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权法定的一般除斥期间弹性化的证成与路径

解除权法定的一般除斥期间有固定为一年与弹性化两种主张。立法者采纳了前者,但前者理据显著不足。固定为一年的学者主张解除权法定的一般除斥期间类推撤销权一年除斥期间,在比较法上却尚无先例,而且撤销权一年除斥期间侧重撤销事由的可归责性而轻视其他影响因素的设定模式,并不适合解除权法定的一般除斥期间,因解除已不以解除事由可归责于债务人为要件,而主要以根本违约与指定期限内不履行作为要件。立法者还遵行了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限之观点,将解除权一年除斥期间绝对固定化,但该观点系我国传统学者对比较法残缺继受的片面认识。德国民法中的撤销权一年除斥期间作为混合的除斥期间即可以中止,故该观点作为立法依据有失妥当。另外,在解除权除斥期间的规范目的上,立法者与固定为一年的主张者主要关注“合同关系的尽快确定和稳定”与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而忽视了其余两项规范目的:避免债务人遭受不合理损失、面临风险、丧失其他交易机会,以及防止债权人以债务人的损失为代价进行投机,而且固定为一年的主张者仅做了纯理论推导与少量裁判文书的分析,因此,均无法证成解除权法定的一般除斥期间应固定为一年。与之相反的是,解除权法定的一般除斥期间弹性化理据充分。为实现规范目的,解除权除斥期间需要考量合同类型、特定合同的规范目的、合同标的易腐性与季节性、标的易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标的因遭遇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而毁损灭失的风险、替代交易的难易程度、不履行的类型、继续履行的可能性、法律咨询的时间以及其他合理因素,而具体案件中考量因素具有差异性,一年固定期限无法适应该种差异性,暴露出过长与过短的法律漏洞,因此,解除权法定的一般除斥期间弹性化是适应具体案件中考量因素差异性的理性选择。除催告因素外,解除权法定的一般除斥期间又与催告后的解除权除斥期间考量的其他因素相同,故其与催告后解除权除斥期间应同样适用弹性化期限,而且司法裁判的经验总结亦印证了这一点。此外,解除权法定的一般除斥期间只有弹性化,允许除斥期间发生的不可抗力、当事人欠缺行为能力或死亡、当事人受胁迫以及协商或调解均可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才符合法律评价的一致性。为实现解除权法定的一般除斥期间的弹性化,《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应新增解除权一年除斥期间中止、缩短、延长的动态体系化规定。

法定的债权移转之下的保险代位权制度的困境与选择

在以防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这一统一的价值引领之下,大陆与英美两大法系发展出法定的债权移转与权利法定代位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由于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的局限,法定的债权移转无法有效地防止被保险人的不当得利,而权利法定代位则有助于克服前者所面临的困境,并以此成为一个相对优化的制度选择。我国目前的研究已经对法定的债权移转的困境展开初步的检讨,但是,其尚未对不真正连带债务这一基本理论构造进行深刻的批判。因此,当下的研究有必要上升到防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这一价值高度,由此证明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所构造的保险代位权制度存在着价值落空的困境,从而为我国当下保险代位权制度的重塑奠定基础。

应把监事纳入法定的竞业禁止主体范围

将竞业禁止主体限定为董事和经理,是我国《公司法》的一大缺陷。监事也存在着从事竞业行为的可能性,而现行《公司法》对监事义务的设定难以起到抑制监事竞业行为的作用。因此必须以法定的形式对监事课以不竞业义务。

探究型非法定的城市形象规划编制管理探讨--以广州市花都区城市形象规划为例

当前,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中的非法定规划分为行动型与探究型两类。广州市花都区城市形象规划作为典型的探究型非法定规划,是一种综合的城市营销与城市建设方案,包括城市理念形象、城市视觉形象、城市行为形象3个部分。通过对其理念形象、城市风貌、城市界面、开敞空间、园林绿化和城市地标等专题内容和成果形式的介绍,讨论其与花都区相关法定规划之间的关系,认为探究型非法定规划的编制管理应重点考虑其项目的立项、与规划管理实际的对接和对规划成果的评价。

税收法定的学理阐释及其进阶路径

税收法定承载着廓清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凸显人大主导地位、彰显纳税人同意和促导央地协同善治的四重使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推进税收法定成效斐然,至2020年将基本实现有法可依和依法治税的目标。但学界过于偏重税收法定之法律保留的意涵,易限缩其作用场域,对制度实践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应在明晰税法应然定位的基础上,强化人大的实质性主导地位,充实税法内容并相机清理规范性文件,增强税收立法的开放性与回应性,有序赋予地方某些税收事项决定权,更为有效地推动税收法定进程。

行政主体法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行政主体法定理论深受行政被告资格制度与理论的影响,简单说来就是行为主体、权力主体和责任主体的统一。行政主体的职权来源于宪法、组织法的规定或者单行立法的授权,其他法律形式不具有确定行政主体的资格。行政主体的范围被界定为:政府、政府部门和派出机关。但是这样一种理论和制度,难以解释行政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无法回应行政主体进一步多元化的客观现实,例外行政主体的理论和制度也存在不周延之处。因此,主体法定理论应该坚持,但是应该重新解读为政府根据立法确定行政主体,但是要受到约束,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由政府确定权力,建章立制,将行政主体确定规范性文件公开,同时兼顾行政体制,理顺权力关系。

论权力清单与职权法定的内在逻辑

"职权法定"要求行政职权的取得、行使和责任承担等方面都必须于法有据,"权力清单"制度的构建也是为了建设有限政府和法治政府,但两者在适用过程中却出现了矛盾,亟待解决。从内涵和性质而言,权力清单是依据法律、法规对行政权进行的细化,而非创制,同时,在细化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原则。行政权的行使所依据的是法律法规的规定,而非权力清单的内容。因此,公民进行权利救济时也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而将权力清单作为支持诉求的证据。

人格权法定的宪法之维与民法典编纂

人格权法定存在两种不同语境:一是立足于人格权类型、边界的明确,二是着眼于人格权的权利基础。人格权法定的肯定论多强调前者,否定论则主要从后者出发。事实上,人格权的基础既非民法赋予,也不是来源于宪法:宪法规范存在多种类型,人之尊严、人权不是宪法权利,而是实证权利的价值基础,其与民事权利仍然泾渭分明。从立法技术上看,人格权法定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民法、宪法对人格权采取了不同的类型技术,标准在于个人受义务主体侵害的可能性;民法人格权与宪法人格权均具有开放结构,但新生民事权利仅对宪法权利具有类型联想意义。在人格权类型和边界的界定上,"民法典(草案)"取得了重要成绩,但仍应作出相应修改。

论物联网技术发展对物权法定的挑战

物联网技术的普遍运用会根本性地改变物权法定的技术前提和现实基础,而其固有的局限性却愈加明显,现行法律需要对新技术带来的改变作出适应性调整,在新技术的保障下,公示公信取代物权法定可能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关于行政程序法定的思考

行政程序法定是基于控制行政实体权力 ,补救、平衡行政关系中的不平等关系而产生的 ,目的是为了相对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以体现行政行为的公正性。行政程序法定必须确定的基本制度至少应包括行政公开制度、听证制度、职能分离制度、说明理由制度、不单方接触制度、回避制度、时效制度等 ,我国行政程序法定还必须注意若干方面的问题。

论违反物权法定的后果

物权法定的实质是否定当事人违反物权法定所设立的权利具有物权效力,这推不出违反法定物权种类或者内容的合同当然无效,也不意味该行为不可能承担其他法律责任。

行政权不得推定与行政权法定的实现

行政权推定行使,已成为行政权越权、滥用的基本口实。本文从权力不得推定出发,阐明了行政权不得推定的理由依据,指出其现象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政权法定,为行政权的行使设定了基本界域。

论我国税收法定的缺失及其实现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税收法定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和税法基本原则,其本质在于对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及对国家征税权力之限制。目前,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及税收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折射出税收法定及其基本精神在我国的缺失。因税收法定之缺失而产生的危害,需遵循税收法定之基本精神与要求,从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确立最高立法机关对税收基本制度的专属立法权、规范与监督税收授权立法等方面予以消解,进而实现税收法定。

试论物权法定的必要性

物权是与债权功能相对的财产权。作为交易的对象和前提,其特性决定必须公示才能确保交易安全快捷地进行,公示的复杂性决定了物权需法定,此为物权法定主义之理论根据。从实证看,物权法定主义对我国社会生活有着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物权的法定系客观使然,而非主观臆断,只有继续坚持,才是明智的选择。

我国税收法定的现状、逻辑与路线图

税收法定原则是财政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一个重要支点,但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财税往往是民主、法治的突破口,税收法定主义旨在实现良法善治、落脚于维护公民权利。税收立法应与当前改革形成良性互动,积极稳妥推进。新设立税种可直接由全国人大立法,同时,加快现有"条例"上升为法律的进程。在法律框架下、全国人大授权范围内,政府仍可制定规章、解释与细则,并相机抓住改革的时间窗口,协同推进各项改革。

预算法定的困境与破解——兼论新时期依法监督和管理预算的现实有效性

现代预算制度产生与发展的标志是预算法定,一方面,政府式委托代理关系在预算领域提供法定方式形成"法约"型契约关系,由此,通过预算编审权的配置形成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另一方面,预算法制归属于公法,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即预算法定原则,预算法定意味着预算安排应该由立法程序或法律确定,实质上是要求预算民主化,强化预算约束力。但由于"契约"的不完备、不确定性,转轨期的不稳定性,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市场经济的波动性等,预算法定存在现实困难。针对此,预算准则应以法理为先、着重确立法律精神、兼顾文理,预算法制要预留空间和弹性、功能互补,预算现实活动通过年度预算安排进行相机决策,在依法确定年度预算的基础上将预算法制长期约束和年度预算的短期安排有机结合,二者长短互补体现预算法定的精神和原则,实现各预算角色的科学分工、权责有效配置,由此,依法监管预算的依据也应该是一系列预算法律法规所构成的预算法制体系以及每年经过人大审批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年度预算。

物权法定的含义与原因辨析

物权法定的含义是物权统一,其原因是保护财产和利于交换及其安全。通说认为的整理旧物权并防止封建复辟、反映生产关系以维系经济政治制度、物权和债权的区别及降低交易成本都不是其原因。

试论税收法定的前提与基础

从税收法定的前提与基础为均衡经济发展水平出发,针对我国非均衡的经济发展国情,指出应秉承实质公平的理念,合理配置税权以及加强税收调控,在此基础上再落实税收法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实质公平。

试论《自由大宪章》税收法定的萌芽、成熟及发展

《自由大宪章》因税收危机而产生,故税收便有了"宪政之母"之称。《自由大宪章》开创的"无代表则无税"的税收宪法原则,其精义可概括为: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保护人民的财产权。浸润着人权观念、契约自由观念、人民主权观念的《自由大宪章》,其税收法定原则经过英美法革命的实践,日益成熟和完善。如今,各法治国家无不将课税权转归于国民全体所掌握,其税收立宪也都是以对税权的制约和控制为核心。《自由大宪章》对后世各国税收法治建设产生的深远影响,势必也将推动变革中的中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的立法表达

针对物权法定的立法体例问题,物权法定应回归法典物权编,同时为贯彻限制私人形成自由的规范意旨,应表达为针对私人的禁止规范,而非针对公权力的授权规范。就其具体表述上,"法"之外延,应作宽泛界定,但凡有权为私人设置强制规范者,皆在其列。为便于适用,物权法定可设计为包含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之完全规范,可考虑的表达如:"当事人违反制定法或习惯法,创设新的物权类型时,其创设行为无效;约定异于法定之物权内容时,以制定法或习惯法未有其他规定为限,其约定无效。"