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法官原则:刑事管辖制度的确定性与救济性

刑事管辖作为程序性规则涵盖预先确定性和可救济性,发挥着保障司法公正之基础功能。实践中提级管辖适用条件模糊、指定管辖滥用及集中管辖正当性缺失等问题极大动摇了刑事管辖制度确定性根基,客观上造成了管辖制度不确定性的“危机”;刑事被追诉方事实上的管辖异议权及程序性制裁措施阙如使得发生管辖错误时缺乏救济途径。《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在即,有必要引入国际通行的法定法官原则,严格按照法律预先确定标准划分管辖法院的同时,也应明确被追诉人享有法定法官审判的权利,并规定违反法定法官原则程序效力相对无效的法律后果。

法定法官原则:我国管辖制度改革的新视角

我国司法实践中,常出现通过改变案件审理者而影响审判结果的现象,这与我国缺乏法定法官原则有关。法定法官原则要求法院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确定案件的管辖法院和审判法官,而不能在纠纷诉诸法院后自由裁量。我国管辖权制度改革也应当贯彻此原则,规范管辖权转移、明确级别管辖标准、禁止随意分配案件的审判法官。

法定法官原则在中国的新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法定法官原则要求在某一法律纠纷诉诸法院后,法院按照法律预先设定的标准确定案件的管辖法院和审判法官,而根据标准确定的法院和法官应当是明确、具体的。~1该原则第一次出现在法国1791年宪法中,自此之后被很多国家的宪法所接受,~2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宪法性原则。

法定法官原则:审判委员会改革的新路径

法定法官作为一项宪法性原则，其核心内涵是法院的案件分配作业必须受制于事先一般的、抽象的法律规定，何等案件由何位法官承审绝不能等案件诉诸法院后再临时委任某个法官。审判委员会闭门讨论决定案件是一种事实上废除法定法官原则的定案方式，它侵犯乃至剥夺了当事人的公正审判权，理应依据法定法官原则对之进行改革。审判委员会改组为刑委庭和民委庭后，所有原本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都由立案庭直接分配至刑委庭或民委庭审理。各级法院应该重新修订既有的案件分配规则，并改革审判委员会遴选机制，以使无行政职务的精英法官能进入审判委员会。此等改革不触动审判委员会的宏观指导职能及其行使方式，改革阻力应该不大。

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反思

与法院不同,检察机关管辖的理论基础并非法定法官原则,而是检察一体原则。法院管辖并不能直接决定检察机关的管辖。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的理论基础也并非“指定管辖说”和“专门管辖说”,而实为“指令管辖”。检察机关与法院的集中管辖互有关联,却是并不相同的两个制度,理应分别探讨。由此,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严格限制集中管辖的案件范围。改革不应当过分强调“检察院”的专业化,而应当以保证检察官不具有明显业务短板为前提,再来谈是不是要由部分检察院的检察官专办某些案件的问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更新对自身管辖法理的认识,但集中管辖改革不宜突破三大诉讼法关于管辖的限制规定,而只能在相关条文的解释空间内操作,同时有必要通过技术性手段来对冲改革造成的不利影响。

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意选定法官制度的冷思考

我国台湾地区新近试行的当事人合意选定法官制度虽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但若在大陆地区引进并推行 ,则须对该制度进行更加理性的思考。该制度不但背离了“法定法官”原则 ,模糊了诉讼与仲裁的区别 ,而且在我国大陆地区法官不独立、法官素质不高、回避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 。

刑事诉讼管辖的“不确定”危机及矫正——兼对管辖制度价值的检讨

我国存在对管辖制度价值的误解,管辖规范过于原则,指定管辖泛滥,这引发了刑事诉讼管辖的不确定危机。管辖制度乃"纯粹的程序正义"。它并非旨在追求裁判公正,而是以确定性为制度价值目标。管辖确定是法定法官原则的直接要求。此外,管辖权确定还有助于维护法院独立,贯彻平等原则,是控辩双方武器平等的前提,并有效率价值。为了实现对管辖制度的确定性矫正,应严格依照管辖规范确定管辖权,排斥于法不合的不确定因素。同时必须正视管辖制度中存在不可避免的不确定因素,并应予以克服:通过确立原则性的管辖权顺序规范,克服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及并案管辖中的不确定;遵循管辖恒定原则,维持审判过程中管辖法院的稳定性。指定管辖不应颠覆管辖制度的确定性价值,应谦抑适用,只适用于有必要解决管辖争议或转移管辖权的例外情形,且必须满足严格的前提条件。

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机制之检讨

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互联网法院审理规定》,互联网法院在受案范围、起诉方式、辩论场域及电子送达等方面全方位呈现出司法效率与便民价值。但囿于人工智能技术之局限性,立法须明确互联网法院本质乃为传统诉讼运行模式之在线化。而当在线电子诉讼平台仅为裁判必要辅助时,不可替代法官自由心证之全过程。互联网法院对传统诉讼模式提出新的挑战,立法应以专门法院设置标准为依据,对互联网法院设立之正当性进行充分说理;从法定法官原则视角妥善回应集中管辖的权力配置问题,并从证据调查的直接性原则视角进一步完善电子证据采信规则。

论公安机关侦查指定管辖

公安机关侦查指定管辖是指,在侦查阶段,上级公安机关机关依照法律规定,指定其辖区内的下级公安机关对某一案件行使侦查管辖权。通过梳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有关指定侦查管辖规定,发现公安机关指定管辖日益完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公安机关指定管辖的直接原因是管辖权存在竞合关系,内部动因是公安机关限期破案的压力,外部动因是公众舆论的压力。公安机关侦查指定管辖存在逻辑混乱、于法无据、衔接不畅等问题,其与法定法官原则冲突、与审判中心主义冲突。建议修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明确其授权条款地位。同时通过权利保障与权力制衡两种路径来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指定管辖的监督。

中国与德国民事司法的比较分析

与德国相比,中国的民事司法在裁判质量、审判效率以及程序公正等方面都有一定差距。德国的民事诉讼法自从2002年1月1日改革以来,不断推陈出新,日新月异。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制订与革新方面则显得过于谨慎与犹豫,200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也仅仅囿于改革审判监督和执行程序的范围。无论从法官总数的设定、法官独立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还是从法院执行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配置,乃至简易程序、督促程序、和解与调解等制度的完善与改进等方面看,德国的民事诉讼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诉讼制度改革提供思路。

从“工具导向”到“权利本位”:侦查指定管辖的性质校准

侦查指定管辖作为刑事诉讼管辖的必要补充,是其制度弹性的重要保障。内嵌于运动式治理逻辑的侦查指定管辖,逐渐呈现出适用条件不明确、适用次数无限制的泛化样态,以及监督制约机制缺失的超职权倾向,成为回应犯罪特征变化的技术工具。如此这般,盖因忽略作为管辖制度理论基点之法定法官原则的基本权利内核。未来,一方面,应从刑事诉讼法层面赋予被追诉人管辖异议权;另一方面,应着力提升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效能,明确错误管辖为违法立案的情形,多措并举深化侦查指定管辖的立案监督工作。

刑事案件适用七人合议庭的范围:现状、问题与出路

通过综合性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法院适用七人合议庭审理的刑事案件数量极少,适用比例极低;适用案件类型分布广泛,但是相对集中;被告人判处刑期分布广泛,重罪案件占比不高,但是除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七人合议庭适用于重罪案件的比例较高;以法院依职权启动为主,依申请启动的极少,启动受制于法院科层制的约束。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影响重大”条款不合理,适用范围设计未能充分考虑案件繁简分流和陪审员的经验优势,控辩双方的程序救济机制不健全。应当将法定法官原则作为指导原则,重构七人合议庭适用范围,取消“社会影响重大”的判断标准,明确七人合议庭适用于死刑案件以及被告人不认罪的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案件。应当排除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恐怖活动案件、危害国防利益案件、军人违反职责案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互联网法院的程序法困境及出路

互联网法院借助互联网技术审理特定类型的涉互联网案件,以全流程在线办理为原则,改变了诉讼行为发生的时空条件。互联网法院在现阶段面临的程序法困境主要包括设立依据有违法定法官原则、管辖范围的界定不够妥当、在线庭审的规则创新冲击民事司法之基本原则、诉讼规则忽视对当事人处分权和平等权的保障等方面。从立法上明确互联网法院的试点法院性质,科学设定互联网法院与普通法院在涉网案件管辖范围上的分界,正视视频庭审与直接言词原则的矛盾,完善在线诉讼规则,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是解决互联网法院现有程序法困境的合理选择。

立案登记制下诉权论的研究进路

立案登记制的推行对诉权论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事人起诉权获得基本保障的背景下,诉权论应往何处去是当前的重要课题。立案登记制仅是司法政策层面对诉权的保障,其引发的问题是诉权保障的高位阶化——法典化及诉权滥用、诉权保障之法治化标准问题等是后立案登记时代学界面临的主要课题。二元诉权论的合理性问题也是一直困扰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基础性问题,本文也对此作出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