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定原则缓和与非法定物权

在坚持物权法定的原则下,实行物权法定的缓和也是物权立法的趋势,否则,严格固守物权法定原则,物权法就会脱离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可能会扼杀新兴的物权,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物权法》在奉行物权法定原则的同时,也应当实行物权法定的缓和。

论物权法定原则之缓和

物权法定是物权法中的基本原则,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严格固守物权法定原则,物权法将会脱离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扼杀新兴的物权,进而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大陆法系国家晚近的民事立法出现了物权法定的缓和趋势,我国的物权法定原则在实施的过程中应借鉴其他国家对该原则弱化和缓和的有益经验。

物权法定视角下让与担保的信托构造与解释

让与担保作为罗马法中一项古老的物上担保制度,现已广泛运用于我国民商事交易活动。《担保解释》第68条首次对让与担保的合同效力和优先受偿权予以肯定,但让与担保的法律构造至今仍未明晰。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让与担保的物权效力时,也因其可能违反物权法定原则而存在裁判不一的现象。虽然实践中对让与担保的物权效力认定标准渐趋宽缓,但通过习惯法物权、担保物权将让与担保纳入物权体系仍存在解释上的问题。让与担保的实质是运用财产所有权以保障债权的实现。游离于物权体系边缘的让与担保不宜通过扩大解释《民法典》第116条将其纳入担保物权之中,可以通过信托法解释实现其与物权法定原则的契合,使之发挥类担保物权的功用,保护债权人利益。

法定物权的社会成本——两岸立法政策的比较与建议

在台湾地区,物权法定原则已经理论检讨而有松动的倾向,以因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在两岸的民事立法中,法定物权似乎仍未加检讨地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法定物权固然有诸多合理的经济与非经济方面的价值,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分配的公平等,但是也会制造未必能够内化于交易本身的显著社会成本,如确认物权状态的成本,以及因不合特定交易需求而发生的排除、补充与防止法定物权的成本,并会扭曲竞争机制。法定物权与物权法定原则固有区别,惟在国家介入财产权关系方面,实秉承一脉相承的立法政策,故亦应从私法自治的基本理念出发加以检讨,建立妥当的法定物权立法政策。

论地役权对物权法定原则之补充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主要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不能自由创设,也不能变更。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在土地利用中的协议自由。地役权的客体范围广泛,权利内容也不确定,为当事人灵活协议、更好地进行土地资源利用提供了空间,对物权法定原则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随着物之利用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创新,地役权的优越性已日益体现。

物权法定主义研究

物权法定主义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学者们对其褒贬不一。本文在探究其内涵及产生根源的基础上 ,认为物权法定主义并不违背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 ,物权法定主义在我国物权立法中应当得到坚定的坚持。

对物权法定原则的重新审视

物权法定原则之始初的目的是整理旧物权,防止封建物权的复活。在现实生活中,物权法定主义获得了保障交易的便捷、安全等实证上的优点。但是物权法定主义因其对物权种类和内容的限制也导致了物权法的僵硬性,而我国正处在激烈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新型物权不断在实践的探索中形成,物权法明确规定物权法定原则,必然会抑制新型权利的出现。如何在物权法定模式下实现当事人一定程度的私法自治,对新出现的物权种类在法律上及时总结、承认,从而适应社会的演进,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论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

物权法定原则在现代社会存在的根据为维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易快捷。《物权法》虽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但并没有规定如何解决克服因物权法定的僵硬化所带来的问题。物权法定原则确有滞后于社会生活的弊端。一方面物权不得不实行法定,另一方面物权法定又面临着僵硬化的问题。物权法定原则涉及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及资源分配,可考虑通过立法解释来缓和物权法定之僵化问题。

论物权法定原则与类推适用

类推适用是民法漏洞补充的基本方法之一,其作用是弥补法律漏洞,使法律未规定的事实有法可依。物权法定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包括类型强制和类型固定。物权法定并不当然排除类推适用,在类型强制下,不得类推创设新物权,但是在类型固定下,可以类推,确定权利义务。类推适用需要严格的程序和说理,不得滥用。

回归习惯法视野的典权制度与物权法定

典权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不动产物权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典制长期作为民间习惯法制度广泛流传、沿用,直到《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的颁布施行,传统典制终于完成向近代典权的历史演变。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典权在我国大陆地区再次沦为习惯法制度,新颁布的《物权法》依然没有对其予以规定。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如何对现实生活中的典权关系进行调整,文中认为不能否定典权,由其他物权或债权制度替代,可以通过物权法定缓和之运作,将典权作为习惯法上的物权予以承认,并继续交由习惯法调整。

在意思自治与法律强制之间——关于物权法定原则的思考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一项古老原则,曾被认为是我国制定物权法立法过程中最少争议的原则。但一段时间以来,对该原则的质疑多了起来,有人认为物权法定原则造成了物权体系的封闭和僵化,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客观地说,在目前,坚持物权法定比允许物权自由创设更符合我国的实际需要,能够更有效地保证交易安全和交易迅捷,有效地控制交易成本,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物权法定主义及其当代命运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是物权法定主义之要义。但是,物权法定主义过于僵化,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故对物权法定主义应采取缓和态度。物权法定主义之"法"应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能依习惯创设物权;物权法定的内容仅包括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禁止类推适用。

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决定了物权法的基本性质与特征,也严格地限制了当事人在创设新型物权、改变既有物权之内容等方面的意思自由。物权法定原则的内涵是指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以及公示方法由法律规定,原则上不能由法律之外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定,也不能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的种类以及确定物权的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作者比较了物权法定模式的表述方式和基本功能,并认为我国物权法中物权法定中的“法”应当被主要限定为法律;司法解释应当具有一定的创设物权的功能;判例不能创设物权。当事人关于物权设定的约定违反物权法定原则的法律后果,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确定。

物权法定主义价值演进与合理性分析——我国物权法的制定是否应当坚持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主义被视为物权法的首要原则,是物权法强行性的重要表现,在确认物之归属、调整物之利用等方面发挥了其他原则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整个物权法结构体系中处于枢纽地位。可以说,没有大陆法系的物权概念,就没有物权法定主义,没有物权法定主义,就无法建构物权法体系。但物权法定本身有一个度的如何把握问题,法定哪些权利、法定到何种程度,涉及物权法定的宽严限度。即应在不动产的所有者利益、利用者利益和资本金融利益以及生存利益等诸种利益间的矛盾与冲突之中,谋求效益与公平价值的平衡。

论地役权对物权法定原则漏洞的补充

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主要是指物权的种类及其内容必须依法律制度 ,当事人不能创设 ,也不能变更。这一原则使当事人在土地利用中协议自由受到很大限制 ,地役权具有权利内容不确定的特点 ,为当事人协议利用土地提供了空间 ,对物权法原则起很大的补充作用。

物权法定缓和的绝处逢生与继续完善——《民法典》规定“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概念价值

《民法典》第388条规定了"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的概念,学说作出了不同的解说,使意定担保物权不只局限于《民法典》的物权编,也扩展到合同编规定的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和保理等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扩展了担保物权的类型。但是,规定"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概念的更重要价值,是将《民法典》以及其他没有法律规定的让与担保等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纳入了担保物权的范围,使《民法典》规定的刚性物权法定原则增加了柔性,实现了担保物权类型的缓和,对于其他物权类型的缓和也提出了新的思路。通过制定法、法官法和习惯法的扩张,进一步扩大物权法定缓和的适用范围,将使我国的物权法定原则具有弹性,能够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交易实践服务。

论支配利益的多样性与物权法定主义之协调——以罗马法役权制度为角度

在罗马法上,当役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而具有了他物权的性质的时候,物权法定主义便随之确立。由此,物之支配利益的多样性与物权法定主义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为了协调社会需求与法律需要之间的矛盾,罗马法向我们展现了诸如详尽细化、适度抽象等一系列物权法定主义的役权法律技术。这些法律技术促成了罗马法役权基础上用益物权体系的建立,为近代大陆法系民法所借鉴,并对我国物权立法具有启迪意义。

物权法定原则存在的必然性

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必须由法律统一地规定。基于物权法定原则的存在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具有显著的现实功能,我国的物权立法必须坚持物权法定原则,以此梳理现有的物权种类,确立稳固的物权法结构。

物权法定主义存废论——以检讨物权法定主义之批判为视角

尽管物权法定主义自罗马法以来被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奉行,成为其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但该原则仍饱受质疑,对其存废问题一直争议不断。到了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更是惨遭猛烈的批判,尤其是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在祖国大陆否定者也不在少数。学者们的批判意见可归为废弃说和缓和说两类。通过对这些批判观点的检讨,发现并无力击倒物权法定主义,于是一一回应,边破边立,最后表明观点:必须继续坚持物权法定主义不能动摇,这是人类交易所需,是由物权的特性决定的,物权法定之“法”不能包括习惯法也不能从宽解释,仅指狭义的“法律”。以回答物权法定主义应向何处去(存或废)的问题。

论物权法定与意思自治之缓和——评我国涉外物权法律适用中引入意思自治的合理性

我国涉外物权法律适用规则首次引入意思自治原则,取代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物之所在地法作为选择准据法的依据。然而物权法定是国内物权实体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强制性规范,且包含有重要法律秩序利益。多数学者认为此规则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其忽略了民法上物权法定主义缓和的趋势以及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大适用了满足交易便捷和法律适用灵活性的现实需求。在国际私法层面,应当厘清物权法定之缓和空间,给予意思自治原则以合理适用余地,有利于克服单一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僵化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