院只能依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为其设立,不得依职权径行设立。裁判设立之居住权应带有严格的人身专属性,以防止其任意流转。裁判设立居住权并不满足《民法典》第229条规定的构成要件,须在办理居住权登记后才发生物权效力;居住权未登记时,权利人尽管能够居住、使用特定住宅,但无法对抗取得所有权的第三人,也不得依《民事诉讼法》第251条对抗债权人的强制执行。

《民法典》时代居住权制度研究

通过对司法判决进行归纳,可以发现我国居住权存在设立方式比较单一、主客体适用范围模糊不清、居住权制度变动模式模糊等问题。对居住权制度进行历史回溯后,可以通过增加法定居住权、明确居住权的主客体、规定居住权公示配套措施、明确各物权优先级规则等举措,解决居住权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设立规则不明确、主客体范围模糊、权利冲突解决规则缺位的问题,使居住权制度实现中央提出的“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机制”要求,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功能。

《民法典》视阈下居住权的规则检视及体系构建

《民法典》物权编新设的居住权制度弥补了法律的空白,为相关物权纠纷的裁判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立法规则较为简单。为有效应对未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困境,本文旨在通过对《民法典》居住权规则的检视,指出权利、义务的界定亟待明确、居住权消灭事由亟待细化、“法定居住权”规则亟待补缺、遗嘱设立居住权规则亟待解释等规则缺失问题以及抵押权人和居住权人利益冲突等权利冲突问题,并以此提出完善、构建居住权体系的三个建议:1.权利主体、客体、内容的完善;2.法定居住权的填充;3.协调抵押权人和居住权人的利益冲突,以在《民法典》的基础上,配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的规范适用与完善路径

居住权源于古罗马的人役权,具有突出的保障性特征。我国《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仍坚持了人役性属性,以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居住需求为目的,但不再限于家庭亲属关系和无偿性。《民法典》依法规定了合同和遗嘱两种意定居住权的设立方式,在实践中亦存在法官依法以裁判方式设立居住权的情形。法定居住权缺位、权利主体有待明确、权利义务规定不明、权利消灭事由尚待补充,是居住权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完善居住权的相关规定以促进社会大众对居住权规则的准确理解与适用,应当增设法定居住权、明确居住权权利主体的范围、进一步深化居住权人权利义务的相关规定及补充居住权的消灭事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背景下对居住权登记的一些思考

自然资源部、广西自然资源厅在不动产登记领域开展“依法登记保护产权”学习讨论活动以来,全区各地兴起学习研讨的热潮。如何提升登记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切实将法治思维贯穿于不动产登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是此次学习讨论的重要主题之一。物权法定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物权中的基本原则,也是不动产登记遵循的根本。笔者从居住权登记的意义出发,对居住权登记的实务现状进行分析,对居住权制度进行思考,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促进居住权登记法治化、规范化。

论物权法定原则之缓和

物权法定是物权法中的基本原则,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严格固守物权法定原则,物权法将会脱离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扼杀新兴的物权,进而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大陆法系国家晚近的民事立法出现了物权法定的缓和趋势,我国的物权法定原则在实施的过程中应借鉴其他国家对该原则弱化和缓和的有益经验。

论地役权对物权法定原则之补充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主要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不能自由创设,也不能变更。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在土地利用中的协议自由。地役权的客体范围广泛,权利内容也不确定,为当事人灵活协议、更好地进行土地资源利用提供了空间,对物权法定原则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随着物之利用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创新,地役权的优越性已日益体现。

物权法定主义研究

物权法定主义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学者们对其褒贬不一。本文在探究其内涵及产生根源的基础上 ,认为物权法定主义并不违背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 ,物权法定主义在我国物权立法中应当得到坚定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